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日子

　　一

　　2014年9月休假，去了北京的红姐家。红姐20年前拿到律师执照，义无返顾去北京闯荡江湖，放弃了家乡的一切优越条件，城市、家庭、机关舒适的工作。当年我很佩服红姐的勇气与胆识。毕竟一介女流，赤手空拳，要在京华大都，高人云集的地方，开拓属于自已的领地与事业，换我，比上青天还难。

　　可想而知，红姐起初做京漂族的日子是何等困难与艰幸。背着人，眼泪不知流了几大筐。又要租房子，又要上班，还要牵挂远在老家的儿子，心一定要碎了一地，象水银一样。

　　再后来，红姐在北京真的站稳脚跟，渐渐在律师界显山露水，佳话频频传来。起初在东三环的地方，买到一处不错的房子，够宽畅的，足一百多平米。接着又买了车，熬成有车有房族，令人羡慕，把儿子也弄去北京上大学。

　　这时的红姐，已经不满足于在别人的律所打工，而是和别人合作开办了自已的律师事务所。再后来又在北京的另一个区开办了自已的分所。也曾注册了一个属于自已的文化公司：大爱园文化传媒公司。由于没有人打理经营，一直处于半瘫痪状态中。

　　这几年红姐一直来电话喊我：“良子，抓紧时间提前退休，然后来北京帮我。”她在那边着急，我在这边着急。不管怎样，她和我一个川道里走出来的，整整三十年的交情，人生千帆过尽，大起大落之后，有几个三十年啊！我和她的情谊就这样断断续续地维系着，不敢说比海深，比山高，那样太过骄情。她永远在我的心里，我永远在她的心里。

　　红姐是强势的，可她有男了汉的胸襟与气度，不容置疑，单凭这点我钦佩她，力挺她。

　　前年休假，去了小妹那儿，去年休假，去了香港。今年休假，我打定注意去给红姐帮几天忙。

　　到了北京，才知道红姐刚换了车，一辆乌黑色很漂亮的别克。那辆灰色的夏利因为老出毛病，又查不出问题，像人一样被打进冷宫。

　　其它合作开所的几位律师，因为路远，一般不来律所坐班，只是有事偶尔过来招呼一声。儿子婚后去了一家投资公司打工，也不在红姐这儿干。红姐现在成了名符其实的光杆司令。这不，正巧我去了，成了她暂时的助理和跟班。

　　我陪着红姐开着她的别克车，每天游走于京城的大街小巷，东西南北中，办案，调查取证，会见被告，参与调解。第一时间，红姐给当事人介绍我是她的助理，后面不忘缀上一句也是一知名作家，“作家”两字让当事人看我的目光中多出一股敬意。我自然明白多半时候我只有陪同与旁听的份。

　　回来后，回想着在京城红姐身边呆的近二十天时间里，经历的那些个形形色色的人与事，像电影的剪辑镜头一样，一幕一幕上演着，激荡着，同时也纠结着我的内心，我的心脏变得像麻线团一样。律所小社会，汇集了芸芸众生，各色人等。来这里找律师的，大多是罪犯家属，或者徘徊在犯罪边缘的人，要么有急难，官司缠身的人。

　　这些负面的，消极的因素时时纠缠着、影响着律师的身心健康，你说律师能阳光起来吗？别人看见京城的律师大把大把地挣钱，可没有想到他们也在大把大把地付出与透支。别人说律师与其它法律工作者一起共同构成了构建和谐社会最后一道长城，把好最后一道关，可这道关能把好吗？难啊难。

　　有一晚上,我和红姐刚吃完晚饭,正在看电视。最近好几个台一直在热播电视剧《勇敢的心》，我和红姐都喜欢剧中的男一号霍啸林。同时我很痛恨男二号人物赵舒城的残忍与阴暗。红姐嘲笑我：“还写剧本、小说呢，连这点心里素质都没有，最好别干这行当。难道你不知道不论写小说、还是写剧本刻画人物，好人要让他好到家，坏人要让他坏到骨子里，这才叫成功。”我俩正在为此事讨论，红姐一部电话响了，很好听悦耳的音乐声，红姐压到免提，我俩都能听见。是一年轻的男性声音，说他两天前因孩子的事与别人打架，把人头部打破了，到医院缝了几针，人家当时报了案，他在派出所关了一宿，家里拿了两万元钱押到那儿，才保释出来。他想用钱摆平这件事，不想被拘留，问红姐这事怎么办。

　　红姐说：“既然这样，您愿意花钱免灾，这事好办。人家的伤在脸部、头部。这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派出所起初会调解一两次，双方能达成协议便就地解决，达不成协议可能会按法律程序来办，该关人关人，该判刑判刑。

　　当然您不是对法律程序太懂，您要委托我们律师的话，我这边也可以先期介入派出所的调解。把您的利益最大化，把您的损失减少到最小。律师的先期介入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对派出所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他们在调解过程中不致于态度有失偏颇，另一方面对方当事人一看见有律师在，也不致于狮子大开口，满天要价。”

　　红姐这么循循善诱的口才一煽情，对方当然掂量出前期请律师的重要性，打架斗殴，故意伤害一类的社会治安案件，归根到底在于经济赔偿的多少，没有高雅与庸俗一说。

　　“那么您的前期代理费是多少呢？”小伙子问。

　　“三千元。”红姐答。

　　“那么我就委托您吧，但您一定给我把事情搞定，我不想被关进去。哪怕是几天都不行。”小伙子又叮嘱。

　　小伙了告诉红姐，派出所决定，两天后的上午进行双方当事人的第一轮调解，让红姐早点赶到派出所门口与他会合，见面后双方把具体的细节沟通一下，并告诉红姐派出所的具体位置，好像就是我们所住的朝阳区的一个叫石桥镇的派出所，离市区还比较远。

　　这天早晨，红姐和我开着她的别克车朝约定的地方驶去。当然我不忘我的助理身份，提上红姐那只棕色的驼鸟牌公文包，里面有红姐各种文书协议、公章、文具等。再拿上红姐沏上热茶的保温杯。一路上目力所及，京城繁华的街道，车水马龙，奔腾不息，路两旁的大型风景树，迅速向后移去。接近郊区的地方，绿化与植被覆盖更好，葱郁满野，大片大片的小树林和蔬菜花卉基地让人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我们的车刚到派出所门口，远远看见有一辆银灰色的现代车停在那儿。车上走下来一个中等身材，五官端正，穿白色短袖体恤衫的小伙子，他向我们的车走来。红姐意识到这可能就是电话中咨询的当事人，摇下车窗向他招手。他也向红姐打招呼。我赶忙移到后面的车座上，把副驾驶座让给她，好让他和红姐沟通。

　　他上车后，简单地向红姐描述了整个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小伙子叫赵绪，今年25岁，可已是一个6岁孩子的父亲。对此，我吃惊匪浅，呵，典型的早恋、早婚、早育。赵绪老家是河北廊坊农村的。十四五岁的时候，便跟随父亲来北京做生意。后来认识了北京郊区石桥镇比他大四岁的本地姑娘袁梅，两人你来我往，情浓意浓，便顺利结婚生子。婚后的赵绪在双方大人的共同帮助下办起了一个纯净水公司，并在石桥镇买下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小伙子精明能干，生意做得火爆，后来又买了车。可他住进小区后，总觉得这个圈子的北京本地人，歧视排斥他们这些外来户。

