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父亲

 

 

　　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逝世三十载。我带着家人特地去了一趟广东番禺老家。那是因为尽管时过境迁，父亲的形象，没随时间的推移，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相反，弥久愈新。父亲的形象反而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过去我对他的怨恨和不解，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释然，随阅历的增长，渐渐理解。故此文取题《读懂父亲》。我真是读懂了父亲？完全读懂了父亲？我扪心自问，很难自信的回答，是。如今把它写出来，让亲朋好友们鉴别。当然，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量。

 

　　（一）

 

　　小时候，我最怨恨父亲的是：他狠抓我的学习。他为我取名“冠宁”，意思就是希望我将来的人生成就能冠盖南京，可谓用心良苦。当然，我完全不可能达到他的预期，不过目标的设定是可以理解的，如今看来父亲的思想观念也是挺前卫的。人生就是应该设定目标、心中有梦、不懈追求，历经千难万险、不忘初心、永不停息、奋勇向前，才能到达目标，实现梦想，即使目标不能完全实现，经历了，努力了，就不遗憾，不全力会后悔。经历的过程也必然会成为自己终身受益的财富。

 

　　我入学后，父亲要求我将小学的课文。每篇都必须会背诵，能默写。父亲老家是一个同姓梁的家族大村子。父亲幼年在私塾读书，接受过良好的启蒙教育。他常自豪地对我讲，他是村私塾里最优秀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得过许多奖，成为村里的知名人物，成为父母的骄傲。父亲认为“私塾先生”里的教育方法是极好的，他也用这种方法来对待我。书背不出，默写错了，就要用他裁缝的竹尺打。一次不过关打一次、两次不过关打两次，直到过关为止。一、二年级时，课文短，也专心。故每次都能轻松过关，很少受“尺策”。到四、五年级，课文长了，人大了，贪玩，有时就背不全、默不出，没少挨父亲的尺打，受过不少皮肉之苦。

 

　　母亲看不下去了，趁我不在家时，就同父亲吵起来。我在窗外听到他们的争吵声。

 

　　“儿子成绩很好，老师邻居都夸他，你怎么还老打他。背得差不多，默写得差不多就行了。”

 

　　“背错一句，默错一个字，都不行。”

 

　　“有什么用啊？谁家像你这样管孩子的？”

 

　　“怎么没有用？时间长了，坚持下去，就长知识，就能出人头地。我就是要这样严格要求，才能使儿子成才。”

 

　　“儿子这样不被你打伤了。年级越高，文章越长，越难背，更难默，那不被你打死？”

 

　　“我也是轻的打的，吓唬吓唬他，让他更专心。”

 

　　“还轻的打，屁股都一条条血印。”

 

　　“这是要他记住，下次背好，默好，不是不打了吗？”

 

　　“你就知道背，知道默。”

 

　　“当然，课文只有记住，记在脑子里，才能成为知识。否则读过就忘，仍在课本上，还给了老师，那就不叫学习。我过去在私塾读书，先生就是这样讲的。背不出，默不出，就得挨打，这才长记性。”

 

　　母亲拗不过父亲，吵过多少次也没用。我以后仍没少挨打。古人说“棒打出孝子，鞭策出人才”。可能也是有道理的，父亲也不是只打不问。他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认真检查我的作业，然后是背书、默书，当我将默好的书交给父亲时，我总是两眼盯着父亲的眼，生怕他晴转阴，我又要挨打，但很多时间，他总是微笑着，摸着我都头说：“儿子，今天不错，一个字都不错，就这样坚持下来，日积月累，你的知识就进步了。”现虽苦点累点，学习就是这样，没有苦，哪来甜。苦尽甘来，就是这个道理。”我点点头下决心，不让父亲失望。以后我在学校就开始背课文，回家后我把课文背得很熟，才出去玩。

 

　　一天，父亲到学校开完家长会回来，对我说：“老师表扬你了，成绩不错。作文也写得不错，还不用打草稿，写得很快。我脸上也有光，不过，不能骄傲，还要努力。”我大声答道：“好。”但我又疑惑地问父亲：“头就这么大，以后文章越来越长，读的书越来越多，我这个脑袋能装得下去吗？”

 

　　父亲说：“脑袋会随年龄的增长，越长越大，脑子里容下的文章也会越来越多。”

 

　　“那不会把脑袋撑坏？”

 

　　“放心吧，儿子。脑袋的容量会随记忆的增多越来越发达，不会撑坏的。人的脑袋就是这样、越记越能记，越不记，越不能记。那就会让脑袋生锈。”

 

