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弯的石板路：凤凰琴

　　现在的年轻人，绝对不会知道什么是凤凰琴，他们也想象不出来这凤凰琴，到底是个啥模样？而这凤凰琴，却在那难忘的知青岁月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记得在1969年的夏天，广阔的田野上，由青黄色逐步转换金黄的稻穗，在微风中有节奏地前后左右地扭摆着修长的身体，广阔的罗坝大峡谷里，到处都散发着稻穗即将成熟的清香。秋收即将要开始了。

　　这天赶场，我从罗坝场街上返回生产队，途中经过了友谊大队的一个社员家门口，那个社员一看见我，立刻从他的堂屋前，忙不迭地赶到大门前的路口，伸开双臂拦住我。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主动要我到他家坐坐。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太阳，时间还早，我也就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

　　走进这个社员家，和他在闲聊中，无意间往他家的衣柜顶上瞟了一眼，我竟然发现，他们家的柜顶盖，露出一个彩色的长条物件，便站起身走到柜子面前，顺手把它拿下来，端在手上，双手托着，上下这么一打量，原来竟然是一把凤凰琴。

　　这把凤凰琴很普通，琴身有一尺半长，形状类似于长方体的扁扁的木制盒子，琴身上面用五颜六色的线条，构画着一个临空翱翔的凤凰，故称为凤凰琴。这把琴的音键是齐全的，其他零件一个也不缺，只是上边的那组钢丝琴弦不完全，断掉了一根，就剩下三根了。

　　我两手平端着这把凤凰琴，十分惋惜地摇了摇头，那个社员站在我身旁无意地说着，这个是因为他的小儿子太调皮，拿着削铅笔的小刀，硬把琴弦挑断了一根，，还差一点儿整伤到人，以后，他再不让小孩子去碰它，这把凤凰琴后就一直放在这柜顶盖上。这把凤凰琴的面上，已经积满了一层淡淡的灰尘。

　　我转悠到他家的厨房，在水缸旁边的角落里，找出一块已经润湿的抹布，擦掉凤凰琴上面的尘土，用手反复抚摸这把凤凰琴的琴身，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把经过擦拭发着亮光的凤凰琴，一直舍不得放下来，用十个手指反复掂着琴弦的断点，频频摇着头，口中喃喃自语道“可惜了，实在是可惜了。”

　　那个社员站在我旁边，用五指抠着头皮，不好意思地搭着话，接着我的话头，小心翼翼地小声问我：“你看修不修得好？”

　　我回答道：“修倒是能修好。问题倒也不大，实际上。只要再换上一根琴弦就可以了。你家有没有琴弦？如果有，我马上给你换。”

　　那个社员回答道：“这把琴是别人送给我的，我也弄不明白，也不晓得，这个琴弦该到哪儿去买，小娃儿给弄坏以后，我就一直把它扔在柜顶上了”

　　过了一阵，那个社员又说：“石头哥子，依我看，这个样子，这个琴的事，你肯定是要比我明白得多，那就麻烦你搭把手，帮帮忙，给我弄好吧。”

　　听他这么说，我不由得心中一动，闪过一个念头，立马接着他的话，谨慎地回答道：“虚劲我是不敢提，这个话，我也不好说得太过头了，我现在也只能说，试试看吧。能修好，别感谢我。修不好，你别骂我。”

　　那个社员忙不迭地说：“是我在求你帮忙，咋个可能会骂你嘛？”

　　现在，我就能手里拿着这把凤凰琴，大大方方地离开了这个社员家。

　　我双手托着这把凤凰琴，信步返回罗坝街上，在街道旁的那家国营商店里，遇上一个售货员，这个售货员与我们平时不大熟，也就是平时在街上见面，相互点点头，就算打招呼的那么个关系。

　　看来这件事，我也就只能麻烦他了。也多亏了这位商店里的售货员，他很爽快打了一声口哨，没说二话，一回头就钻进了库房。不过，我算是找对人了。

　　这位售货员在库房里翻腾了好半天，总算找到了一包能配这把凤凰琴的琴弦。马上就在柜台下面的一个矮凳上，帮我把这琴弦安装好。接着就摆放到玻璃柜台的台面上，颇有兴趣地弹奏了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最后，这个售货员拍着我的肩膀，得意地对我说：“咱们把话要说明白，我们是熟人了熟人，帮忙归帮忙，材料费你总还是得要缴的，请缴费，人民币一元四角。”

　　交完款，我拿着这把凤凰琴，高高兴兴回到生产队，喜气洋洋地回到我的小木屋。

　　从那以后，没事就来拨弄这凤凰琴。队里的那几个知青，晚上经常会在我的小木屋集中。除了这把凤凰琴，邓成义拿来一把二胡，吴乾刚拿来一把口琴。说实话，在这间小木屋里，我们的合奏很不高明，水平都不咋样，但是这毕竟能打发一些时间。