　　那天下午，本来是赵绪的孩子和本院刘菲的孩子在一起玩，因小事发生矛盾，两小孩掐架。赵绪孩子因年龄小，处于略势，正好赵绪的母亲下楼来喊孙子回去吃饭，见刘菲孩子欺侮自家孙子，便过来踢了刘菲的孩子一脚，想吓唬吓唬这孩子。这一幕又被正好从外面回来的刘菲撞见，她认为两家小孩打架，大人不应该动手打小孩。于是她上前与赵绪的母亲理论，两人都暴粗口，对骂起来，后又发生撕扯现象，两人都摔倒在地上。刘菲中学的一男同学叫李雨田的，也住本小区，看见此事，周围又围着许多看热闹的邻居，便上前拉架，想把两女人撕开，当然也不排除他拉偏架的成份在。这一幕又被闻讯匆匆赶来的赵绪撞个正着，他停下车，手里还纂着车钥匙。他误以为眼前和他母亲纠缠在一起的一男一女是两口子，他们可能是联手欺侮他母亲。情急之下以钥匙为武器，朝着李雨田的头部脸部戳去，李雨田的头部和下鄂部分别裂开了一个小口子，血流一地。李雨田的妻子、父母闻迅赶来，打110报警，赵绪也替母亲报了警。派出所的人很快赶来，让李雨田与赵绪的母亲分别去医院检查伤口和治病。

　　赵绪还告诉红姐，他从李雨田的一个表弟口中得知，李雨田那边估计得十万元钱才愿意调解此事，若十万元他可不想出，他宁愿进看守所。

　　我们三人一起走进了派出所，来到一间办公室。负责这件案子是一位姓杨的警官，四十多岁，身材魁梧，俊朗有型，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坐着。另一位陪同的警官、瘦弱、矮小。环视室内，对方当事人及家属一下子来了四个，受害者本人李雨田，也就三十多岁，脸上贴着两块纱布，一块在额头上面的发际间，一块在下鄂处。受害者的妻子，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比较随和温顺的那种。受害者的父母，两位六七十岁的老人。

　　我们几个进去后，房间立马显得拥挤，几乎连多余的凳子都没有。我们三人只好站着等待调解。杨警官给双方当事人家属做了介绍后，便不再吭声。对方的父母首先向赵绪发难，历数赵绪的种种罪过。什么他儿子李雨田是一家幼儿思维教育机构的老师，本来靠长相和嘴巴吃饭，现在破了相，很有可能面临失业。全家一大家子人，儿子是主要劳动力和经济来源。再说赵绪的孩子只是和刘菲的孩子发生矛盾，后来赵绪的母亲和刘菲的发生矛盾，撕扯，他儿子只是因为都是街坊邻居关系，上来拉架，被不问青红皂白的赶来的赵绪大打出手，破了相，如今这世道，学雷锋学成这下场，谁还学雷锋。

　　老两口越说声音越大，李雨田的妻子也掺和其中大吵大嚷，指责赵绪，李雨田也偶尔有气无力地说几句话。

　　赵绪年轻气盛，耐不住情绪，也大声在那儿抗辩。说他之所以打李雨田，是因为他赶去的时候，李雨田正抓着他母亲的头发。有那样拉架的吗？这不明摆着是拉偏架或帮凶。

　　于是大家吵得像一锅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杨警官和那位小个子的警官只是静静地听着，仍旧不吭一声，后来干脆出去了，任凭你们吵翻天。此情此景，我的头都大了，我才知道，这警官的一碗饭不好吃。

　　红姐示意我和赵绪来到外面的走廊上。红姐小声嘱咐赵绪：“你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吵，你看他们一家子情绪这么激动，你再一吵，事态只会升级，不利于下一步调解。你进去以后，先做到两点，第一是向对方真诚地陪礼道歉，承认打李雨田是一时误会，打人不对。第二就是愿意承担李雨田治病期间的医疗费等其他合理经济赔偿费用。”

　　赵绪绝顶聪明的一个小伙子，马上领会了红姐的意图。我们三人再进到那间办公室时，杨警官也进来了。红姐主动向在场的所有人介绍了自已的身份，并向对方当事人主动劝说：“大哥、大嫂、弟弟、妹妹，大家都是街坊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双方都要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要让事件升级或恶化。我们都是农民出身要表现出农民的那种诚实和质朴的一面。”

　　一听红姐是律师，对方当事人迅速安静下来，听红姐说。红姐说完，赵绪也适时地上前向对方的父母、妻子鞠躬道歉，承认自已打人不对，表示愿意承担对方提出的合理的经济赔偿。

　　这时杨警官让李雨田一方提自已的赔偿条件。李雨田妻子拿出一个事先准备的小本本，在那儿边说边念。除又一次陈述事情发生的过程外，最后提出的赔偿金额是包括治疗费、整容费、后续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项目共计人民币20万元。我们几人一听嘴唇都惊成“O”型。妈呀，20万元，真敢说出来。那杨警官也感到20万有点要价太高。赵绪表态，他只能承担三万元的赔偿。双方差距太大，根本达不成协议。于是对方一家人又开始和赵绪争吵，仍然是事情发生的起因、经过一类，双方各执一辞。赵绪向杨警官提出让刘菲必须到场，这件事才能调解，事因刘菲而起。杨警官打电话叫来刘菲，刘菲是一个黑黑瘦瘦的平常女人，也不过三十多岁，刘菲的丈夫也是比较黑瘦，个子不高。

　　刘菲来了以后，态度明显倾向于李雨田一方，李雨田妻子也帮着刘菲说话。两家子声气相通，统一战线。刘菲只说赵绪母亲踢了她家小孩一脚，但不承认她打赵绪母亲的事。这时红姐适时发话：“既然刘菲不承认和赵绪母亲打架，那么李雨田有什么架可拉，当时赵绪看见李雨田抓着母亲的头发，由此推断那就是李雨田打赵绪的母亲，当时赵绪第一眼看见的情形是正确的。”红姐这么一说，刘菲和李雨田一方都渗到那儿。

　　大家又争吵了一阵子，李雨田主动要求说话，他说：“刚才杨警官也说我们要求太高，我现在主动让一步，只要被告承担十万元赔偿金就行，这是我们最后的底线。”红姐又把赵绪叫到外面商议，赵绪进来后，说他愿意加一万元，承担四万元的赔偿。可对方干脆不再让步，双方又疆持下来。杨警官让我们去外面大厅等，可能在给对方和刘菲他们做工作。之后，可能是李雨田感到身体不适，一家人赔着先撤了。剩下我们这边和刘菲夫妻俩继续调解。

　　赵绪问刘菲自已母亲医疗费及经济赔偿金的事怎么办。刘菲让赵绪提条件，赵绪主动提了两万元。刘菲和丈夫不答应。赵绪又主动降到一万元。刘菲夫妻还是不答应。这时红姐替赵绪作主，让刘菲他们赔偿赵绪五六千元就行。这时刘菲也没有答应也没有不答应，说回去和丈夫商量再定。第一次调解便结束了。