　　我们懂非懂，只能如此。父亲的政策不变，我只能更加专心地去背诵和默写，但时间长了，效果就很明显。老师都夸我，字写得快，记得快，还没有错字。我心想，写错一个字，是要被打一竹尺的，当然不能错，也不敢错。我写作文不用打草稿也是得益于背书和默书。因为老师要我们写的作文题，大多是和以前学过的课文相似，那些课文我都全部记在脑子里，优美的词句，信手拈来。所以写作文时，我不用打草稿，直接往作文本上写，就是随便模仿一下以前的文章，照葫芦画瓢，再加上一点自己的实际事例，就是一篇好作文了，老师还经常在班上读我的作文，我也很有成就感，所以也很喜欢写作文，喜欢被老师在班上读自己的作文。

 

　　当然，我的字也写得很好，记得初中时，我们的作文是要用毛笔抄写的。这也是父亲从小让我练毛笔字的功劳。记得他带我到南京工人文化宫的书店买了一本柳公权的楷书字帖。父亲要求我每天临帖三张。数年的坚持让我的字有较好的楷书功底。如今我对书法情有独钟，几乎每天都要提笔写几张，不写手就痒，心里总像有件什么事没做。我多次参加书法展都获奖，现在正在筹备出一本自己的书法集，这都是当年父亲对我练毛笔字时严格要求分不开的。

 

　　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他能读懂古文，对古诗词也有兴趣，工作之余也常给我讲古诗词，我如今对古诗词兴趣很浓，能背出许多名诗，与父亲早年的熏陶是分不开的。父亲知道没有文化的苦处，他很愿意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别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还在区职工业余学校教师。父亲工作一天下来挺累的，他还要在晚饭后备课，第二天给工人上课。母亲就责怪他说：“上班够累的了，回家就歇歇吧。到上什么课，又没钱拿，全是义务。别上了，回来管管儿子，帮我做做家务。”

 

　　父亲说：“工人不识字，睁眼睛，生活就很困难。教会他们识字，他们生活的天地就会开阔许多，何乐不为。既然已经答应教了，就不能反悔，人是要讲信用的。”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尽干傻事。”

 

　　“为社会，为工人们做点事，教他们识字，我愿意。”

 

　　父亲的坚持，母亲也没法阻拦，父亲就是这样，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别人怎么说都没用。

 

　　我女儿生下来，是在父亲身边长大的，那是我在河海大学上学，妻子要上班根本没法带她，直到初中才接回家自己带。父亲对孙女的学习要求也严格。他用对我的方法要求女儿，背书、默书，循环往复，滴水穿石，使女儿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她放学回来总是先要将学校的作业做完，将爷爷交代要背的课文背出来，默出来，才和小朋友出去玩。因此，爷爷帮她打下的坚实中文基础，使女儿受益匪浅。女儿文字功底很好，行文流畅、逻辑严密、哲理精准、常在国外报到杂志上发表文章，外国教授都夸她的文笔很好，这都是父亲培养的硕果。

 

　　父亲用背默课文，将学校语文的学习，惯穿子女小学中学的学习始终，成为我们家族教育的传承。我的弟妹及其子女，皆照此法，一以贯之，全都受益。我的侄儿侄女都因之考进南京四大名校，中学毕业后又考进名牌大学，两人还到国外留学，成绩斐然，成就渐现。现在想起，我当初怨恨父亲要我们背书默书是错的。其实学习缺少了记忆，就是一句空话，一事无成。数理化不要记忆吗？数学物理你记不住原理和公式，怎么解题？化学你记不住分子式，化学方程式，如何做题？学习的一切基础均离不开记忆。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就是你打开知识宝库的金钥匙，就是你遨游知识海洋的飞舟。而现在一些家长不管孩子的学习，学校老师又不敢管。学习没有记忆，没有要求，没有鞭策，没有戒尺的惩罚，教育就失去了应有的力量。

 

　　（二）

 

　　母亲最怨恨父亲的是：他将我们的家庭财产全都交了出去，使我家成为彻底的无产阶级—工人。南京解放前夕，大同服装的另两个老板将大部分机器设备和毛料子都运到台湾去了。父亲是在南京留守，看护留下的门面房、厂房和少量设备、毛料、布料。他还将南京的房子卖掉，换成黄金，让母亲带着不满一岁的我，到广东乡下，躲避战乱，母亲就埋怨他为什么不一起去台湾，或一起去香港，要一个人留在南京，将我们母子送到广东乡下。母亲背着我，一路挤火车，几次被抢，几次挤丢了许多行礼。当时路上我还生病，如不及时医治就有夭折的危险，不知花掉多少黄金，才保住生命，九死一生，几乎两手空空，才逃到广东乡下。现在想想，那时兵荒马乱，路上都是逃难的人群，一个年轻的母亲背着嗷嗷待哺的婴儿，从南京逃到千里之外的广东，那是一种怎样的艰难困苦，能保住性命，那就真是万幸了。所以我母亲怨恨父亲也是可以理解的。确实，如果当初是去了台湾或香港，就不会有此后的磨难。

 

