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弯的石板路：生产队里揪出了特务

　　记得刚下放到生产队几天后，在那个阶段，整个公社正在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一个夜晚，有人从大队部的门缝里塞进来一封信，信中检举揭发，说是我们生产队里，有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

　　那天晚上，我当时在大队斗部，帮着斗批改小组做些抄抄、写写的杂事，此刻，我听见大队部的门，发出一些轻微的响动。偶尔一抬头，就看见门缝里塞进一封信，我赶紧跑过去，打开了房门，这封信飘落到地下。

　　我弯腰捡起那封信，就看见在不远的转弯处，一个黑影晃动了几下，就不见了，接着就是一阵跑步声，由近而远，迅速消失在远处的竹林里。

　　我这才发现，这封信根本没有封口，便随手打开信封，拿出一张写满铅笔字的纸。那是从小学生写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大致浏览了一下，这是一封检举信，上面检举揭发说，光荣一队有一个暗藏多年的国民党特务。

　　一看到这样的检举信，这事情非同小可，丝毫不敢怠慢，我立刻就向大队斗批改小组的领导杨廷必做了汇报。

　　杨廷必看了这封信，马上问道：“还有谁看过？”

　　我回答道：“除了我以外，没有人看过了。”

　　杨廷必马上说：“我马上去公社报告。你千万要保密。和任何人都不要讲。”

　　我点了点头，作为给他的答复。

　　杨廷必抓起一只电筒，迅速打开了房门，连夜赶往公社汇报去了。

　　天亮以后，杨廷必气喘吁吁地从公社赶了回来，在大队部里。杨廷必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内查外调。几天以后，终于搞清楚了，在我们生产队里，查到的初步结果：的确有这个人，这个人叫王福昆。

　　大队斗批改小组的负责人杨庭必下令，要他马上到大队来开会，以研究工作，请他来开会的名义，把王福昆诓到大队部来，结果当然不难想象：王福昆的前脚刚跨进大队部的堂屋大门，立刻就被大队里的基干民兵控制住了。

　　大队斗批改小组的领导请他坐下来，对他反复交待党的一贯政策，要他坦白交代。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不但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反而是一个劲口口声声地喊冤枉。

　　此刻，王福坤开始慌乱了，

　　他再三申辩说：“我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任何特务组织，而且在解放前，我根本就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说句难听的话，我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到。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即使是再缺人，也总不至于尽都花钱去发展那些一字不识的文盲吧。我就现有的这点文化，都还是49年参加解放军以后，在部队里跟着文化教员现学的。”

　　核实王福昆特嫌的工作顿时陷入僵局，彻底被卡住了。

　　我找到大队斗批改组的负责人，立即把这个问题向杨廷必汇报了。杨廷必也向公社的有关领导做了书面汇报。公社又派专人出面外调。通过了解提供检举信的人，经过进一步的内查外调反复核实，终于查清楚了王福昆的特务嫌疑，纯属不实之词。

　　不过，俗话说：“无风不起浪。”

　　别人能揭发王福坤，说他是国民党的特务，总该还是有那么点儿依据吧。这个依据，经过我们多方的查证，还真就找到了。

　　那个揭发他的人，跟王福坤还是熟人，要按論亲排辈算过来，这个人还应当是他的远房老俵兄，也就是远房老俵兄，在他们那个生产队的批斗会上，实在熬不过，顶不住了，为了保护自己，争取立功和宽大，就顺势坦白交代，也算是检举揭发。事实嘛当然也还真该算有，确真有那么一点点儿贴边。这件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1948年冬天，国民党的军队到处抓壮丁。王福昆在当时是年轻力壮，身体状况完全符合壮丁的基本条件，为了逃避被抓壮丁，他经常到处东躲西藏。正好在这个时期段内，就有人拿着一张蓝色的小卡片找上门来，手舞足蹈地在他面前炫耀着：“看在我们都是亲戚的缘分上，只要你能给我一块大洋，我就把这张蓝卡片拿给你，如果再有人要抓你的壮丁，你就只把这张卡片给他们看一下，他们不仅不得再抓你的壮丁，还要给你敬礼。”

　　王福昆眼睛里看着那张小蓝卡片，半信半疑地问道：“你说得未免有点悬啊？”

　　那个远房老表信誓旦旦地说：“你要相信我，我绝不可能骗你们。我们都是亲戚，将来还要见面的。俗话说：两座山不见面，两个人还是常见面的。把你骗了，以后在亲戚面前，咋个说的起话嘛？”