　　我们和杨警官打过招呼便出来了。直到走出派出所的大门我才深舒一口气。时间已过了中午十二点，整整一上午调解，还没有结果。赵绪要请我和红姐去附近的饭馆吃饭，红姐拒绝了。她说等事情有结果再说。回到车上，我对红姐说：“您看这警官也不好当，每天要面对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什么打架骂仗，邻里纠纷，小偷小摸等，你说烦人不烦人。”

　　“烦，也得干。我们当律师不也一样，心里压力超大。”

　　过了三四天，要进行第二轮调解。赵绪前一天晚上给红姐打电话通知。第二天一早，红姐开着车和我赶往石桥镇派出所。这次调解看样子比较正规，安排在一间小型会议室。凳子仍然不够，我们从其它办公室找到几个凳子，大家总算有位子坐。对方来的人仍然是上一拨的那几个人。李雨田夫妻、父母，刘菲夫妻。调解人仍然是杨警官和那个小个子警官。能感觉到这次气氛比上次缓和多了，经过几天缓冲，原告的情绪不像上次那样剑拔弩张。

　　一开始赵绪超聪明，主动向在场的人表明：“前天晚上原告的表弟，也是我的一哥们，交情匪浅，找过我就是为我和原告打架的事，我看在他的面子上表示过愿意追加一万元，赔偿原告五万元人民币。我想这事原告夫妻应知道。”杨警官问李雨田一方啥意见。李雨田最后说愿意在上次调解的基础上降一万元，要求赵绪赔偿9万元。杨警官发觉双方的差距拉近，一会让我们这边回避，一会让对方回避。两头做工作。赵绪一直坚持，他只能赔偿这么多了，否则对方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红姐适时地告诉对方：“这种伤害赔偿的案子，作为律师我们见得多了。赵绪的赔偿金算是我见过这种伤害程度最高金额的赔偿，你们不要错失良机。真到两家最后掰了，闹到法院，你们可能拿不了这么多，至于赵绪会不会被刑拘那另当别论，孰轻孰重你们掂量着办。”我佩服红姐见缝插针，恩威兼顾，姜还是老的辣。

　　最后调解的结果，对方答应了赵绪5万元的赔偿，要求赵绪不再追究刘菲给其母亲的赔偿责任，李雨田和刘菲这事一次结了。红姐觉得这事解决得还算圆满。赵绪打电话让妻子从家里拿来3万元钱，杨警官也把事先赵绪交的2万元押金拿过来。5万元赵绪点都不点便交给李雨田的妻子。李妻在那儿数钱，杨警官在电脑上打调解协议书，一会儿协议书印出来几个人分头签字，一人一份便宣告结束。杨警官脸上终于露出了少见的笑容，因为一桩公事圆满解决。临出门时，我故意戏谑地对杨警官说：“到底是京城的警官办案神速。”说这话时，我十二分的真诚。

　　杨警官说：“您甭埋汰我们了，这还神速啊！一个打架的小案子都拖了十来天。”

　　出来以后，我对赵绪说：“你们年轻人啊，有时做事太冲动，两拳砸掉了5万元钱。这下你心里舒服了。”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加上律师代理费什么的，不止5万元。

　　赵绪倒一点不在乎钱，他一脸轻松地说：“没事，大姐，钱去了再挣，当时就是为母亲挣一口气。”好像他砸掉的不是5万，是500元一样。

　　二

　　又是新一天的早晨，太阳已露出红红的脸蛋。我和红姐刚踏进事务所的大门，连口气还未喘定，红姐便接到一通男人的电话，说他在大兴那边拘留所附近，要委托律师会见他们在押的孩子。红姐在拘留所附近有一间办公室，外面挂有律师的大幅广告牌和电话号码，他们可能是从牌子上找到电话号码的。红姐赶紧催我一起往大兴那边赶。路上我们遇到小小的堵车，但所幸时间不是太久。要求会见的家属很没有耐心，接连打了几通电话，红姐也很着急，只得一次次耐心解释。在半路上，又接到一位犯人家属的电话，是个女的。也是要求委托律师会见的。咨询律师收费的情况。红姐直接报价1000元，对方讨价还价要求800元会见，红姐答应了。红姐想反正今天车就是往大兴那边去，车耗油也就耗一次，800就800，其实之前的那个男人打电话要求会见的，红姐也报了800的价，

　　跟红姐在事务所呆了几天。才发现北京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看守所有规定（应该是国家法律规定）在押人员判决未生效前，是不容许家属会见的。任何衣物都不容许往里面带，家属只能在看守所的接待处给犯人卡上打点钱。可是家属如果委托律师了，律师可以会见在押人员。北京的每一个区都有一个看守所，你想想这每个看守所每天进进出出关押着那么多犯人，每天总有一部分犯人家属通过律师会见与在押人员沟通信息。这对律师来说是一个大的商机。许多外地来北京闯天下的律师便把触角伸到这儿。每个看守所的门口，一家挨一家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这在内地是不多见的。律师只要每天坐镇那里，总有人会进来咨询，委托会见，委托代理，取保候审等。律师一般都忙，他们要出去办案，不可能每天呆在办公室，许多律师便聘请一两个助理坐镇那儿拉活，和犯人家属讨价还价。这些助理每拉一件活都有提成。于是各家的助理与助理之间经常因为争抢当事人而发生矛盾，吵架，打架的现象时有发生。坐落在冷僻郊外的看守所那条街，因此有了汽车美容，百货小买部、小饭馆、小旅店、美发店、服装店等，是犯人带动起整个第三产业链。我的妈呀，匪夷所思，各家的生意还挺红火，这些个体户，包括律师，都盯着犯人家属口袋里的钱。

　　中国的法律说有漏洞也有漏洞。但如果你犯了法，国家法律意义上的制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隐形的受惩罚者就是这些罪犯的家属。他们千里迢迢从外地赶过来，（我们看见许多犯案的人员都是外地来京务工、办公司或流窜作案的人员。）如果想捞人，就得大把大把地花冤枉钱。请律师花钱，听说北京这边一个阶段的律师代理费至少得一万元（公、检、法），住店、吃饭、拖关系哪一点不得钱开路。

　　在北京普通的律师事务所，一般咨询一次大约是收费80到100元。委托会见一次一般收费800到1000元。委托取保候审大约收费是35000元至45000元。可这些犯人释放出来后有没有改邪归正，重新作人，他们有没有想过他们在里边时家属花的那些冤枉钱，都值得人深思。红姐告诉我在看守所旁边开事务所，她可算开山鼻祖，后来那些个来京闯荡的律师纷纷效仿，便形成现在的气候。这个我信，红姐一直是一个有着创新思维的奇女子。

　　车子到了大兴那边看守所附近红姐的另一个办公室门口，只见三个当事人家属两女一男已经等得有些着急。我们进办公室坐下，我给三位家属分别倒了一杯茶，红姐和他们沟通情况签订委托协议，我去隔壁复印社复印委托人户口本、身份证等证件，一看证件是河北邢台那边农村来的。等我返回来时，红姐这边的一切情况已谈妥，协议也签了。我们五个人往看守所方向走去，我只知道犯案的是一个女孩，到底什么原因我没敢问，红姐可能知道。这三个家属其中一个是被关押女孩的母亲，也就是委托人，大约四十多岁，人长得颇有几分姿色，一双丹凤眼很好看，想必她的女儿也是一个美人胚子。另外一男一女可能是女孩的姨姨与姨夫吧。

