“圆满”的毁灭（2）

　　（二）索赔路上的泪水

　　尽管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事先没有任何预兆。尽管孙翠娥是那么难以接受，因为他们在幸福生活的路上还走得太短。但这已成事实，陈大勇的腰椎断了，站不起来了，也许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这还真就是现实，是已经是明摆在孙翠娥面前的现实了。但孙翠娥毕竟只是个女人，她仍然抱着一丝侥幸和幻想，她相信医生说的那些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在自己的精心护理下陈大勇又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帅呆了地摆动他那“伟人”般的手臂，把自已揽入怀里，骄傲地搂着自已从医院出来，一路上在各种认识和不认识的目光护送下，回到他们俩的爱巢，享受那激情涌动，享受那骤风暴雨。

　　现实就是现实，无论孙翠娥的护理精心到何等程度，无论孙翠娥对未来的幻想如何的如诗如画，奇迹最终还是没有发生。

　　半年后的一天上午，陈大勇出院了，他没有能站起来帅气地将爱妻揽入怀中，而是坐着那一辆“奔驰”牌的轮椅面无表情的被推了回去。

　　已进入了金秋十月，天空中不再有七月的绵绵细雨。但干燥而寒冷的天空中布满了灰色，所有的路人都行色匆匆，满是忧虑，透着对生活和未来的无奈与绝望。

　　这个还不到三十岁的男人，他人生的“雄风”才开始狂吹，他精心设计好的精彩人生才刚刚拉开帷幕，导演却在这个时候告诉他说：“你演不了啦，你可以退场啦！”这样的酸楚叫他怎么能接受？再说了，这人生哪能完全跟演戏一样一样的，一场戏演不成了，可以下场再演，即使永远也演不成，最多也就只是面对个明星梦的破灭和做个平凡人的下场。“此路走不通，换条路再走，天生我才必有用，不信今生没路走”。可陈大勇今后的人生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他的脚没法走路了，这世界的道路千万条，但无论是那一条也许都与他的那双脚完全无缘了。

　　说实话，这陈大勇，到了他这个份上，其实他已经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了。他想过，只要把眼睛一闭，脚一蹬，一切都一了百了。可是他放心不下父亲，老父亲都七十多岁的人了，并且一身的病，一天到晚总在不停地哼哼、不停地喘着“粗气”（哮喘）。因此他又一次否定了自己所做出的那个重大决定。他不敢死，他害怕死，他恨哥哥为什么几年前就那么“自私“地死了。要是哥哥还好好地活着，他也用不着那么纠结，他完全可以无牵无挂地去死。至于爱妻，他到是没想那么多，因为她还年轻貌美，只要自己死了，不连累她，她很快就可以寻找到自己的”性福生活“。因为他相信《好了歌》里那段唱词：“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看来，这陈大勇是想死也死不成了。那怎么办呢？死不成当然就只有另外的一种选择，那就是活着，即使活得像猪、像狗、甚至活得给猪狗们做孙子，他也得活着。

　　活着，不仅仅是一句话的事。人只要还喘着气，那就是“进口货”，就得一日三餐往口里进食。像陈大勇这样的人，腰断了，站不起来了，不可能再为单位贡献自己的一切，那他“进口”的那些东西从哪里来？单位会管他吗？孙翠娥会管她吗？

　　自从陈大勇从三楼的脚手架上“飞”下来以后，单位还真是一直没有忘记他，住院的所有费用单位都给出了，在整个住院期间，单位也一直派人在医院护理，领导们也去过好几次，总是安慰他要想开些，总是告诉他要安心养病。出院后，单位里也派人来过几次慰问，工资也一直一分不少地在发着。而孙翠娥，和陈大勇也算是患难夫妻，刚进城那些年，双双都算是苦力的“脚手架”，她的母亲患了癌症，没有钱医治，是陈大勇用自己的血汗，好歹让老人一直能留在医院，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将老人送走以后，是陈大勇鼓励孙翠娥扬起了生活的风帆，是陈大勇帮助她抚平了内心深处的创伤。又过了整整两年，陈大勇在建筑公司当上了队长，孙翠娥也做了酒店的大堂经理，彼此也算都做了领导，都混上了“仕途”，这时候他们才发现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对方，都应该谈婚论嫁了。