　　父亲早年去香港学裁缝。当时被称为：“红邦裁缝”学的都是西方裁剪服装的工艺和技术。父亲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很快就学艺有成、技术精湛、工艺精良。经过多年拼搏，有了一定的积累。他就与人合股成立了服装公司，专做西服和军服。因为是广东人，与粤系军阀有天然的联系，能揽到更多的军服生意。父亲将大同服装服装公司搬到南京，就设在南京的太平路上，龙门酒家（解放后改为江苏饭店）的对面，前面是门店，后面是工厂，规模不小。当年门店大堂内还挂有孙科的题字横匾。专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军服。当年蒋介石在南京开重要军事会议都在龙门酒家。有时，他一髙兴就会送与会的每位将军一套军服。会后，将军们就过街到父亲店里量身定做。父亲公司生意红火。数天后，将军们到店里穿上威武的毛料军服，再配一件毛料披风，神采奕奕地离开南京。我保留的几张仅存的父母结婚照（大部分照片文革中已烧毁），父亲穿着笔挺的西服，母亲身着洁白的婚纱，那真是风流倜傥、英俊潇洒，母亲那更是青春靓丽，美颜动人。照片后面的证婚人，竟是孙中山先生的士卫长。你想想，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如此结婚照，那是一般一般平民百姓不可想象的。

 

　　记得小时候，早餐有时父亲都是带着我和母亲坐黄包车或三轮车到新街口大三元或老广东吃早饭。那可口的广式赤烧包，至今还余味没消。周日，父亲常带我们到中山陵游玩，记得那时游中山陵是坐马车。我依偎在母亲怀里，马车沿着中山陵宽阔的林荫大道缓缓向前，身后留下“嘀嘀哒哒”的串串马蹄声。我欣赏着沿路翠绿浓郁的梧桐树；还有那漫山遍坡的鲜花，秋天还闻到远远飘来的桂花香。那是一种怎样的畅快和愉悦，那是一种何等的浪漫生活，令我心旷神怡，那是一般老百姓不可及的。

 

　　刚解放，我父亲守着留下来的公司，当仁不让是公司唯一的老板。收入很高，生活富裕，生下弟弟后，家里还请了住家保姆。但到了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始后，父亲作为资方代表结合进去，挂名副厂长。生活也舒适。但当父亲了解了公私合营的全部政策后，他便陷入了久久沉痛的思考之中。我见他常常带回许多报纸和文件料，在家里看，很晚了，母亲几次催他睡觉，他仍是香烟一支接一支的抽，完全没有睡意。父亲紧皱双眉，可以看出，他在焦虑的思考：现在公司的财产，他可以承认是自己的，逃到台湾的两个老板不可能回来了，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只是喊喊而已，根本不可能。父亲暗忖：是承认全部财产都是自己的，还是承认部分，还是全部放弃，他要权衡利弊，他要作出艰难的选择，他要作出痛苦的取舍。

 

　　记得有天晚上，我起来小便，听到父母在隔壁房间谈话，起初声音很小，我听不清，后来争吵起来，声音渐渐大了，我听清的是：

 

　　父亲说：“公司的全部财产，我只能承认自有三分之一，其他全部要交出去。”

 

　　母亲说：“他们两人已到台湾，根本不可能回来了。你就说财产全部是你的，谁知道呢？也没处问。”

 

　　“这可不行。共产党是会查出来的，他们可到工人中去了解啊。我经历过共产党的多次运动，这是瞒不住的。”

 

　　“那我们的收入不是少了吗？今后日子怎么过？”

 

　　“苦点就是了。总比抓起来好吧。”母亲无言以对。

 

　　几个月后，我又听到父母吵起来，而且总在深夜，这次吵得十分厉害，我们兄弟四人是被激烈的吵声惊醒的。

 

　　“现在看来财产要全部交出去，不能承认财产我有份，否则就要定为资本家。”

 

　　“定资本家就资本家，共产党能把你杀了？”

 

　　“共产党是不会杀你，但被划定为资本家后，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你就是阶级敌人，就永远被管制，抬不起头来。”

 

　　“怎么管制？怎么抬不起头来？难道要抓去坐牢？”

 

　　“坐牢不会。承认部分财产是我们的，我们还能拿到一点定息。眼前生活可能会好点，但是将来我的孩子，就会因为我们拿了定息，是资本家，而在政治上受到牵连。没有参军，上大学，提干的机会……”

 

　　母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着闹着，父亲就是不松口。

 

　　父亲最后说：“现在的政策是，你承认财产是你的要没收，不承认财产是你的也要没收。公私合营，就是财产全部归公。既然如此，何必承认财产是我们的呢？还有被判定为资本家，不如全部交出去，不要那点定息，做个轻轻松松的工人来得平安。”

 

　　母亲已哭成泪人，我们几个儿子都伏在母亲身边，吓得直哭。父亲劝我们去睡觉，说：“这些事，你们太小，现在不懂，将来你们长大了，你们就会理解了。”