　　红姐在看守所律师会见处办理了会见手续跟着管教进去了，我陪着他们三个家属在接待处大厅等着。不时有犯人家属领着律师来接待处办理会见手续或者给在押人员打款。

　　半个多小时以后，红姐出来了。我们来到看守所大门外面谈这件事情。红姐把一张笔录的纸当场给这几个家属讲解了一下。大致内容是女孩说她这次被抓不是现场抓住，是有线人指正。出了这事她也觉得给家乡的亲人丢脸，恳切希望母亲不要伤心，保重身体。她租的房子在某某街某某巷内，房东的姓名，房间内有什么衣物、家具、用品等一一列出。另特别交待房间内的某一只皮箱内有十万元存款，让她母亲代为取走。房门钥匙与皮箱钥匙都在某某派出所某某干警处保存。

　　讲完后，红姐把这张笔录纸交给女孩母亲，让他们几个人抓紧时间赶往那个派出所联系取女孩交待的衣物及存款，三人匆匆离去。

　　就在这时，那个早上打电话要求会见的女人又打电话过来，说她在办公室门口等我们。我和红姐又往办公室方向走。路上我问红姐：“这女孩到底犯的什么事被抓，怎有那么多存款？”

　　红姐说：“买淫罪。”

　　“怪不得有那么多钱。”我说。

　　红姐说：“这不算多，女孩才来北京几个月就挣这么多钱，你想想。二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和她母亲一样长得水灵漂亮。”

　　“这么年轻，为什么不在北京打一份工，踏踏实实地做人。”我叹息着。

　　“你以为别人都像你愿意打一份工，北京的工不好打，再说打工能挣多少钱。人家这轻轻松松挣大钱。这女孩半年就挣十多万，一年还不得几十万。被抓只是个意外，她们出来后继续从事这行业。”红姐觉得我想问题太过简单。

　　我在担心刚才那三个家属能否通过派出所顺利取到女孩的物品和存款。红姐嘲笑我杞人忧天。我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到专业妓女，可惜我没有看到这女孩本人。只看到三位家属。

　　到了办公室的门口，果然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在那儿等着，穿着很幽雅得体的一个女人，长相也慈眉善目。

　　我们三人在红姐办公室坐定后，那女人告诉我们她是昨天晚上从东北沈阳赶到北京的。昨天晚上就住在看守所附近的一家小宾馆。她丈夫几天前是因为在超市附近偷了别人一部苹果手机被抓的。被抓的当时，她丈夫情急之下给她发了一条信息，让她来北京找一个叫老余的人捞他。

　　红姐问那女人：“你丈夫有没有前科？”

　　女人说：“去年在南宁因为偷别人的几千元钱被判刑入狱9个月，才出来半年多时间，就来了北京。”

　　我和红姐一下子明白了这女人的男人是惯犯。或许多年就是以偷盗为职业。看这女人穿衣打扮，家里并不是很缺钱的样子。女人说话办事属于绝顶聪明的女子。女人告诉我们，家中还有一儿一女在上初中，她这次出来时都交给爷爷奶奶照看着。多么和谐幸福的家庭，这男人一定脑子进水了，为什么要当小偷。

　　我不解地对女人说：“你男人才三十多岁，家中高堂都在，儿女双全，你又这样温柔贤慧，几世修来的福报，为什么不在你们沈阳或北京好好地打个工呢？为什么要做小偷，自毁前程。这次如果有幸出来，你一定要劝他改邪归正，好好地打工挣钱或者做点小生意，摆地摊都行。”我知道我的话没用，可我还是说了。

　　听我这么说，女人眼里分明已溢满泪水：“大姐，您不知道，这几年我没有少劝他，他根本不听我的，其实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不论打工，做生意，都能成事，可他不听。”

　　红姐已签好委托协议，然后插话到：“良子，你也太天真了。你总是劝任何人打工打工，如果那些违法乱纪的人都愿意老实像你一样打工，天下早太平了，你我做律师的早失业了。”

　　时间已是正午，女人去了宾馆休息，说好下午两点来找我们一起去看守所会见。女人走后，我和红姐随便吃了点东西充饥。然后和衣躺在沙发上稍事休息。

　　两点整，女人来了，我们三人去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门口红姐让女人去小卖部买两包玉溪烟交给她。

　　到了接待大厅，值班的仍然是上午见到的那两名管教。红姐在递材料的过程中把两包烟顺利塞给二人。那位年龄大一些的管教态度一下子变得随和友好起来，一边抽烟，一边还笑着说：“这犯人的烟不能抽，这律师的烟可以抽。”她替红姐办好会见手续后，从电脑上调出了这女人丈夫李龙的资料让我和红姐看。

　　电脑资料上明确显示，这李龙在一家超市行窃时，故意将十四元钱扔在地上作诱耳，一位路过的女子不知是计，弯腰拣钱过程中李龙乘机偷了她苹果手机，后被派出所侦破抓获，作价2300元。

　　这个细节让我更确定这女了的丈夫是以一职业小偷，后面还有一盗窃团伙也说不定。短时间内不可能金盆洗手，我暗暗替女子悲哀起来。

　　红姐在另一位管教的带领下进了看守所的铁大门，我和女子在接待大厅等待。大约也是半小时左右，红姐出来了，手里仍然多了一张笔录纸。

　　我和女子尾随红姐来到拘留所大门外面。红姐拿出那张纸指给女子看。大致意思是李龙告诉老婆他目前租住的处所，房东情况。另外派出所抓他时只认定了那部手机，目前还属于治拘，没有转刑拘。他的承办人（替他帮忙的人）老余现住在某某宾馆某某房间。让女子有事去找老余。他目前不想请律师，如果真要转刑拘，他会想办法通知女子。

　　红姐把那张笔录纸交给女子，并再三嘱咐：“你按你丈夫的意思先找老余，如果你觉得老余办不了事，就早点来委托我们，越早越好。真要转刑拘就比较麻烦了，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女子只是点头。

　　我们和女子从拘留所门口分手后，红姐开上车我们直奔十里堡红姐的家里。一天陪红姐会见了两个犯罪嫌疑人，上午妓女，下午小偷，感慨万千。红尘世界，芸芸众生，业障现前，果报在身。有些人仍然执迷不悟。就像今天见到的妓女与小偷，十有八九出来会仍操旧业，他们真的会如我所愿，从低从矮，踏踏实实地打一份工吗？也许是我痴人说梦。放下执迷，立地成佛。

　　三

　　那天我和红姐去一个朋友那儿取一份材料，是关于一个信用卡高科技诈骗团伙的案子，一审已经判决了，他们可能要上诉，其中某一位犯罪嫌疑人的家属，通过朋友想委托律师上诉。

　　红姐把材料拿到手后，我瞥了一眼，很厚的一本。红姐仔细研读了一遍，用笔勾出了一些疑点。和那位中间介绍人徐姐我们三人在东坡饭馆又进行了商议沟通。商议的结果是先由当事人的母亲委托会见，会见时征求当事人本人的意见看愿不愿意上诉。如果愿意上诉由红姐在会见时代写上诉书，由本人交给管教。上诉成功后再委托红姐进行诉讼代理。