　　半年前，就在孙翠娥工作的阳光酒店，他们也向城里人一样的时尚，双双走进了神圣的婚姻殿堂。陈大勇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们俩回答主持人那坚定浑厚的声音仍然在自己的耳边回荡。“陈大勇先生，你愿意娶孙翠娥小姐为妻吗？无论富贵、贫穷、甚至疾病”。“我愿意。”“孙翠娥小姐，你愿意嫁给陈大勇先生为妻吗？无论富贵、贫穷、甚至疾病。我愿意。”

　　是的，孙翠娥说“她愿意”。在那个时候，在那么多亲朋好友的喝彩声中，孙翠娥的回答也没人能听得出来她有半点的犹豫。当时，他们的挚友金六福和另外的几个好友就坐在他们的正对面，想必他们都还记得，都还可以作证。再说，孙翠娥不可能是那种不讲情义的人，只要自己不死，只要自己还喘着气，她就会不离不弃。

　　这用不着谁来证明，这从出事至今，孙翠娥一直在用实际行动来践行着自己的诺言。陈大勇知道，妻子的内心十分痛苦，但她一直就这么强撑着把自己像照顾一个孩子一样地照顾着，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就这么让她一个女人强撑下去。可也就只能是想想了，一个残废的男人，虽然坐在“奔驰”上也能活动活动，但也就只能是在那几十平方米的空间里，就连床上那点需要自己也给不了她，还能帮她做什么呢？

　　冬去春来，那刺骨的寒风倒是渐渐地远去了，春天里明媚的阳光和那绿色的大地也如约而至，可单位里也渐渐地没有人来问候了，陈大勇的工资也被单位停发了。到了这个时候，陈大勇才真正感觉到自己活着所将要面临的形势是多么的严峻。建筑公司，那是因为建高楼而成立的，它不是民政局，也不是残疾人联合会，老总说的也不可能比唱的好听。因此，他们是铁了心不管自己了。

　　陈大勇虽然也就念了个高中毕业，但他知道，自己如今的残废，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不小心所至，但他也是为了公司，为了将质量要求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决不是自作自受，更不是罪有应得。因此，他必须要找个说理的地方，必须要找个人给自己埋单。否则的话，自己下了那么大的决心要活下去，最终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进口”的东西哪里来？到了父亲也完全动弹不了的时候，父亲吃的、看病和打针的一切费用从哪里来？一日三餐又从哪里来？

　　陈大勇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这无论如何他也得找到自己和父亲将来“进口”的出处。否则，还是只有死，即使现在不死，等到将来有一天也会被饿死，同样都是一个死，还要留下一个天大的笑话。

　　陈大勇也算是多少有一点法律常识的人，他也想过像他这样的情况，一种办法是找单位协商解决，另一种是通过法院打官司解决。可协商能行吗？如果对方有诚心帮助自己的话，那为什么会不闻不问？为什么都不用通知自己就把工资给停发了？打官司倒是也可以考虑，因为法院就开在那里，谁都有权利进去递个起诉书。陈大勇虽然还不到三十岁，虽然他“没吃过猪肉”，但也不是连猪跑都没见过。从老家到城里，周围这许许多多的人中，少不了有些人会遇上事情，也少不了有人坚信法律是公正的，可这么些年来，他所见到的那些打官司的人中，还真就没有一个“有什么好下场”。有的因为诉讼费、因为跑路费、因为活动费、因为在外的吃住以及车旅费等等，将家里弄了个精光，最终还背上一身债务。也有的因为“功夫不负苦心人”，跑了，跑得太久了，法官们“感动”了，最后判决下达了，其结果要么判决的数额还顶不了他们跑路所欠下的债务，要么判决书最后也就是一纸空文，三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强制执行也申请了，判决书还是只能存放在自己身上，最终也只能把自己塑造得像祥林嫂一样，遇上愿意和自己搭几句话的人，就拿出那判决书来让人家看一看，然后再一同骂上一会的娘，该怎么样还只好继续怎么样。因此，陈大勇是铁了心了，打官司这条路无论如何他是不敢走下去。