 

　　母亲也经历过解放后，共产党的多次运动，也知道政治运动的厉害。但她就是不甘心看到自己的家产全部交出去，不愿意将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家财全部付之东流。她嘴里重复着父亲的话：“公私合营就是全部归公。”当时社会上公私合营已形成热潮，绝大部分资本家都将财产公私合营了，你不公私合营是不行的，运动的浪潮会将你淹没。最后母亲只好同意父亲将全部财产交出。

 

　　父亲交出全部财产后，上级重新派来新的书记和厂长，父亲从此成为彻头彻尾的工人，我们的家庭生活也一下子从天上掉落到地上。我们被迫从公司搬出，搬到自己租的房子里，房子比以前小多了，以前我们住在公司三楼，一二楼的工厂和前两厅店都是我们疯狂玩耍的乐园，如今已全成为回忆。

 

　　母亲是大家闺秀，有钱人家的姑娘，没过过缺钱的日子，现在什么什么都没有了，要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养活全家，母亲又从未出门工作过，她真不知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她常常一个人躲在屋里流泪、发愣，一筹莫展。

 

　　父亲无法面对母亲，他为当初娶她时的承诺内疚、痛苦。他只能在黑夜，与母亲睡觉时低语的好言相劝，他只有加倍努力的工作挣钱来弥补对母亲的愧疚。那时白天父亲安排工厂上班，晚上回家还要私人做衣服挣钱。人一下子就老了许多，过去红光满面的脸庞，如今已悄悄爬上了皱纹，一头浓黑的头发，已脱落不少，变得稀疏，已有少许白发。

 

　　我们五兄妹也也乖巧多了，再也不会跟母亲要吃这个、要吃那个。知道母亲缺钱，要也没用，没钱买。只有一天三顿饭，粗茶淡饭，吃饱就不错了。要想改善伙食，那就只有等，一个广东老乡看我家孩子多，生活困难。他会在星期天来，到楼下鸭子店，剁半只鸭子或买上一大盘鸭脚鸭翅、鸭肠，给我们开荤。那就像过年，快乐极了。每次都是我们兄妹五人抢着吃，一大盘鸭子一会儿就抢光了。客人只能吃剩下的鸭屁股。他只能苦笑着说：“我喜欢吃鸭屁股。”我每个星期天都盼着他能再来，可是以后渐渐来得少了，起初是一周一次，以后是几周一次，再以后就……大概是被我们抢吃怕了。

 

　　生活就是这样，有钱能过，没钱也能过。生活逼得我们省吃俭用，父母就想尽一切办法维持好家里最基本的生活。母亲过去大手大脚惯了，如今也学会精打细算。我，她就到菜场买最便宜的，没人买的蔬菜，即使这样，有时还要举债。万不得已，母亲只好将她的金银首饰拿去卖。有一次，她将一只100克的金锁拿在手里，流着泪对我说：“这是你出生时，特地为你打制的，是个长命锁啊。现在过不下去了，要拿去卖了，你别怪妈妈。”我热泪盈眶地对母亲说：“妈妈，没事的。我没有长命锁，也能长命百岁。你尽管去卖吧。”

 

　　母亲也学别人家，买来许多小鸡，开始自己喂养，并在院子里搭了个鸡窝。我们放学回来，就帮妈妈喂小鸡，到菜场拣菜，到园喂小鸡。看着小鸡渐渐长大，后来还全下蛋，我们就有鸡蛋吃了。养鸡既能改善生活，又为生活增添乐趣，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每年暑假，我们家都要买几只小鸭子养，一个暑假下来养肥了，我们开学后就有几顿每餐。为了养大这几只小鸭子，我们经常到玄武湖或到中山门外的前湖去摸螺丝，掏河蚌回来喂鸭，有时还到田里去挖蚯蚓喂鸭子。一个暑假下来，鸭子只只都养得肥肥的。开学后，我们要上课了，没人为鸭子找食了，母亲就将它们杀掉，吃一两只，腌一两只留到春节过年再吃。

 

　　过去，我们的鞋子都是买的。现在母亲也学着纳鞋底做鞋给我们穿，衣服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补补缝缝给老三，艰苦的生活，使我们知道，只要挺起腰杆、昂着向前，没有湍不过的激流险滩，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艰苦的生活，让我们学会各种家务，使我们学会担当，大大提高了我们独立生活的能力，让我们懂得珍惜、懂得孝敬。

 

　　试想，如果不是父亲当年毅然决然地将全部财产放弃，父亲被划为资本家，吃着定息，过着优越的生活。父亲文革期间就会被戴高帽子批斗，我们家就会被抄家，我们全家就可能被下放到农村。

 