　　说好第二天下午我陪红姐去会见这位当事人。晚上在红姐家里，夜澜人静，我出于好奇也仔细地研读了这份由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书。读完判决书，我真的振惊了。原来总是从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了解到一些各种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诈骗案的内幕，并不上心。现在事实摆在面前，怵目惊心。

　　这个诈骗团伙我们姑且称它为黑豹诈骗团伙，是一个精英团队。最高学历是硕研毕业，最低学历是中专中技毕业。

　　前三名在判决书上列为主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年，7年半，7年，剩下几位从犯依次刑期递减。

　　黑豹团伙1号人物巨某，男，36岁，信息技术专业硕研毕业，捕前系河北某大学信息技术专业教师。

　　黑豹团伙2号人物燕某，女，31岁，澳洲某大学硕研毕业，曾随母亲旅居美国、澳洲好几年，学成归国。典型的海归一个。捕前系某直辖市人。也就是这个燕某的母亲，想通过徐姐找到红姐作为她女儿上诉期间的代理律师。

　　黑豹团伙的3号人物钟某，男，28岁，北京某重点大学金融专业毕业，捕前系北京某银行信用卡中心工作人员。

　　黑豹团伙的4号人物靳某，男，28岁，捕前系某国有企业职工，东北哈尔滨人，信息技术专业大专毕业。剩下的三四个人物分别是中专或中技毕业，都二十来岁，是靳某招集来的几个小弟。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号、2号、3号、4号4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是在一个叫信用卡问题的QQ群里认识的。由于在某些敏感问题上臭味相投，野心相投，很快结成一个犯罪团伙，准备进行信息卡诈骗，他们进行了详细周密的计划与分工。

　　由3号人物钟某，利用在北京某银行信息卡中心工作的职务之便，提供未被激活的信用卡和信息卡申办人的详细信息。交给1号人物巨某。由1号人物巨某提供他下载开发的两款软件安装在自已和燕某等人的手机上。

　　第一款软件外号叫呼死你的垃圾短信病毒软件。由巨某和燕某利用这个软件分别向钟某提供信用卡申办人的手机集中火力发送垃圾病毒短信。直到对方的手机卡报废为止。第二款软件叫改号软件。手机只要安装这款软件，任意设置一个主叫号码（无论是固定电话还是手机），被叫电话（无论是手机或固定电话）来电显示都会显示这个预设的电话号码。

　　于是由1号人物巨某冒充信用卡信息中显示的男持有人打电话给某银行信用卡中的客服人员修改信用卡信息，激活信用卡。由2号人物燕某冒充信用卡信息中显示的女持有人打电话给某银行信用卡中心的客服人员修改信用卡信息，激活信用卡。

　　全部激活后再由2号人物燕某把那些已激活的信用卡交给靳某，由靳某组织他的那几个小弟分赴异地城市进行刷卡操作或套现，把拿到的现金由靳某汇集直接交给2号人物燕某，再由燕某和一号人物巨某商议后进行内部再分配。

　　在共同犯罪的过程中，燕某已离异，靳某是单身，两人很快打得热火，走向同居，表面上以男女朋友的关系相处。

　　这个号称黑豹的犯罪团伙的人员在将近两年多时间里，为了隐蔽，分赴几个不同的城市疯狂刷卡套现，诈骗共折合人民币五十多万元，受害人前后涉及十一人。这十一人前后都在某银行申办过信用卡，但他们都未收到某银行信用卡中心寄来的信用卡。但他们前后被某银行通知由于透支额度太大，需及时补上款项，否则有可能被起诉到法院进行经济赔偿。

　　这些人接到通知后才如梦初醒，纷纷先后在公安局报案。经过公安机关组织警力多方取证，侦察，这个轰动京城的黑豹团伙信用卡诈骗案才得以告破。

　　第二天早晨，我和红姐一边吃着早饭，一边商量下午去昌平那边西城看守所会见当事人燕某的事。

　　我对红姐说：“你看燕某，年纪轻轻的，海归一个，又高学历，估计也是美人一个。你说你能去好几个国家留学旅居，家里一定超有钱。既然回来了，凭她的才能学历，在国内谋一个职业不难，为什么要干违法的事呢？现在把自已搞到监狱里去了，自毁前程。红颜薄命啊。七年半，七年半出来，也快奔四十了，人生有几个七年半呀！”

　　“良子，你给我打住，你该不会又说这女子为什么不去好好打工呢？”红姐提醒我。

　　其实我就是想说这女子既便放下身段去打一份工，也会成为京城白领，聪明才智在那儿摆着。唉，人生各有因果，挡也挡不住，只有撞了南墙才知回头还是不回头。

　　红姐开着车带着我，两点之前，我们赶到了位于昌平区某郊区的西城区看守所。红姐在接待大厅办好手续后进去会见当事人燕某。

　　好大一会儿功夫，红姐才会见出来，我马上奔过去，问她情况怎么样？

　　她说：“看来这个案子还是有一些问题。我已经给当事人写了上诉状让她交给管教。估计上诉应没问题。但这女孩子说了些情况，我很吃惊。说她这次出事跟他在外面交的一个男朋友有关。她男朋友比她大好几岁，是多年闯荡江湖的那种人，也做生意。在这起诈骗案中，他男朋友让她一起做，而且许多事情本身是她男朋友做的，出事后，她把事情全揽过来，为他顶缸。原因是前几年，她妈在国外旅居时，她爸爸一直有病在家，是她男朋友一直帮她照顾她妈妈两年。她觉得欠他的一分情，就这样做了。”

　　痴情的傻女子，为别人当替罪羊。可她七年囹圄出来后，他不可能一直在外面等她，事过境迁。但我又一想，敢触犯法律高压线的女人，她说的话几份是真，几份是假。总之，案子现在看来有点扑朔迷离，我们是不是在接近案件的真相，说不准。上诉之后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们都在试目以待，但愿红姐回天有力。

　　红姐去会见时，我在接待大厅坐着。觉得无聊，就在看守所前面的院子转悠。没想到这个看守所外围的环境特别幽雅，两边依依垂柳婀娜多姿，如伞盖似的树冠遮住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浓荫。院子里有两个很大的花池，种植着一些四季常开的花卉，牡丹、芍药、大莉花、美人焦正开得艳丽，姹紫嫣红。看守所周围的农田、果园也是翠绿一片，枝繁叶茂，丰收在望。于是我想到一个外国科学家所做的实验，把犯人关在一个充满绿色，充满希望的世界里，他们的心情会平静安稳，有利于他们改造。

　　院子的西南角停着一辆面包车，车旁边违着一堆犯人的家属，大约有十来个，叽叽喳喳地在那儿议论着什么。出于好奇我走了过去，想听听他们在议论什么。

　　走近一听，这帮人原来是北京某投资贷款公司非法融资案的家长。有一个家长和这帮人是一起的，她一个人在道崖旁的石条凳上坐着，我也坐过去和她搭讪。

　　她告诉我是她儿子的一个投资公司出事了，儿子被关到这里快一个月了。以前儿子在别的公司打工，才来这个公司不到两年。这个公司从成立运作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一年了，一直都好好的，前一段时间却被人举报说非法融资。他们做家长的又不懂，到底怎么个非法融资。公安局把公司的十几个工作人员从领导到一般职员一窝端了。最后只放出来一位做饭的阿姨和一位司机。剩下的都被关到这儿。她给我朝刚才面包车旁边的那帮人呶嘴，我明白他们都是这个公司员工的家长，大约都是些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现在公司员工年轻人居多。