　　这也不是，那也不能，东也不行，西也不妥。那陈大勇他该如何是好呢？因为这个时候，他还是选择继续活着，那无论如何就得继续想办法。

　　是啊！就这么一个人想破了脑袋也不管用，多个人总会多一份主意。虽然要承受这么些精神上的负担，陈大勇还真不想让妻子来帮着分担，但他也没有办法啊！这些天他虽然一直在绞尽脑汁，可实际上早已经山穷水尽了。

　　“对不起了，老婆，谁叫咱们家走到这一步呢？”陈大勇终于鼓起了勇气和妻子将这天大的事一同商量起来，他把自己的想法和一切利弊关系都十分透彻地和孙翠娥分析了一遍。孙翠娥可没他想象的那样婆婆妈妈，而是语气十分坚决地说道：“那就找他们协商吧！即便协商后没能解决，也不过就是让咱们多赔上一些口水而已，难道他还能让咱们家倒贴钱/”听到妻子这么说，陈大勇也同意了，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这最后的决心下了，方案也大体出来了。说实话，就当今这个社会，还真没有什么理好讲。再说，就九十年代初，媒体也就只有那么几份固定的报纸，外加电视的几个固定栏目，大多也就只能报一报官方的正面消息，谁要想在媒体上炒一点效应，那是万万没有可能的。因此，虽然没有什么理好讲，那也得去讲，说不定自己突然交了“狗屎运”，一讲也就成了。即便讲不成，那就访一访。在九十年代初，访一访那可是老百姓解决困难和问题的基本方式，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方式。因此，只要敢于冒风险，不怕被劝访者们“围追堵截”，那还是有成功的可能。如果真是访也不成，那最后一招当然就只有到对方单位或各级政府机关门前去喊冤或玩一玩“一哭二闹三上吊”。如果这最后的招数使完了还不见效，那就只好自认倒霉了。

　　是的，无论你想出什么好办法，最关键的是要看谁去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执行过程中每一个细节的质量如何。当然，陈大勇肯定是执行不了的，他最多也只能在最关键的时候作个“道具”或证明。那这重任就历史的落到了妻子孙翠娥的肩上，另外也就只有王晓娟给她做做“助理”。

　　一场索赔的战争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星期一又一次轮休，孙翠娥带上王晓娟出发了。

　　龙溪建筑公司也知道，陈大勇肯定不可能就这么善罢干休,找上门只是早晚的事，这场“口舌”的战争肯定是要来的。因此，他们早就作好了准备。谈判的人选，公司内部各种管理制度，甚至对各种伤残处理的具体条款，他们都完完整整的备齐了。一句话，陈大勇属于违章作业所导致的摔伤，公司帮助他支付所有的医药费用就已经仁至义尽了，想要别的什么赔偿，只能是他自己的“单相思”。

　　孙翠娥到了，龙溪公司出于礼仪，也还是派人接待了她。但她明显地感觉到，这只是为了应付她而以，因为公司派来接待的那两个人，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算数，也就只是在办公室里端茶倒水的两个女孩而已。

　　等孙翠娥她们坐定之后，那两个丫头片子按公司的吩咐抱来了看上去就“十分完备”的一叠材料，随之就静候着孙翠娥她们开口以后的“舌战”如期进行。

　　孙翠娥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一开始就使用女人的“第一武器”——大哭大闹，而是表现得十分的温文尔雅。“我今天来，是想了解一下公司对我们家大勇伤残的事打算怎么处理？因为这么长时间了，公司也没给个说法，并且前个月就将他的工资给停了。”孙翠娥语气不紧不慢。“姐姐，陈哥出了那么大的事，作为他的同事，我们心理也不好过，可你说到怎么处理，这公司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这不管对任何人，都得依规定办事，你说是吗？”看上去是此次谈判“首席代表”那个女孩很有礼貌的说道。