　　试想，如果我们当年吃着定息，过着富裕的生活，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我们到农村去插队，就很难经受艰苦生活的考验，就很难度过艰苦知青生活的磨难，就很难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同样，要不是我父亲狠心将女儿送到加拿大留学。她在家时，连毛巾都挤不干。随着她一个人独闯加拿大的生活磨练。一切从零开始，大大提升了她独立生活的能力，才使她如今能在欧洲闯荡也游刃有余。

 

　　试想，如果当初父亲被定为资本家，我就不可能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资本家的子女，被称为可教育好的子女，推荐上大学是天方夜谭。我弟弟就不可能被推荐上哈尔滨工业大学雷达专业学习，就不会有以后的提干……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家庭出身，对于一个青年人的前途是十分重要的。

 

　　世间任何事情都是辩证的，有两面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舍才有得，父亲当年的舍，是有远见卓识的舍。如今我们子女的得，是因他当年精准的舍而得。我不能不佩服父亲的精明。母亲后来也常说，多亏你父亲当年没有承认我们有家产，没有被划为资本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的。我不敢想，也不能想，我终于理解父亲当年舍弃家财的英明。

 

　　（三）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家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物资供应严重缺乏。我们家仅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已难以维计。母亲也不得不出去工作。以贴补家用但仍是杯水车薪。当时我们我们家是七口人，父母加兄妹五人，吃饱，穿暖都是侈望。这时父亲果断作出决策、生产自救，他同母亲商量，从厂里领衣服回来加工—即给衣服锁眼钉扣。全家上阵，晚饭后，每个人都坐在灯下给衣服锁眼钉扣。从此，我家的灯没有在十二点前熄过。

 

　　锁眼钉扣，恐怕时下的年轻人已难知其义。其实，就是手工衣裤锁眼和钉纽扣。如今衣裤的锁眼钉扣大都机器作业，而当年全是靠人一针一线锁出来，钉上去的。

 

　　父亲是裁缝，从小就教会我们兄妹五人生存的本领—锁眼钉扣。当时做毛料服装，锁眼钉扣是很考究的。锁眼，要是在衣服方襟用剪刀开出比纽扣稍大的扣眼，然后在扣眼四周用线框上，再沿框长短一致地用线一针一针锁上。我们兄妹五人，为学好锁眼钉扣的本领，预先要在边角料上练，常常一不小心针就把手戳破，鲜血直流，十指连心，痛得落泪。为此，我们不知付出多少血和泪，直到练得父亲点头，才准我们为工厂的衣服锁眼钉扣。

 

　　每天中午下班，父亲总是顶着骄阳，从厂里背回几十件衣服。我几次看见父亲喘着粗气，卸下背上的衣服时，满头满脸的汗，不停往下淌，浑身的衣服已湿透。我暗暗决定，要替父亲分担一点重担。一次学校三、四节课是上体育，我就借口肚子痛请假，兴冲冲地跑到工厂。父亲知道后，脸一沉，厉声斥道：“谁要你来的？快回学校上课。”我好心得到的却是怒斥，委屈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父亲这时抚摸着我的头说：“你现在是要把书读好，背衣服的事不用你操心，以后不管什么课都不准请假。”就这样，我跟在父亲身后，一直用手托住父亲背上的一大包衣服，看着父亲背上的衣服渐渐被汗水浸湿，汗斑已越来越大，我心头一阵酸痛，心痛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我强忍着没让它跳出眼眶。我暗暗下定决心，要赶紧出来工作挣钱，帮父亲分担家庭困难。

 

　　初中三年结束，我面临直升高中还是考中专的选择。我对父亲说：“家中困难，我不想上高中，就读个中专出来，好帮你分担分担。”

 

　　父亲一脸不悦地说：“没出息。书一定要读，学费自己挣。”

 

　　从此，我们兄妹五人就走上了漫漫的勤工俭学之路—锁眼钉扣。初始，我们干活的热情并不高，兄妹五人都怨恨父亲，人家的孩子放学回家就可以玩了，我们还要锁眼钉扣，对学习也有影响。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为鼓励我们多干活，干好活，父亲制定了一个开展竞争的政策。每人根据锁眼钉扣的件数，按件提成5%。这就大大刺激了大家竞争的积极性，兄妹五人为得到零用钱而激发出无比的锁眼钉扣热情竞争，按劳取筹，这种改革开放后才有的新政策、新观念，在父亲的政策出台后，已在我们兄妹五人的心中深深扎根，现在看来，父亲的经营和管理理念，当时就已超前了。每天晚饭后，五兄妹挑灯夜战，就像是比赛，争先恐后，你追我赶，往往都是我和老四交替提前干光，还要帮助弟妹们干，多劳多得，积极性也高。有时任务重，时间紧，我们就要锁到半夜，钉到凌晨，才能就寝。老四年纪小，一过半夜就瞌睡，常常是针戳在手指上才惊醒过来。一次有批急件，连夜必须完成，我们都埋头锁眼钉扣，只见老四抱着锁眼钉扣的衣服，坐在地板上已睡着了。