　　王福昆回到家里拿钱，因为当时家里的确也没有钱，就东拼西凑地，在家里拿了100多个鸡蛋，找到那个远房老表，把那一篮子鸡蛋递过去，顶了那一块大洋，再从那位老表兄手里，半信半疑地接过的蓝色小卡片，小心翼翼地揣到贴身的衣兜里。

　　王福昆在街上的茶铺边上，和那个远方老表分手的时候，那个远方老表紧贴着他的耳朵根，告诉他一个秘密：“每个月到街上的茶铺来一次，只要你在靠门边的柱头上，用浮碳画一个黑圆圈，老板就会过来给你田茶水，你把这个卡片，给茶铺的老板看一下，老板还要给你一块大洋。”{

　　果然，不出三天，蓝色小卡片还真就显灵了。

　　那天也是赶巧，王福昆手里拎着一把锄头，打算到地里干点儿农活，出了家门一转弯，刚踏上石板路，就在离开家门不远的地方，迎面撞上了一群正在抓壮丁的国民党军队，一看情况不对，他赶忙扔下锄头，掉转身立刻拔腿就逃，结果还是被发现了。

　　这群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发现了她，立刻呈扇形散兵队形，分几个方向同时包抄上来，很快就抓住了他。这些个大兵们，不愧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抓起个把手无寸铁的壮丁来，简直不费事，动作太麻利了。三下五除二，围上去舞弄几下，立马就把他五花大绑捆起来，在好几支阴森森黑幽幽的枪口威逼之下，一个大个子的士兵，斜挎着步枪，在他身上里外熟练地搜查着，很快就从他贴身的衣服夹层里，翻出了这张蓝色的小卡片。

　　果不其然，这几个士兵立刻慌乱起来，纷纷向他打立正敬礼。立马让他走。那个国民党军队的小军官，还跟在他身边，喋喋不休地陪着小心，一个劲儿向他道歉：“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我们真的不晓得你是自己人啊，希望你哥子不要在意。兄弟们都是奉命行事，在人家手底下给人家当差，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通过这一次差点儿被抓壮丁的真实遭遇，王福昆亲身体验到：想不到这张小小的蓝卡片，它竟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它的作用，已经在这一次差点儿被抓壮丁的全过程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验证，对他来说，它所能起到的护身符作用实在太大了。

　　按照那个远方老表的吩咐，每个月都上街一次，用浮碳靠近门口的柱头上，画一个黑圆圈，老板果然就会过来给王福坤填上一杯茶水，王福坤掏出那个那个小卡片，给茶铺的老板看一下，茶铺老板看了他一眼，半信半疑地给了他一块大洋。并要求他在一个小本子上签个名字。可王福坤没文化，不会写名字。就在那个本子上，用别人递过来的毛笔，在上面画了一个鸡蛋大的圆圈。

　　到了第二个月，王福坤又去那个茶铺，依然在靠近门口的柱头上，用浮碳画了一个圆圈，可是那个茶铺老板不理他，还把他赶走了。事情过二十多年以后，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那个特务联络员被抓出来，交代问题的时候。人们才得知真相。

　　那个茶铺的确是一个特务组织的联络站。那个茶铺老板的确是联络员。王福坤第一次去，没有提供任何情报。已经得到了一块银元。而且连个名字都不会写，只能在别人的本子上画圈圈，画个圈圈，哪个不会，非得要你画。那个联络员看见他又来了，心想，既然你不会写字，又不提供任何情报，光想拿钱。对不起。银元就不能给他了。所以，当王福坤按规定，在柱头上画了圆圈，同样被茶铺老板给赶走了。

　　不过，王福坤也合算。第一次用100多个鸡蛋换了一个小卡片，后来真领到了一块银元。两下相抵。他也没吃亏。实际上等于没花钱。关键的重点是：有了这张小卡片，以后再也不怕抓壮丁了。

　　别瞧不起这个小卡片，这个小东西，的确是个宝贝。以后无论到哪儿，只要出门，他都会把这张蓝色的小卡片，稳当当地揣在身上。以后的这段时间里，这个蓝色的小卡片，做为他的护身符，对他的确起到了多少次保护作用，他恐怕自己也记不清了。

　　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再也用不着刻意躲避那些抓壮丁的国民党士兵，再也不会担心被抓壮丁了。在当时，王福昆的一家都还感到很庆幸，用那一百个鸡蛋的代价能换来不被抓壮丁，这样的结果，的确是很值得的。在当初来看，的确是一个不坏的选择。

　　1949年冬天以后，这一带的地区已经解放，他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投身到解放初期清匪反霸的战斗。几年以后，复员退伍回到家乡继续务农。时间隔得久远了，把这件事情也早就被他忘到脑袋后面了。但他连做梦都没未曾想到：过了二十多年以后的1969年，早已被遗忘这件往事，居然又被别人给翻腾出来了。