　　看来自己还真小看这两个丫头片子了。看来，能被老板派上第一梯队的“战将”，怎么说她门也不完全都只会吃素。

　　孙翠娥见她们都快把自己的路都给堵死了，也就不想再多跟他们废话什么了，但不管怎么说，毕竟也算是一次谈判，那就得摸清楚对方的“底牌”，于是她接着那位“首席代表”的话问到：“你说的要依规定办事，那我想知道你所说的规定到底是什么？”

　　公司派来的这名“首席代表”名叫董秀丽，可她那模样倒是不咋的，怎么说她也配不上秀丽二字。一年前董秀丽从一所中专学校自费毕业，像她这样的计划外毕业生，行政事业单位或国企一般不向她们开门，因为她父亲是建筑公司老板的“朋友”的“朋友。因此，她就进到了这家民营公司，并且做上了办公室副主任”。虽说那中专文凭是买来的，但毕竟在学校呆了两年，也听说过依制度管人，依规定办事等等的那些九十年代算得上流行的语言。

　　还别说，这董秀丽到这家公司来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实践，今天好不容易是用上了，而且，这孙翠娥还竟然就中了她的计。于是在孙翠娥的问话才刚刚打住，她就很熟练地将那些规定、制度都一一搬了出来，最先送到孙翠娥手中的是陈大勇和公司签的那份用工协议复印件。其中第五条已经用红笔在下面明显地划上了线条。其内容为：“在公司工作期间，一切安全事故均由乙方当事人自行负责。”第二份被送到孙翠娥手中的是龙溪建筑公司的安全管理规定，其中第七条也用红笔划了线条，其内容为：“公司所有员工必须自觉强化安全意识，如因为意识不强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造成对自身的伤害，由自己全权负责，如伤害到他人，必须承担一切赔偿责任。”

　　“哦，你们还真是厉害呀！这协议是你们的霸王协议，这规定也是你们自己的规定，按你们的说法，就只能按这个规定办了，意思就是你们什么都不管了，陈大勇废了就算罪有应得了。好啊！我要去找那些管得了你们的部门问一问，除了你们有规定，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其它什么规定？”孙翠娥说话像打机关枪一样，龙溪公司的“首席代表”哪里还找得到一丝缝隙插上半句。说完后孙翠娥就起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是的，都什么时候了，“三个代表”不是说得清清楚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吗？难道这若大的城市里只有龙溪公司的老板是人民，而陈大勇也没听说过他什么时候就被取消了作为人民的资格。因此，孙翠娥她还就不信这邪了，她还真不相信就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于是她从龙溪公司出来后就直接来到了劳动纠纷仲裁委员会。

　　在进这大门以前，孙翠娥也想过要不要使用陈大勇给她支的招，也就是一哭二闹三上掉，但她转念又一想，不到完全走投无路的时候，那招还是不使的好，因为自己好端端的一个人，像个婆妇一样地撒泼耍无赖，不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丑化吗？因此，她仍然和去龙溪建筑公司一样表现得温文尔雅。

　　这孙翠娥还真是交上了“狗屎运”。听到有一位漂亮的女人来“求救”，仲委的汪跃胜主任就主动亲自前往接见了她。坐到汪主任的面前，孙翠娥没有像对待龙溪公司的“小丫头片子”一样，说话总打机关枪，因为她知道坐到她面前的不是女人，更不是涉事不多的稚嫩女人，而是一个有些高高在上的男人。面对这样的男人，必须要遵循那个普遍适用的真理，也就是以柔克刚。

　　孙翠娥哭了，但不是像一个泼妇那样撒泼耍无赖地哭，而是在她那张美丽的脸庞上无声地流下用哀愁与无奈“煮熟”的泪水，然后像祥林嫂她师父一样讲述着自己家“阿毛爹”的传奇故事。请别忘了，当初的祥林嫂在讲述自己阿毛的故事时，还是有人跟她一起流泪的。汪主任倒是没有和孙翠娥一同流泪，但他最终还是被“阿毛爹”的故事给震撼了。说是为民做主也好，说是怜香惜玉也罢！这事无论如何他得管，可让他感到有些为难的是龙溪公司的老总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