　　最后那女人不解地对我说：“你看现在的政府怪不怪，投资公司都是政府批准才成立的，就算出了事情，主要责任在于领导，你把几个领导抓了就行，为什么连普通的员工也一锅端。”

　　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投资担保公司，是近十几年崛起的新生事物，由南往北波及。算民营储蓄借贷银行,高利息高回报。有些人诅咒就像过去的高利贷，是骗子公司。有些人认为翘动了沉淀的民间资本，比在国有银行贷款方便多了，对经济社会的推动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古代的票号，银行，不都是民间开设的吗？

　　任何一种新生事物的应运产生，都在于国家的规范管理，让它走上科学化秩序化的良性发展道路，当然不排除有些投资担保公司一时资金链短缺，走向非法融资、非法集资，甚至诈骗，为首者携款潜逃的下场。

　　四

　　有一天，早晨，我和红姐正在事务所坐着，忽然推门进来一位二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个子不高，但一双眼睛乌黑发亮，顾盼生辉，浑身散发着一股子英挺之气。

　　“大姐，我来咨询一件事。”小伙子开口说，很标准的普通话。

　　“坐吧，你慢慢说，这咨询费每次一百元钱。”红姐开门见山。

　　“大姐，没关系。”小伙子通情达理。

　　我给小伙子倒了一杯茶放到他面前，小伙子说了声“谢谢”。接着便讲起他的故事。

　　原来小伙子叫郑军平，老家河南郑州农村的。两三年前北京某重点大学毕业后当了北漂族留在京城。后来通过努力进了一家国有企业。在这家企业工作几个月后与同事小刘产生感情，进入热恋。小刘的家是北京近郊农村的，家境比较富裕。小刘第一次领着小郑去见父母，小刘的父母一听小郑的情况，外省农村的，在北京市无车无房，无存款，又是一打工的，将来把女儿嫁给她，指不定要吃多少苦，受多少罪。死活不同意女儿与小郑处对象。

　　可小刘从心底喜欢小郑，她觉得小郑重情重义，聪明能干，将来会有出息的。小郑也深爱着小刘，那是触动他心灵深处的一份牵挂与不舍。鉴于父母大人的坚决反对，小刘与小郑的恋情从地面开始转入地下。小刘以上班回家太远为由从家里搬到单位单身宿舍住，偶尔回家一下。小郑为二人结婚买房做打算，辞职应聘到一家薪水较高的外资企业工作。

　　小郑为了说服小刘的父母同意二人的关系，几次提着礼品登门拜访小刘的父母，恳求二老答应把女儿嫁给自已，他保证会给小刘比较幸福的生活。可都被小刘的父母无情拒绝了。

　　两人都深爱着对方，但爱得很疲累，有辛苦。小郑看不到任何前途，小刘也觉得前途渺茫。就在半年前，小刘的父母为让小郑彻底死心。给小刘介绍了一个对象小张，小伙子家与小刘住同一镇子上，家境殷实，还开着一家小公司。在父母的逼迫下，小刘背着小郑去相亲，很快两家把关系确定下来。此后的半年进间里，小刘在两个男人之间周旋，游刃有余。

　　小郑只知道小刘每个周末回家住两天，压根不知道小刘借回家之名去会见另一个男朋友。那小张也只知道小刘在市里打工，住单位宿舍，也不怀疑小刘和前男友小郑仍然藕断丝连，从未分手，还时不时地过着鸳鸯戏水的生活。

　　前不久小张和父母提着礼金来小刘家商议结婚的事宜。小刘的父母认为女儿许给人家结婚是顺理成章的事，就答应了。让小张和小刘先领结婚证，然后完婚。小刘极不情愿这么快领结婚证，因为那一头她舍不下小郑，两年的感情，小郑已在她心里烙下很深的烙印，挖也不挖不掉，何况二人的关系已发展到那种地步。可这一头又不好违背父母的意志，父母是她世界上最亲的亲人，是带给她生命的人。她曾试探着向母亲提和小张诲婚的事，可母亲说，都是乡里乡亲，他们丢不起这个人，如果小刘胆敢诲婚，母亲会以死相威胁。小刘妥胁了，便偷偷和小张领了结婚证，这一切从一开始就瞒着在市里打工的小郑。

　　小刘和小张领完结婚证就后悔了。当这个红本本象一面冷硬的墙一样堵在那儿时刻提醒着，自已心中不爱的小张已是她的合法丈夫，她将要和他走完将后慢慢的人生之路，而她心中最爱的小郑将注定被这堵墙硬生生隔开，有一天他将会成为别人的丈夫。她的心开始紧张和抽搐起来，充满绝望。她决心向心爱的男人将之前发生的一切合盘托出，承认自已半年来对他的欺骗与隐瞒，求得他的凉解。两人共同商议应对的办法，毕竟小郑是自已唯一有过肌肤之亲的男人。

　　于是小刘约小郑见面，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坐定后，小刘向小郑讲述了半年来在父母的逼迫下，她和小张从相亲到领结婚证的事。她求小郑原凉自已的隐瞒，求小郑带自已私奔，远走天涯海角，找一个别人不知道的角落共同生活。

　　小郑听了小刘的哭诉，起初也很苦闷，很生气，他觉得小刘太糊涂，太无视两人的感情。既然两人真心相爱，有天大的事应该共同面对。但小郑很快意识到自已是男人，必须冷静面对，两人开始合计着怎么解决这件事。小郑主张小刘先去找小张谈，让小张看清楚小刘不爱自已，硬绑的父妻不幸福这个事实，然后同意办理离婚手续。生米煮成熟饭，双方的父母也没撤，到那时小刘成了自由身，如果小刘父母仍然干涉女儿和自已的关系，那时小郑再带小刘远走天涯海角不迟。

　　可小刘说自已才领了结婚证不好去找小张谈解除关系的事，也不敢找父母谈。她希望小郑陪自已去找小张谈，她觉得只有小郑在身边，自已才有面对此事的勇气与胆量。

　　两人在这件事情上发生了分歧，小郑清楚认为，此时自已不宜出现。如果小刘和小张没领证，自已怎么出面都行。现在小张是小刘的合法丈夫，因为那纸证自已被划成第三者。哪有第三者领着别人的妻子去要求人家的丈夫离婚的道理，这不明着找打吗？

　　于是二人最后决定找个律师咨询咨询再说。小郑便找到了红姐的事务所，也是缘份。

　　听完小郑的叙述，红姐便替小郑分析：“不管怎样，人家两人已领了结婚证，法律上已是合法夫妻。如果要离婚，你得让小刘自已去出面跟那男孩子谈，你绝对不能出现，你要出现你不但是第三者，而且那男孩子有可能揍你。有了这个把柄，这个婚就更难离。即使你要跟小刘私奔，也要等小刘把这边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否则你只能落个拐跑人家妻子的口实，你和小刘漂泊在外的生活也不好过，时时会提心吊胆人家会找上门来打闹。