 

　　锁眼钉扣时间长了，当然也会影响我的学习时间。但时间都是挤出来，抢出来的。为了保证晚上的锁眼钉扣时间，那我的作业就必须在学校完成。这样就逼着我上课更专心听讲，大大提高了我上课的效率。课后不出去玩了，立即把当天的作业完成，回家好全身心地投入到锁眼钉扣的竞争中去。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求学之路是用一针一线连起来的，其艰辛，如今的年轻人无法体味。但这人生之路尽管艰苦，却很坚实，令我受益终身，令兄妹五人终身受益。锁眼钉扣，培养了我们自食其力的能力，锻炼了我们顽强战胜困难的信念，磨炼了我们艰苦奋斗的意志。当然，锁眼钉扣过程的竞赛，也增添了我们竞争的意识。

 

　　六八年我到农村插队后，大批的知识青年奋战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如何才能脱颖而出，那就是竞争。我先是埋头、苦干，脏活累活抢着干，给贫下中农留下好印象，经常写些文章到公社和县广播站投稿。我写的第一篇散文《雨夜》，很快被县文化馆办的《革命文艺》采用，后又在扬州地区办的《革命文艺》上刊载。我很快就得到县里的赏识，插队一年就被调到县里筹备“知识青年活用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们用在筹备会议期间搜集到的大批南京知青在苏北水乡锻炼成长的故事，又写成一篇《南京知青在水乡》的长篇报导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引起很大震动。会议结束后，我被留在县宣传部帮忙写通讯稿。当年冬天，水利工程开工，我又被工程团团长要到水利工地给他当秘书。锁眼钉扣的磨炼，让我感受到人生的艰辛，也更加享受劳动收益后的快乐。

 

　　有一手锁眼钉扣的绝活，有时在紧急情况下，我露一手，也是很风光、很长脸、很出彩的。一次，宣传部的演出服做好了，马上就要穿上演出，可偏偏锁眼钉扣的师傅家中有事，两天后才能回来，那就要耽误演出了。队长问宣传队女生，谁会锁眼钉扣，女队员们你看我，我看你，个个都摇手表示不会。我看到此情，知道是该出手的时候了，就自告奋勇地向队长说，我会锁眼钉扣。大家却用诡异的眼光看着我，不敢相信一个男孩子会锁眼钉扣。队长又问：“你真行？这可是任务，不是玩笑，要耽误事的。”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我告诉大家锁眼钉扣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大家半信半疑，把几件衣服捧来给我。我三下五除二，很快就高质量地将锁眼钉扣完成，引起一片热情、惊讶的赞许。我告诉他们，我是裁缝的儿子，从小练就了锁眼钉扣的绝技。

 

　　每个月，父亲拿到锁眼钉扣的工资，都要按我们兄妹五人实得锁眼钉扣的件数发奖金。我当然每次都是最多，多劳多得，我干得最多。这样我就有钱可以买自己想吃的零食，更可以买我想看的书。让我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更多知识。多读书，知识面开阔，眼界也必然开阔。你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那真是劳动收获后的充实和幸福。应该感谢父亲，通过锁眼钉扣，给我们兄妹五人都留下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贵精神遗产。尽管我们兄妹五人没有一个继承父业干裁缝，但时下，我还常常拿起针线，缝缝补补。女儿看见很奇怪，妻子说：“这是你爸爸的业余爱好。”

 

　　（四）

 

　　我和父亲吵过一架，吵得很厉害，半个多月都没说话。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已上高中，当时男孩子很时尚的是有一件玫瑰红的开领拉链卫衣。班上好几个同学都有了，我已到情窦初开的年龄，也爱美，想有一件，就跟母亲说。母亲说：“家里钱不多，但给你买件衣服的钱是够的，但必须得到父亲的同意。”晚上，父亲回来，我就同他讲。

 

　　父亲听完，思考了一下，两眼看了我一会儿，很肯定的回答是：“不行。”

 

　　“为什么不行？妈说钱够，你同意就行。”

 

　　“不是钱的问题。有空我慢慢给你讲。”

 

　　“不！我就是要买。”我对父亲大声吼叫，非常强势，志在必得。

 

　　父亲没理我，走开了。要是在小时候，他就要伸手打了，但这时我已长大，个头同他差不多高。他已不能打，也打不动了。他知道，就我的脾气。他要动手打我，我是会还手的。

 

　　吵没结果，我又缠着母亲，但母亲作不了主，我很无奈。但很过分的是，父亲把这件事跑到学校，告诉我的班主任。父亲问教师：“是不是每个男同学都必须买。”教师回答：“不是。”父亲没再多说，转身就走了。

 