　　龙溪公司里也有上百名员工，这裴总裴正中还真是有远见，他就知道，做工程也算是个高风险行业，时间长了，总会有安全事故发生，有安全事故发生就意未着有事要找到自己头上。因此，这么些年来，他一直和汪主任保持密切往来。其实汪主任在最关键的时候也已经站出来为他扛过两次，而且，在汪主任那二次为朋友“两肋插刀”以后，他们之间也就更加亲密无间了。此次肯定也和前两次一样，他用不着怕什么，自己这么知恩图报，汪主任他还能不够朋友。

　　这下汪主任为难了，因为这怜香惜玉的事还真是不能不做，否则自己也就不算个男人，起码是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男人，但如果全力去做，那“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事又怎么办呢？

　　是啊！这么“难于上青天”的事怎么可能草率地就作出决定呢？得好好想想，得坐下来好好想想。因此，汪主任在听完了孙翠娥的诉说后，很是不情愿地告诉她先回去准备一些书面材料交上来，等将此事做进一步的调查后再组织调解，如果答不成协议才能仲裁。

　　是的，孙翠娥也很理解，汪主任就是包公那样的“青天大老爷”在世，也不可能当面就给她个答复，还得按程序来，按规矩办事。因此，她也就不再打扰汪主任了，回家去准备书面材料报送后再听候发落吧！因为从汪主任那“和蔼可亲”的语气中她可以听得出来，这事还真不是没有一点希望。

　　把孙翠娥送出门后，汪主任还真是可以坐下来想一想了。是的，还是那句话，这怜香惜玉的事还真就不能不做，因为这是原则，这是一个男人的原则。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事也得去做，因为那也是原则，那是人在“江湖”的原则。其实，对于汪主任来说，这有什么好难的，只要控制一定的度就行了，因为谁都知道，当今的这些个问题完全可以用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相互的妥协。只有妥协，才能“共同进步”，只有妥协，才能实现“双赢”。

　　就这么定了，让裴正中出点血。当然不是大出血，让他大出血，他肯定不干；让他大出血，他肯定就会认为你这姓汪的不够朋友，平日里烧香拜佛，关键的时候却得不到佛的保佑。将来他很可能非给自己断了香火，还有可能惹怒了他，让他一激动就把佛给砸了。如果只让他小出一点血，把当前的形势给他讲明白，反复重申一下如果孙翠娥上访到市里或者省里可能导致的后果，他不仅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而且还会对自己“感激涕零”，平日里烧香拜佛的那点小钱他当然也会继续。而孙翠娥，汪主任阅人那么多，他看得出来，这就不是一个死磕的主，能让她从龙溪公司得到一点补偿，哪怕少得连自己也觉得心中有愧，她也会对自己的“慈悲为怀”感恩待戴，说不定还有可能弄上一个人们都“预料不到的报答”。

　　汪跃胜越想越兴奋，因为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他见得多了，但他还没有见到过比自己更聪明的人，因为在大多“无知”的人看来，这仲委主任就是屁，甚至根本就配不上主任这么一个高高在上的称呼，可自己却把这个位置经营得那么好，不仅通过这个位置一次又一次的践行了“双赢”这个具有时代特征的概念，同时还一次又一次的践行了“三赢”。这难道不算是一个创举吗？难道“平庸无知”的人也能通过这样的位置来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吗？

　　孙翠娥回到家里，她把自已“第一战役”的收获及时向陈大勇仔细汇报了一遍。从孙翠娥“汇报”的那语气就完全可以听得出来，她对“第二战役”、甚至“第三战役”还是充满信心。她相信自己是人民，陈大勇也是人民，汪主任这么一个“有良心”的公仆一定会代表他们这些人民的根本利益。可陈大勇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处处都在透着孙翠娥出师的不利，因为龙溪公司那几个说话管用的狗东西一个也不照面，这说明他们根本不把这事当事。另外，孙翠娥说仲委的汪主任“和蔼可亲”，那管个屁用，仲委又不是龙溪公司的上级领导，裴正中他们为什么要怕他？难道他还想摁着裴正中脖子仲裁？再说，你想仲裁就仲裁你的，告诉你我不想听，你能拿我怎么样？你又不是公安局、法院，不听你就将我逮去坐牢、枪毙？另外，谁能说得清那个汪主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因为这个世界“笑里藏刀”的人实在太多了。