　　如果小刘自已去找那男孩子摊牌，两人可以和平解决这件事。如果那男孩子执意不离，小刘可以向法院起诉，只要小刘坚持，半年后法院会判离。当然，这期间，小刘可以委托我，我可以替她做些工作。但切记，你坚决不能出面。而且这段时间，你们两人最好回避一下，以免那男孩子抓住把柄，等小刘那边彻底解决了，你们再说。如果解决不好，该放弃时学会放弃，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切从新开始。”

　　小郑同意红姐的分析和观点，道过谢后告辞了。

　　小郑走后，我觉得这女孩子太没主见，既然深爱着小郑，却迫于父母压力与别人领了结婚证。既然和别人领了结婚证，又跑来要和小郑私奔。从头至尾都是她脚踩两只船，却把两个好好的男孩子陷于矛盾与仇恨当中。为什么不在没有定婚，没有领证之前私奔。我对红姐说，我真搞不懂现在的女孩子，感情可以到处分割，以男人为自已争得头破血流为荣耀。

　　过了几天，小郑再次给红姐打来电话，说他领着那女孩子马上来事务所咨询。我好奇地期待着故事的下文。我猜测着能让两个男孩子为她要死要活的女孩子肯定不简单。

　　不一会儿，小郑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中高个的女孩子，我知道她就是小郑之前提到的小刘。皮肤比较黑，眼睛细小。嘴巴有点外翻，牙齿也不太好，很普通很平常的一个女孩子，让我有点失望。

　　二人坐定后，红姐开始和他们交谈，我给二人倒了两杯茶，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大致情况是小郑从红姐这儿咨询后把情况告诉了小刘。小刘便去单独找小张谈，沟通的结果是小张死活不同意离婚，小张家也不同意离婚，觉得张家丢不起这个人，可能小张家现在知道了小郑的存在。

　　小刘的母亲听说小刘要和小张离婚，给小刘也不断施加压力。

　　经过几天的内心挣扎，小郑也慢慢从感情的纠结当中冷静下来，劝小刘如果实在离不掉就和她丈夫小张好好去过日子，忘了他。他也会慢慢放下这段感情，重新寻找自已的爱情归宿。

　　可小刘很执着，甚至有点固执，她一心要和小郑在一起，和小郑私奔。可她一方面又很害怕母亲，担心母亲会因她的叛逆行为出点事情。

　　这个貌似不起眼的姑娘小刘，口才极好，说话极富煽情性，怪不得小郑爱这姑娘。一口京腔京韵的普通话让人听着舒服，倒底是北京本地人，有点京片子的味道。

　　红姐最后对二人说：“不管怎样，小刘你可以再找那小张谈谈，设身处地地谈。你告诉他，两人若真没有感情，就算生活在一起，一定不会幸福。我想那男孩子也会为自已幸福着想。面子问题是暂时的，这个地球说白了离了谁都会转。我的意见是这段时间小郑不要出现为好，这样没有第三者，起诉后法院裁决起来也会快一些。”

　　二人告辞走后，我若有所思地对红姐说：“世上最难判断，最苦的事情就是感情。要不歌词里怎么会说‘敢问世间情为何物，怎奈何教人以身相许？’”爱情啊爱情，你这个腐蚀人灵魂，吸人骨髓的魔鬼。

　　五

　　某一天，我和红姐狼狈为奸，做了一件听后让人震惊不浅，哭笑不已的事情。事后我俩自已回忆起来都觉得这件事太过荒唐与搞笑。

　　就是红姐事务所电脑上前一段时间购买安装的一个叫金税务的网上报税系统被无意中弄坏了，所有的数据库都丢失了。红姐聘请的会计多次打来电话让红姐去找厂家维修，否则每月网上报不上税，会很麻烦，偷税漏税让税务局查到会受到经济制裁的。

　　这个网上报税系统是北京市税务局随着国家税务总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在全国逐步展开，强制在各个大中小企业推行的金税盘，报税盘税控专用设备。

　　当时设备是税务局指定企业统一购买的中国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的设备，设备的安装和人员的培训也是在位于某某街道某某路中航公司进行的，还发了一本厚厚的培训教材。

　　于是我们根据培训教材后面印的两个公司电话反复联系，准备请他们来上门维修，但两个固定电话始终打不通，一直处于空号或者忙音，一连打了十几天都没有进展。红姐很生气，这边会计又催得急，忽然有一天红姐从教材书上看到了另一个全国监督热线电话。试打过去居然打通了，把情况说明后，对方提供了另外一部公司固定电话，说是他们下属售后客户服务公司的电话。红姐又耐着性子打过去，这部电话是通的，但几天来不知啥原因一直处于通话当中。红姐气得直骂他妈的。我也替红姐着急，我建议红姐不如明天把设备和电脑带上，我们根据教材上提供的翔细地址，找上门去要他们服务，应该事情会很快解决，红姐同意我的观点。

　　第二天，我们推掉一切事情带上金税务系统和一台笔记本电脑，根据那本培训教材提供的地址好不容易寻找到位于某某街道某某路的中航科技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一栋雄伟气派的现代化办公大楼呈现在我们面前。哇，央企就是央企。

　　我们的车子正好停在中航公司后门的位置，我们拿着设备和电脑向后门走去，被两保安挡住，我们说明来意后保安说这事不归他们公司管，前一阵也有几个客户拿着设备找过来，同样被他们挡回去。这事好像是另一个公司的事情，他们中航公司是一个科技研发单位，只负责产品研发，不卖产品，也不维修产品。我们拿着设备和电脑又向东面的一个侧门走去，仍然被两个保安挡住，我们说明来意，得到了同样的结果。红姐说，干脆我们就从正大门往里闯，如果他们仍然不让进，我们就报案。我也同意，但不知道报案是啥结果，糊里糊涂。我想红姐是做律师的，她应该有分寸。我们来到正大门，仍然被两位保安挡住，我们说明来意，那两保安拒绝我们的理由与前面一样。说他们的产品是通过一些全国各地的代理商卖出去的，我们的设备在哪儿买就应该在哪儿去维修。没办法，我们打电话给代表事务所当时参加金税务培训的红姐儿子，问他到底是在哪里参加部训的，红姐的儿子肯定地说就是在我们找到的这家公司培训的，地方绝对没错。而且是在四楼的某个会议室，至于当时给他们讲课的老师名字他不记得了。为了证实这一点，红姐把电话递给其中一个保安，让保安听电话，保安问明情况后仍然不放我们进去，我们和保安发生了争执，保安让我们报出找哪个部门，找哪个人，然后打电话联系上哪个人，我们才准许进去，这是他们的职责。

　　我们说，应该是找技术部，至于找什么人，我们怎么说得清。后来保安队长过来了，态度与那两个保安一样，不给领导通报，也不让进。我们让队长去总台问问，这事应该找哪个部门，哪个人，或者这事应由哪个公司接待，具体地址在哪儿，我们再找过去也行。可那个队长说他们也不清楚这个，坚持我们如果报不上找什么部门什么人，我们不允许进去，这是公司的规定，也是他们的职责。