　　第二天，班主任找我谈话：“你怎能这样对父母？衣服不买就不买，吵什么？你现在的重要任务是学习，穿什么不重要，不要追求时尚，不要与人攀比。父母养大你们，供你们吃喝学习，很不容易。做人不能这样。”

 

　　我在班主任面前不敢顶嘴，只能熊熊地低着头，听训导。老师讲的是对的。我尽管很反感父亲的行为，但经过老师的疏导，心里似乎也明白了许多。

 

　　我对老师说：“我错了，不买了，你放心。”

 

　　老师说：“你回家要好好向父亲承认错误，道歉。”

 

　　我只能说：“好。”但心想，买件衣服都不肯，还道歉呢？没门。

 

　　下午放学回家，我把这事告诉母亲，在母亲面前谴责父亲到学校败坏我的名声，让我在教师和同学面前丢面子。母亲也附和我，说父亲的不是。

 

　　晚上父亲回来，我们不依不饶地斥责他，向他吼。父亲没有回答，只是两眼怒视我，眼里充满了怒火，但没有喷出来。

 

　　晚饭后，父亲拉着我的手说：“儿子，我们出去走走。我有话想同你谈谈。”

 

　　“有什么好谈的，你都告到老师处去了。衣服不买就算了，还报告老师，真无聊。“

 

　　“不谈买衣服，谈谈别的，谈谈做人。”父亲这时的观念是：孩子大了，尽管是父子，也应以朋友相处，让孩子明白道理，知道该怎么做人，才是正道。强势压制，只能适得其反。

 

　　我随父亲出门，沿着路灯往东走。父亲说：“你是家中的老大，要给弟妹们做出榜样。学习搞好是第一条，还要为父亲多分担，帮助弟妹，爱护弟妹，不能什么都要强，要好，不能太强势，太霸道。”

 

　　“我不就是想买件衣服吗？你何必告到教师处去。”

 

　　“我是希望老师能帮助我们，教给你做人的道理。家里给你买件衣服，不是买不起，舍不得。而是给你买了，就得给弟妹们都买，那才公平。只给你买，弟妹怎么想？做父母的要一碗水端平。”

 

　　“我是老大，应先买。”

 

　　“那就更不对了。要赢得弟妹们尊重，你首先必须自尊、自爱、自律、自强。要买衣服，你可以自己挣钱买呀。你不是有锁眼钉扣的钱吗？现在不够，慢慢攒，攒够了再买，给弟妹们做个表率。“

 

　　我们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谈了很久，走了很远。我心里虽然仍反感，没完全认同父亲的话，但他说的，“自尊、自爱、自律、自强，”却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看来父亲教育子女是有原则和底线的。再看看今天的有些父母，对子女无限溺爱，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满足子女的无理要求，必然导致有些80后和90后，成为啃老族和吸血鬼。

 

　　自此后，我从未再向父母提买衣服之事。我明白，要想有，自己有，那样才真正有，那才是自尊自爱自律自强。以后努力按照这八个字去要求自己，抽空帮弟妹们检察作业，温习功课。家中繁重的体力劳动，都由我主动全揽。我家住2楼，搬煤基是重活。一次要买几百只煤基，一板二十只，我都是一口气搬到楼上，几百只煤基搬下来，汗流浃背，直喘粗气，我任劳任怨。买米也是重活，我都承包，几十斤重的米扛在肩上，走近十里路，这在当时是十分辛苦的。但我知道，父亲就是要我做出榜样，我不能有怨言，只有挺着。

 

　　父亲看到我的进步，也及时给予表扬，我心里暖暖的。经过几个月的积攒，我用自己劳动所得，买了件心仪已久的拉链开领卫衣。当我穿上到学校时，同学们问：“你父亲终于给你买了？”

 

　　我说：“不！是我自己买的。”

 

　　“你哪来钱？”

 

　　“锁眼钉扣挣的。”

 

　　“什么锁眼钉扣？”“你们不懂。“我扬起眉，昂起头，一脸自豪。

 

　　父亲留给我“自尊、自爱、自律、自强”八个字，至今正是我人生的座佑铭。父亲将这八个字传给了孙女。

 

　　女儿告诉我，她八岁时，爷爷就给她讲“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道理。她就是揣着这八个字，闯荡加拿大。当年送女儿到加拿大时，我是倾其所有。送女儿上飞机时，我就对女儿说。家里的钱都给你了。你到加拿大后，就要打工挣钱，交学费，养活自己，别再指望我们。”

 

　　女儿心中有爷爷给她的八个字，坚定地答道：“放心，不会再向你们要钱，一切自己解决。”她在加拿大一边学习，一边打工。送外卖，帮人打印材料，兼职工作，练就了多能的生活本领。随丈夫嫁到瑞典后，她更是努力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当她在工作中感到自己原来学习的金融和财务知识已不够用时，她要去学习税法。当时她已有儿子，还要工作，且没有专门学过法律。我劝她算了，不要苛求自己，不能做力不能及的事情。她对我说，她要试试。

