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乡愁——读沈从文

　　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

　　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热情却忽略了”

　　——沈从文

　　一

　　年少阅读沈从文，总觉有两大不解处。

　　其一、沈从文经历可谓跌宕起伏，他自身就是说不完的故事。惯常来讲，他笔下的文字应该充满社会现实感，文风也应该比较凝练老辣。就如同时期老舍笔下“太阳愁的躲在黑云内一天没有出来，小老鼠爱黑暗中得意洋洋的在屋里嚼着死去的小青蛙的腿”；而茅盾更是借方罗兰的口直接呐喊出“你们剥夺了别人的生存，掀动了人间的仇恨，现在正是自食其报呀！”

　　然而随便翻开沈从文的文章，都是《边城》里世外桃源的模样，“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即便杀人放火，也会被他笔下的文字消解六七分血腥气，“又用铁棍上‘地绷’，啵的一声把脚扳断，第二天上午就拖了这人出去砍掉”。

　　因而，有人说他像约翰.济慈，是彻头彻尾的唯美主义者，一味赞美美，对人间现实并不在意。但沈从文如作品在诗话的语言、冲淡的意境以外，并没有远离当时社会现实，而且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也非常深刻透彻”，那么他为何在作品中规避了当时的现实问题，反而选择站在激进的左派文坛的对面，在一片左倾谩骂声中，艰难地维护着小说的独立和尊严，卓然而立成超越时代的文化符号？

　　奇处二是，沈从文的创作基本上集中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他正好四十七岁盛年，他却转向文物研究，文革期间他埋头博物馆，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添补了中国的一项空白。是什么让沈从文从一代文学泰斗甘心做十年文物讲解员？是什么能驱使一位作家硬生生压下了自己满脑子的创作激情？劳心劳神地顶住多方压力，跨行完成服饰研究？

　　现在，当我们在新时代聚焦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时，才恍然发现，沈老的创作追求其实很简单，那是从他骨子里流出的文化坚守。

　　二

　　沈从文历来以“乡下人”自居，他大约是同时期文学名家中文凭最低的一位，确切来说小学都没有毕业，所以沈从文执教西南联大文学院时期，因为学历低而备受一代国学大家刘文典教授的冷嘲热讽。

　　然而，换一个角度讲，也正因为沈从文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也就既没有濡染多少旧蒙学的固化思维也没有过多被当时激进思潮所裹挟，正如他自己说“我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一切”。当同时代人因为西方思潮的冲击而决裂与传统时，他早已以少年的叛逆，从心理学上远离了旧文化的糟粕。风起云涌的年代里，他一直就像为了逃学远远地绕过熟悉的街市，放下书篮，站在城墙上看远近风物的少年一样，以超然而冷静的眼光，关注着世间发生的一切。

　　他觉得自己有点像两千年前的庄子，庄子的无为就似乎比同时代侃侃而谈的人落后了不少，但当那些侃侃而谈的人泯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时，如今却依旧有人喜欢落后的庄子的《秋水》《马蹄》。这也正是穿越时空后沈从文创作的价值所在。

　　有人说沈从文用语言描绘了一个原始神话一般的“湘西世界”，似幻似真，你没有办法肯定的说，某一地的山村就活生生有这样的一个群体的存在，但从情理上讲，你又会很自然地觉得，如此山川风物，自自然然就应该有他笔下的那些人的存在，诚如林徽因说过“来到阮陵，风景愈来愈妙，有时颇疑心有翠翠这种的人物在！”

　　沈从文笔下是一个充满灵性的，良善而没有道德异化的本色人文世界，那个世界植根在民族血脉额深处并始终是人们的文化向往，换言之，沈从文用湘西的山水，用一支笔，为当时乃至后来的人们，框住了文化最本真的色彩，用语言留下了人类文化的“乡愁”。那是对古老文化的固守和对未来文化重构的执著；是人类心灵深处保存的一块未竟之地，寄托着我们柔软的想象。

　　沈从文笔下的乡愁，我们姑且称之为“湘灵世界”，因为它与汉族文化源流之一端的楚文化一脉相续，是民族情感的故乡！

　　湘楚文化远追屈原。“香草美人，气度雍雍”，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正是在诗意的语言中不厌其烦的构建了一个淳朴自然，直面苦难，充满生命张力的原生境界，纵然有失望但却始终不绝望于自己的选择，就连选择自杀都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醒我独醉”。

　　“爱国情怀、忧患意识、乐观的尚武精神，经世致用的理念”，追溯沈从文年的人生经历与为人处世，莫不有一层挥之不去的湘楚精神。湘西的生活环境本来就是纯善、勇敢、敬神，地地道道的湘楚文化，而沈从文一直都认为他“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同时，沈从文有一半苗民的血统，苗族的祖先崇拜、信鬼尚巫、擅长诗歌的特点也经常闪现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其中最直接的莫过于《边城》里两兄弟中的老二，直接以“傩”——湘西苗族崇拜的始祖命名。