　　我就是不明白，如今是市场经济时代，不管你是央企也罢，私企也罢，你必须畅开大门迎客户，为客户做好一切服务，你才能生存下去，立于不败之地，哪有这样的企业，高高在上，把客户拒之门外。

　　红姐已经气愤到极点。坚持报警。我也附合着让红姐报警。我倒想看看警察来了，会是什么结果。红姐用手机给110打了电话，并且说明我们买了这家公司的产品，现在产品出了问题，我们打公司电话多少天打不通，我们找上门来要他们维修，但三个大门的保安拦着不让我们进去，又不给通报，没办法，我们才报警。一会儿，110那边派人要过来，打电话过来询问我们的具体地址。

　　那位保安队长眼疾手快，看见事情不妙，也小有紧张，避开我们的视线马上打电话给公司的什么领导。一会儿公司的一位领导从大楼里出来了，在那位保安队长的陪同下来到我和红姐面前，向红姐询问情况。也巧，110的警车也到了，车上下来三个警察，两男一女。在门口也问我是不是我们报了警，我点头说是。

　　看见警察来了，红姐和那位公司领导过来，那领导是一位带着眼镜，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很儒雅很有风度的那种。

　　红姐给三位警察解释说：“警察同志，是这样的。我们买了他们公司的报税系统，现在出了问题，电话打不通，我们找上门来，保安不让进，我们急了，这才报警。这不这位是公司的领导，我刚才正在给他说这件事。”

　　其中一位三十多岁，很英气逼人的年轻警官问那位公司领导：“这产品是你们公司的吗？你们怎么解决？”

　　“是我们公司的产品，我们这边是总部，只负责生产与研发，销售及售后这一块确实不归我们管，但既然客户现在找上门了，我们一定给负责解决。刚才是我们的保安不知情，把客户挡在外面，对不起，这件事我们有欠妥当。”那位领导讲话确有水平。

　　“这不就得了，你们双方商量解决就行。”刚才说话的那位警官又说。然后问了红姐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家庭住址，进行了登记，这是他们对报案人例行公事的询问，然后他们坐上警车走了。

　　警察走后，那位领导和保安队长很热情很客气地把我们请到了公司豪华的接待大厅，给我们送上了两瓶纯净水。然后那位领导说中午开饭时间到了，公司食堂今天做有饺子，请我和红姐去食堂吃饭。另外他正在交待总台联系负责这块技术的部门领导过来给我们解决问题。虽然我和红姐肚子都饿着，但我们因为一件小事给人家一家国企报了案，把人家陷于不伦不类，人家非但不记恨，反而热情款待我们，我们就算饿死也不要吃人家的东西。我俩异口同声地说吃过饭了，谢谢领导的盛情，让他抓紧去吃饭，不要管我们。

　　我俩坐在大厅等着，心里为刚才的唐突行为内疚不已。

　　不一会儿，一位可能是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在保安队长的陪同下过来了，一起过来的还有两位年轻人。这位负责人领着我们来到二楼一间会议室坐下。他向我和红姐自我介绍说他姓刘，让我们叫他小刘就行。他负责技术这一块，让我们说说是怎么个情况，他替我们解决。

　　红姐说：“因为家里的电脑坏了，系统也没有了。这个报税的金税盘我们也安装不上去，报不了税，就这么简单。”

　　那位刘总说，那两个小盘带来没有。我们说忘带了，只带来一个安装的光盘。

　　刘总又说：“这好办，我们现在分两步走。我先在你电脑上恢复以前数据系统。然后我会联系我们公司专门负责这块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的一个下属公司上门替你们安装服务。”然后他又解释说最近这个下属公司的电话老打不通是有点原因，一个是他们的电脑系统在升级，一个是客服人员太少，公司业务比较繁忙。光这个报税系统每天就有上千家、上万家公司往里打电话，要求售后服务或咨询。请我们凉解，他们公司开会时会要求子公司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刘总正在给我们恢复那个系统，忽然会议室进来了公司许多中层领导和工作人员。他们可能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听说了我们报警的八卦，都过来看稀奇。但他们都表现很真诚，很热情，有的要替我们去打饭，有的替我们倒茶倒水，上水果。打饭的事我们依旧谢绝了，茶水我们喝了一点儿，水果也吃了一点。

　　那些领导们又反复向我们解释这件事纯属一个误会。由于他们工作宣传不到位，让我们跑了这么多冤枉路，增加这么多烦恼，他们深感报歉之类。那位最早在门口接待我们的那位领导吃过饭也来了，客气一番后，要给我和红姐报路费。

　　红姐说：“我们自已开车来的，真不用报路费了。再者，应该是我为今天自已的唐突和不妥行为向你们表示歉意才对。”

　　我和红姐在这家很牛的公司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这都缘于我们的报警，一下子见到这么多中高层的领导，我们的心中真的五味杂陈。

　　一会儿时间，那位刘总把那个系统恢复了，并且打电话联系到那家子公司一位技术服务部门的领导，说明了情况，让他尽快派人给我们上门安装维护产品。

　　那边已经确定了一名技术人员，叫李越，并把电话号码发过来了。那位刘总也把红姐电话号码和地址发过去了，最后确定下午四点李越会到红姐家上门服务。

　　我们带上东西和那几位公司领导告辞，几位领导一直送我们到公司大门口，并且把一张写有那家销售服务子公司电话号码和址单子交给门房的保安，让保安贴到门房，万一再有客户找上门来，直接告诉他们电话和地址就行，以免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从中航信息公司出来返回的路上，我和红姐哈哈笑作一团。我对红姐说：“天，你真是一朵奇葩，做律师做出精了，敢给这样的一家公司报警。并且用报警形式居然敲开了这家公司封闭的大门。红姐，你想想，可能这家公司历史上还没有人为这类事报警，是我们刷新了他们的历史记录。”

　　红姐也感到刚才的行为有点搞笑与不妥，但不妥归不妥，她还是说：“做都做了，我他妈的，要不报警，我还真解决不了问题。他们的破电话永远打不通。这样的牛皮公司就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不过，他们会对我们这么礼遇，出乎我的意料。世界上有些事就是歪打正着。”

　　回到家后，已是下午两点多了。我和红姐匆忙吃了点饭，在等分公司的技术人员李越。四点多钟，李越准时到了。很年轻，很英俊的一个小伙子，大约最多三十多岁。红姐拿出笔记本电脑。找出那两个类于手机般大小的硬盒子，让李越安装。一会儿时间，全搞定了，并给红姐指导操作了一遍。然后很客气的告辞走了，说好第二天他会打电话回访，让我们晚上试试操作一下。

　　当天晚上，红姐儿子回来了，在儿子的指导下红姐试着给某单位开了一发票，居然成功了。

　　第二天早晨，李越果然打电话过来回访，红姐高兴地告诉他设备使用正常，昨晚报税成功。

作者简介：屈荣芳，女，汉族。1966年11月出生于甘肃天水市麦积区，现供职于天水市教育局，研究生学历。业余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和传统文化研究，对文学有着持久的忠诚和理解。现为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及专业论文300多篇，有作品集《岁月流芳》、《深情回眸》、《缘定今生》、《潮起潮落》和编著《三阳文选》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