　　说实话，这陈大勇分析的也还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那都只是“纸上谈兵”的事，无论谈得怎么天花乱坠，反正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废人，做不了“将军”，上不了战场，最多也就只能充当一个“军师”的角色。至于怎么组织“战斗”，还得靠孙翠娥，是胜是败他也没有权利躲在后方“说三道四”。

　　无论陈大勇怎么分析，倒也没有动摇孙翠娥的信心，她还是充分相信汪主任会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于是她着手按照汪主任的吩咐，组织了相关的材料，将陈大勇弄去鉴定机构作了鉴定。还别说，这么些工作也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忙碌了整整一个半月后，一切都准备齐了。只是那鉴定结论还真是让她心理有几分不踏实。

　　一个好端端的人，如今都站不起来走路了，虽然一双腿还在，也仅仅只是个摆设，可为什么就只做出了重伤三级残废的结论，孙翠娥不知道一级残废应该是什么样子，难道只有人死了才可以鉴定为一级。

　　不踏实归不踏实，但又能有什么办法？人家鉴定中心都说了，如果不认同他们做的鉴定，还可以到省城去做，也可以到北京去做，可孙翠娥不是傻子，她听得出来，那些个法医们都是在说生气的话。自己倒是真想去省城、到北京做，但去得了吗？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去省城，去北京，这路费、生活费以及等待过程中的各种费用将从哪里来？她不敢仔细去算，就是大概的想一想都觉得有些后怕。再说，要离开这座城市上省城，上北京，自己那份工作也就结束了，最基本的一日三餐从哪里来？更不要谈陈大勇的后期治疗了。

　　孙翠娥权衡利弊之后，当然只能选择不去了。再说，这关键的是对方要愿意赔，最关键的是汪主任要“命令”对方赔。如果对方按规定的上线赔了，即使就只按重伤三级残废，也可能会有个十万八万的。因此，孙翠娥将准备好的各种材料及时交到了仲委。

　　材料被送到仲委以后，汪主任高度重视。他立即就安排了业务能力十分过硬的李进钱作了初审，然后他还又亲自进行了仔细审核，最后才决定立案，确定组织调解的人员和具体时间。

　　汪主任做工作不仅“认真仔细”，而且想得也十分周到。为了确保调解的成功率，在组织正式调解以前汪跃胜通常都先找双方当事人作先一步的沟通，说明“利害关系”，让他们心理上做好充分准备。当然，在这一起案子上，最关键的是要找裴正中进行沟通，让他做好出一点血的准备，这是关键中的关键。说实话，仲委也不是没有人，但裴正中就认为他们这些个人根本就不具备做好事先沟通这件事的能力。因此，汪跃胜作为领导必须勇跃挑起重担，必须亲自出马去解决常人们根本就预想不到的“困难”。

　　接到了汪跃胜打来的电话，裴正中就知道是什么事了。因此用不着太多废话，他就直接命令“首席代表”董秀丽到金帝王朝定了饭菜。下午六点二十分，汪裴他们准时相聚了。“汪主任，这事又让您费心了”，裴正中一见面就忙着使劲的拍马屁话。“哪里哪里？咱们是什么关系？这么说就见外了。”汪跃胜见兄弟这么有礼，也赶快忙着还礼。

　　汪跃胜知道这裴正中也是一只“响鼓”，是属于那种不用“重锤”的人。这种场合他总要留出足够的空间，一般都不安排小弟们陪客。因此，在两杯酒下肚以后，汪跃胜就开门见山地说了：“兄弟，我想你也知道今天晚上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因为这件事不同以往，这处理起来还真是有些棘手。所以我把你请来，我们先沟通沟通，便并把事情处理得‘圆满’一些。”裴正中也知道汪跃胜不是外人，在“江湖”上也算是有名的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兄弟，所以他也不回避的直接问道：“就像您说的，兄弟之间用不着客套，有什么困难，需要兄弟做什么大哥尽管说。”