　　三

　　沈从文笔下山水风光既是湘楚地区优美而未经人力改造的自然风景的描摹，更是传统文化中景物象征作用的延续，美兰、香草、奇洞、险滩、桃花、风筝，无一不带有浓郁的传统色彩。“晒楼下面是斜斜的屋顶，屋瓦疏疏落落，有些地方经过几天春雨，都长了绿色霉苔。……晒楼前面是石头城墙，可以望到城墙上石罅里植根新发芽的葡萄藤。晒楼后面是一道小河，河水又清又软，很温柔的流着。河对面有一个大坪，绿得同一块大毡茵一样，……菜园篱笆旁的桃花，同庵堂里几株桃花，正开得十分热闹。”

　　这是《静》里14岁女孩眼里小城的风景，“日头温暖”，“景象及其沉静”，仿佛千百年来就如此的城，如此的生活。整篇文章在字里行间浸透着濡湿的忧伤，就像各家屋顶上那“绿色霉苔”，但同样浸润在文字里的还有他们不绝不断的希望，这希望又像“城墙上石罅里植根新发芽的葡萄藤”，坚韧而顽强。

　　相对篇幅较长的《边城》里则更多了烟火气，“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却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周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亘古以来的自画像，简单、淳朴、和谐。简单的一句“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就把陶渊明笔下“夹岸数百步”的桃花源印象放大到读者面前，但这桃源却又不是不问世事的，这里有兵丁，有商旅，这里除了买卖船只，也买卖媳妇；只是作者更愿意让我们看到这青山绿水环绕间的安静和平。

　　这里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这“桃花”是“桃之夭夭，宜其室家”里对家族昌盛，人丁兴旺的暗喻，是岳珉眼里“对岸桃花开了”的对未来生活的希冀；甚至可以说是夸父追日，筋疲力尽后“化为邓林”的文化坚持！

　　桃花会谢，但同样有来年繁盛的期待，也许正因为这份坚持，这份希冀，才在苦难备至的时候赋予这个民族底层卑微的人们不卑微的希望的火光，是民族前行的勇气与执着！

　　沈从文笔下的人物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他们都是这个民族隐忍、乐观、坚强而永不失希望的代言人。他们身上都保持着一种原生态的生活本真，不做作，不虚伪，不论做什么与不做什么都如孩童般清澈透明，一如清澈透明的湘西山水。

　　我的闹革命的“紫色脸膛的表哥”、女匪王夭妹、做过悍匪的“大王”……那个年代的刀光剑影，生死劫难在当事人眼中、在旁观人眼中、在作者笔下，都浅浅淡淡过去了，没有连篇描写，没有血腥暴力，似乎连死都自自然然。其实当你连生死都做不了主的时候，与其期期艾艾的乞怜埋怨，不如这样不卑不亢的面对命运的责难。

　　沈从文作品中的人物没有高举理想大旗的伟大创举，他精心刻画的都是俯身在大地上谦恭卑微而极具韧性的简单却温暖的灵魂。他的作品中显露着一种坚强的信念，那就是，“除非我们保持着一些对人生的虔诚态度和信念，否则中国人——或推而广之，全人类——都会逐渐地变得野蛮起来。”他认为的野蛮不一定是刀光剑影，而是丧失心灵家园之后，人类精神的荒芜。他的担忧，在1966—1976年和家人往来信件中（《沈从文家书》）表达的更为淋漓，也更有前瞻性。

　　沈从文的清醒处，正在于此，他不迷恋旧中国，但他对几千年的文化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他相信要确定中国的前途，就要先对自己的优缺点进行清清楚楚的分析。建国后封笔，甚至一度自杀的沈从文确乎焦虑现状，但他就如自己笔下的岳珉或翠翠，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化的坚守，“湘灵世界”依旧是他心底的文化家园。

　　最终有一天，我们发现，人的心底需要一点直通人性最隐秘的地方的柔软的力量——文化经典。文学是作者的性灵的体现，更是对读者做为纯粹“人”的意义的关注，文学总是要站在政治的肩头眺望远方，一个民族才能大气和雍容。以此看，沈从文的坚守正是对民族文化自信的坚守，他传递给世界的也正是纯粹的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

　　这种自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历史，来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这一点，沈从文做到了，他对人类纯真的情感与人格的坚守，无疑就是对民族文化最大的认同与坚守，哪怕他曾因此备受非难。

　　时至今日，我们再看沈从文所创作的湘西系列，那种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他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本于自然又回归自然的哲学。我们不禁要惊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不正是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所极力倡导的理念吗？

　　沈从文的作品是他传达的来自于故土和湘楚文化记忆的独特对话，它来自于对古老文化的固守和对未来文化重构的执著。文化，就是在人类心灵深处保存一块未竟之地，寄托我们想象中柔软的乡愁。正是这一脉“文化乡愁”，才让我们从中不断汲取“心性修养、价值守护与精神砥砺”，才让我们逐渐获得无上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