　　我们在审查这件事情的过程比较长。一天，王福昆他主动找到我们，说有重要的事情报告，我们就带着他，一起都来到大队部，在大队长的办公桌前，他从衣服里拿出了那张蓝色的小卡片，放到桌子上。说是他最近在家里修猪圈，在挪动其中一个木头立柱的时候，在这个立柱基脚石墩底下面找到的。

　　我们拿着相互传看了一遍，只看见那张蓝色的小卡片，就像现在流行的名片一般大小，上面除了一个国民党军队狼牙旗的军徽，还有两行文字，清晰地写着：“国民革命军137师特务独立中队”还有一串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号码，没有注明姓名和职务。上面盖着的图章印已经模糊不清，根本无法辨认了。

　　后来为此事我们向公社武装部的周部长做了专门汇报，并向他咨询：军队里的特务独立中队，是否全部都是由特务分子组成的。

　　周部长不由自主地笑了。

　　他沉思了一会儿，就给我们慢慢地解释道：“军队里的特务独立中队，相当于负责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主要是执行侦察、奔袭、警戒、救援等特殊任务。按照军队的一般编制来推算，实际上也就是最最下层的普通士兵。不同的是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按照任务的不同特征，可以具有相对较大的行动独自决定处置权。你们生产队的那个王福昆，当时也只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壮丁，才用鸡蛋换的那个卡片。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晓得啥子是特务独立中队，更不可能有机会加入过这个部队。顶多只能算是国民党军队里特务独立中队的一个冒牌成员，仅仅只是冒充而已，所谓冒充就是假装的。不是真的。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他是一个冒充的，那就肯定，他不是特务独立中队的人。他这个的特务独立中队的身份，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事实说明，王福昆与这个特务独立中队，毫无相干。这个特务分子的帽子，根本就戴不到王福昆的脑壳上去。以后国民党军队抓壮丁都不抓他，就更说明，他就连国民党军队的兵都不是，也就更谈不上什么特务的份。我们现在搞清理阶级队伍，一定要注意掌握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千万不能只图为自己报成绩，就把自己的同志往敌人的阵营那边赶，干出来那些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接着，大队斗批改组的负责人杨廷必又向周部长请示：“周部长，现在，那个人早已被控制起来了，下一步怎么办？”

　　在全公社的干部里，周部长的涵养相当好，是个非常有耐性的人，

　　这时候，他也终于忍不住，猛地一下，就从藤椅上站起来，用手指着杨廷必，真的开始发火了。

　　周部长大声地说到：“你这个杨廷必，脑壳记忆就是有问题，从一开始，我就一再给你打招呼，要抓人之前，一定要慎重，必须先来公社请示。结果喃，你抓人的时候，只图痛快，脑壳一拍，先不先地，你就把人给抓了。现在要你放人，你却说要请示了。现在还有脸问，下一步该怎么办，啥子是下一步，我不晓得。个人惹的事，个人去撑到。看到你们这些人，我的脑壳都痛。不晓得你们的脑壳都是咋个长起的，脑壳里头都装了些啥子？未必然脑壳头装的都是豆花，不是脑花啊。还尽都站在那儿想啥子？我已经说得太明白不过了。你们都还没有转过弯来啊？好！好！好！我现在啥子都不想说了，你们马上回去安排，立即在你们大队，马上召开大会，在大会上立马当众放人，立即当众赔礼道歉，凡是与此案有关的书面材料，必须在大会上立马当众烧毁。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以后永远都不准再提了。”

　　其中，我们在调查王福坤特务案的同时，生产队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在一个晚上，生产队里开会。大队的斗批改组杨廷必，也在队里参加开会，会上还传达了一份文件，上级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注意事项。

　　在一个角落里，突然有人说道：“杨廷必，你抓特务，我们不敢说反对。但是，你的眼睛也不能只盯着姓王的。就算姓王的家有特务，那姓杨的家就没有问题吗？”

　　杨廷弼一愣：“你再说一遍，哪个有问题？”

　　那个大嗓门也不示弱：“你们杨家的上门女婿。队长的大舅哥。他在解放前的乡政府当过听差，你们请过没有？”

　　杨廷弼不假思索，马上就回答：“只要有问题，马上查清楚。”他转身就问队长。：“今天开会，你的大舅哥来了没有？”

　　队长回答：“来了，人在这儿开会，可能上厕所去了。马上转来。”

　　杨廷必立刻大喊了一声：“小石头，你过到我身边来，拿笔做记录。”