　　汪主任还真就不客气了，他把当前的形势和当事人的情况都作了认真细致的分析。“兄弟，你看现在和以往不同了，这劳动纠纷案件，弱势的一方越来越受到上级的关注。好多的案例说明，在下面虽然可以想办法把事情摆平，但当事人要是不服，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访，一而再再而三地到上面去闹，领导会批示下来，又得重新处理，最后钱多赔出去了不说，还要落个不仁不义骂名。这陈大勇的妻子孙翠娥，你可能没见过，这女人还真不是省油的灯，如果我们一毛不拔，她绝不会善罢甘休。因此我想，这一次兄弟你多少怕是要出上一点，也就一两万块钱的事，其余的工作由大哥我去做，也就不劳兄弟你操心了，就算是破点财免灾吧！

　　汪跃胜就知道，这裴正中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只要说清楚，他就一定能理解。还真就是这样，裴正中在“江湖”上混了那么多年，他知道要长期立于不败之地，那可不能“不学习、不上进、不提高”，更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策略。因此，听汪主任分析得这么“如情如理”，他当然是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不就是两万元钱的事吗？哪能这么不明事理，于是他就接着汪跃胜的话茬说到：“大哥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只是又要让大哥劳累了，来，我再敬大哥一杯，所有的感激都在这酒里。”

　　这沟通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汪跃胜心中就更痛快了，接下来的喝酒也就不再涉及这个话题，而是只讲兄弟感情。酒一杯接一杯地下肚，一直喝到晚上九点多钟，在隔壁房间里吃完饭一直在等候着为他们服务的兄弟才正式露面将这两个已经处于“默默无语”状态下的朋友加兄弟送了回去。

　　两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上午，调解如期地进行了，这事对于陈大勇和孙翠娥来说，那可是天大的事。因此，孙翠娥和王晓娟推着陈大勇的“奔驰”，一大早就等候在仲委的门口。龙溪公司的心情和他们当然不一样，这么大的一个公司，面对这么小的一件事，只要老板不把它当个屁给放了，也就算是“高度重视”了。因此，他们不仅珊珊来迟，而且仍然只派来了孙翠娥向陈大勇汇报时说起的那两个小丫头片子。

　　“你们竟然这样，你他妈的龙溪公司，难道你裴正中也就是个狗娘养的。”孙翠娥看得出来，陈大勇的心情糟到了极点。但都已经来了，汪主任不是说他们的责任就是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吗？那就静候佳音吧！

　　调解在九点二十分正式开始了，虽然那两个小丫头片子倒真的说不了什么拿得上台面的话，也就仍然只会拿那用工协议和他们公司的那几个狗屁规定说事，但他们就是寸步不让。好在汪主任还真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在履行着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责任，经过他反复“苦口婆心”地规劝，龙溪公司才最终口头上有所表示。

　　一万元，汪主任就像在菜市场里买菜一样，一分一分、一角一角地抠，后来才加到一万六千元。再劝说、再抠，又加到两万元。到终点了，无论汪主任说得怎么动情，也无论陈大勇和孙翠娥哭得怎么声泪俱下，他们就是死死地咬着不会再加一个铜子。

　　这无奈之下，汪主任也就只好最后一次听取了陈大勇和孙翠娥的意见了。他们均表示不同意。这倒是让汪跃胜没有想到，“难道他们就没看出来吗？我这么‘努力’地帮助他们。”汪跃胜心里有一些不是滋味，他恨这两个不识好人心的东西怎么能这样。像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让他们一分钱也得不到的，不感激也就得了，还这么不知好歹。

　　其实孙翠娥还是很感激汪主任的，因为她亲眼看到汪主任已经尽力了，而不是她不知好歹。可是换了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同意这么个调解结果吧！怎么可能轻易就同意了呢？用男人的一生和全家人的未来换取这么个“三瓜两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