　　这一下，时间倒是能消磨，寂寞也的确减少了许多，但这不大协调的音乐声，谁想到却把本生产队社员家里的孩子们，都吸引到我这个小木屋里来了。屋里挤不下。我们就把乐器搬到屋子外面来。

　　这一下可就热闹了，我的小木屋周围，已经变成了本队里孩子们的聚集地，一旦哪家要找孩子回家睡觉，用不着走远，就在我这小木屋周围转转，准能一个不少地找到。

　　在我的小木屋里，我们合奏最多的曲子是《远飞的大雁》《抬头望见北斗星》。我们队里的几个知青凑在一起，一边弹，一边唱着这两首歌。没有用多长的时间，本队里那些个来看热闹的孩子们都会张着小嘴，有板有眼地跟着我们唱歌了。还有的孩子带着作业本来，不会做的作业题，就来问我们几个知青。问完了以后，就趴在我们的床铺上写作业。看到这些个一面唱着歌，一面埋着头写作业的农村孩子，我们曾经在那里自我解嘲道“现在这个小木屋，居然变成音乐学院了。”

　　是啊，我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洪雅县的罗坝公社光荣一队，这个四川省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小山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过去在学校里受教育，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每个阶段它都有它各自不同的时间年限，过去称之为学制时间。那么又有谁能告诉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这个学制时间大概应该是多久呢？

　　那个时候，我们经常望着夜空中的北斗星，遥望着北京的方向，满怀希望地幻想着，毛主席他老人家，能不能抽时间再给我们写一个最高指示，再向郑重地向全国宣布，说上那么几句话：这些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任务结束，可以从农村全部抽调回到城市里当工人了。

　　随着悠扬的曲调，忧郁的凤凰琴声飘飘撒撒地飞向了夜空，我们队里的几个知青，都把焦虑期盼的目光转向了夜空，在满目夜空中，搜寻着我们心目中的北斗星。数以千万的知识青年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广阔的天地里奉献着热血与汗水，浇灌着广阔无垠的原野，磨练着自己的青春岁月，历炼着无情岁月的蹉跎年华。

　　拿到凤凰琴的几个月后的一天上午，在罗坝街上赶场，被那个社员意外地把我堵在公社大院门口，他在嘴里喋喋不休地说着，他的小儿子非要他把凤凰琴找回来。再三央求：要我在方便的时候，一定把凤凰琴还给他。

　　此刻我不能再说什么，这没啥方便不反方便的，凤凰琴本来就是人家的。我只不过是帮忙给他配一根琴弦。我也实在找不到，找不出长期占有别人东西的理由，是别人的东西，迟早总是要归还的。这个基本的道理，我还是懂得的。只不过就像在心里头割肉，是有点舍不得而已。

　　至于他为什么要在公社门口堵住我，人家肯定有人家各自的想法，我也能够理解的。多半他是怕我耍赖账，如果我一旦要赖账耍横，他马上就去找公社干部告我的状。要让公社的领导马上处理我，同时还可以搞臭我的名声，在公社领导面前，好让我下不了台。

　　其实，我并不是想耍赖的人。

　　在此刻，换句话说：我就是想耍赖张，也不能在熟人面前干赖账的事，更不可能在公社大院门口撒泼耍赖。

　　我赶紧答应他。我也怕他一旦在公社门口，抓扯起来不好。有什么话，在哪儿说都行。就是别在公社大门口发生抓扯。

　　回到我的小木屋以后，我用单手托举着那把凤凰琴，来到那个社员家门口，小心翼翼地交到了那个社员手里，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社员，把那个凤凰琴捧在手上，拿进了屋以后，我这才依依不舍地转过身离开.

　　离开了那个社员家很久，我走在那条弯弯的石板路上，心里还在想着那把凤凰琴，没有了它，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手里总得抓弄点儿啥东西，好打发时光。顺着链接友谊大队和我们生产队之间的石板路，我盲目往前走着，鬼死神差地竟然又转悠到了罗坝街上，在街道旁边的那家国营商店里，还是那个售货员，他主动上前，热情地向我推荐了一把当时算是最好的《国光牌》口琴。这把口琴，当时的价格可不低，70年的时候都要6块多。那是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好几个月的伙食费里硬抠出来的。

　　以后这把口琴，每天陪伴着我，心里烦闷时就吹几下，高兴地时候也吹几下，闲着没事的时候拿来吹几下。也别管我水平如何，只要能吹出个调调就算数。后来这把口琴又陪着我，来到崇山峻岭密林深处的中秋院水利工地。伴随着我度过了难忘的知青生涯。

　　再后来，这把口琴又跟随着我，回到了大都市，走进了工人宿舍。我还曾经戴着这把口琴登上了文艺汇演的舞台，参加过全公司的文艺汇演。

　　1969年8月的一个深夜，我洗完脸和脚，把盆里的水端出去倒掉，刚回转身。发现在屋前的嗮坝里，突然有三个搬木头的人站在那儿，各自扶着一根长长的原杉木条子，（当地生长的树种最多的就是杉木）用手抹着头上上的汗水，做短暂的休息。他们那三个人同时都发现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