　　我只好拿出一支笔，找了几张纸，也起身坐了过去。

　　这时候，杨文传的大舅哥从外面一进来,杨廷必对他大喝一声：“你要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问题。在解放前夕，你都干了些啥子？”

　　这位大舅哥一下子被弄蒙了。迟疑了好半晌，才说出一句话：“48年曾在罗坝乡政府当过两个月的听差。刚解放的时候，已经向政府交代过了。怎么问起这个事了。”

　　杨文传队长发火了。“这么大的事，你咋个从来没跟我们说过呢？”

　　杨廷必马上说：“从现在起，你必须离开这个会场，以后生产队里的会任何会议，你都不能参加。只需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你马上回去些交代材料。”

　　这个大舅哥刚转身离开会场。

　　又有人提出了,”既然姓杨的家清出来一个，那么姓王的家里还有一个历史有问题的，是不是也应当清出来。”

　　杨廷弼一愣：“你再说一遍，又是哪个有问题？”

　　有人躲在角落里大声说道：“王福轩的老伴解放前开过烟管。算不算有问题？”

　　我在旁边问了一句：“是摆烟摊卖烟的吗？”

　　那个人接着说了一句：“小石头，你好生记清楚，那是开烟馆，卖鸦片演的。”

　　王福轩老人被着突然事件气得浑身颤抖，哆哆嗦嗦地说了一句：“你要害我，最好要我死在明处。情况你都没有弄清楚，就架起机枪胡乱扫射。”

　　杨廷必这时候站起来，大声宣布：“今天晚上，在会上说的这两个人，暂时规定一条，他们都不参加生产队的任何会议。都会去写交代材料。”

　　接着，杨廷必转过身来就对我说：“小石头，今天晚上，会上的事情，你有啥想法？”

　　我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低声说道：“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杨廷必大声说道：“你详细说。把话说得明白一点。让大家都听得懂。”

　　我看着杨廷必，又扫视了会场。试探着说：“杨官儿，你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才读过的那份文件里说过的，对于历史问题，主要清理国民党残渣余孽。对于国民党军职人员，主要的清理对象是：连职以上的，特务，王福坤，说是特务，要清理，必须把情况查清楚。即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放走一个坏人。对于那位大舅哥。在旧政府里当庭差。也要把问题搞清楚。是啥级别，够不够连级。不够又无任命债，那就不属于清理对象。还有开烟馆的。他是在烟馆里干什么的。是老板，还是跑堂的，还是打杂的。这里面的区别就更大了。还是那句话。问题要搞清楚。不能来不来，就一棍子把人打死。”

　　我的话声音很高，刚一说完，到会的人，几乎都站起来，异口同声地说道：“小石头说的在理。赞成小石头说的。”

　　在会场里的煤油灯下，我看见了，杨廷安老人、还有那个副队长、老保管、出纳、王连友、还有那春夏秋冬四个闺儿，还有我们那几个知青，他们都在那里，向我比划着大拇指。

　　散会几天以后，大队派了光荣二队的周队长和我，两个人一起，到有关公社和生产队，找了很多的有关人员，做了大量的调查。最终结果：

　　那位当听差的大舅哥，48年冬，在罗坝向政府里当听差，确有其事，只做了不到两个月。就被别人顶替了。在那段时间里，没有鱼肉百姓的言行，也没有血债和民愤。刚一解放，就主动向人民政府交代过了。经查实：不属于这次清理的对象。

　　至于那个开烟馆的。调查结果就更离谱了。王福轩的老伴，青少年时期，由于家里贫寒，就被别人拉去抵债，在一个烟馆里打杂。干不到半年，就逃出烟馆。四处讨饭，到处流浪。天下为家了。是个苦出身，根本就不属于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

　　说实话，我对这些搞运动的人，成天老琢磨着揪斗人的那些人非常反感，特别是在经过王福昆的特务案平反之后，我直观地感觉到：受了别人的欺骗，被别人拿来当枪使了，我肯定是上当了。这种感觉在我的头脑里，越来越强烈。于是，慢慢地，我就开始有意识疏远与大队斗批改领导之间的关系。大队部。我争取是能不去的，就尽可能不去了。

　　当知青插队落户已经两个星期了，我在生产队里，一直坚持天天出工，时间一天一天地慢慢地度过去了。眼看快到春节了，数九寒天的天气非常冷，山湾了的风摧在耳朵上，冻得耳根子发疼。我和其他社员一样，仍然扛着那把5斤重的锄头，在队长家后面不远的那道山湾湾里，改土修梯田垒筑田坎。中午在队长家吃饭，就遇上了一件怪事。

　　请看下一节《比猫还小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