 

　　当她从网上得知母校隆得大学要为欧盟招税法研究生班时，她毅然从斯德哥尔摩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去到学校报名。隆德大学法律系的主任对她说。“你不是法律专业的毕业生，我们不收，即使收下，你也读不出来。

 

　　女儿说：“我读研究生时学过法律，我一定能行，能学出来。”经不住女儿的软磨硬泡。系主任只能说：“那就试试。”

 

　　女儿自从进入隆德大学税法研究生班后，就没有睡过一天完整的觉。女儿告诉我，她是含着泪水，走完这一年多的学习历程。爷爷给她的八个字，永远是激励着她奋然前行的不竭动力。那时，她要工作，要带孩子，还要学习。她常常是半夜坐火车，在火车上看书、睡觉，赶上第二天到学校上课，晚上再坐飞机赶回斯德哥尔摩，保证明天按时上班。女儿说：“没有爷爷八个字的支撑和鼓舞，她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当她学完税法研究生班的全部课程，并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后，悬着的心，终于落地。她仰天告慰爷爷，“孙女没辜负你的希望。”

 

　　隆德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时，女儿带着母亲和儿子去参加毕业典礼。当她知道班里还有不少同学并未能按时毕业时，她更为自己的拼博精神自豪和骄傲。女儿是抱着自己的儿子走上主席台，从校长手上接过毕业证书。校长竟对外孙调侃道：“你是我们隆德大学年龄最小的毕业生。”

 

　　女儿如今定居瑞典斯德哥尔摩。她在一家大公司任财务经理，还兼任两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业余时间还帮别人打官司，女儿多头出击、财源滚滚，近二十年的海外历练，让女儿成熟了。我为她高兴，也替父亲为她骄傲。父亲当年对孙女的教诲，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当然，女儿多渠道兼职，决不单纯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体现人生的价值。

 

　　“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父亲讲给我的八个字，在我的家族传承。这是一件多么珍贵的传家之宝啊。

 

　　（五）

 

　　父亲不是完人，更不是圣人，他有误判的时候。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险些给家庭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六六年，父亲还不到五十岁，可是从五六年公私合营后，他就显得很压抑，很沮丧。十年的时光，让皱纹爬满父亲的前额，头顶的黑发几乎脱光，两鬓铺满白霜……。

 

　　十年，让当年意气风发，满面红光，精明强干的父亲变得衰老，你可以看出他心有不甘，只要瞅准机会，还想东山再起。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父亲错误地认为时机到了。造反派开始夺权，凭着父亲的学识，智慧及在工人中的威望，他立即成为造反派的头头，并将厂长书记赶下台。父亲终于又坐上领导的交椅。那些日子，父亲是精神焕发，运筹帷幄，管理有方，安排得当。他是有领导管理才能的。尽管经常开批斗会，写大字报，破四旧，影响了生产，但经父亲精心调度，工厂的生产仍井然有序，井井有条。工人们都十分满意，原厂长和书记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靠边站了。厂里的大事小事都由他说了算，真是春风得意，仿佛又回到了十年前。

 

　　母亲见他忙得直转，劲头十足，既高兴，亦担心，也曾劝他别得意忘形。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怎会将工厂交给你去处理？别太天真了。父亲不以为然，仍我行我素。

 

　　父亲春风得意的好日子并不长，几个月后的一天，保皇派组织在工厂里贴出针对父亲的大字报。称他是国民党员。漏网资本家。还有海外关系。他夺厂里的权，是想变天。一时间，冲着父亲而来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支持他的老工人有的都是解放前大同服装公司的老工人，是父亲当年把他们留下，保住了他们的饭碗，他们很感激父亲，都支持父亲，但看到这么矛头直指父亲的大字报，心里也多少知道点父亲的底细这时都把头缩起来了。当然现在想起来，估计也是上面的意思，要把父亲赶下台。而那些支持父亲的年轻人，不知底细。也就不敢公开，大胆地支持父亲。只能跟着风向跑。父亲很快被赶下台。

 

　　一天，已吃过晚饭很长时间了，父亲还没回来，这在以往是很鲜见的。母亲叫我到工厂去看看。我走进工厂，发现厂里正在开父亲的批斗会。父亲被戴上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想变天的资本家，”两个工人反剪着父亲双手。父亲低着头，接受批判。我吓坏了，赶紧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无辙，面对如此强大的批判架势，任何人都无法阻挡，只有悄悄地落泪。我只是祈祷父亲别被打伤，批判后能很快回家，可是直等到天亮，仍未见父亲回来。一个老工人偷偷跑到我家，告诉母亲，父亲被关押起来，隔离审查，没什么大事，过几天应该会放回来，他们老工人都会暗暗保护父亲，不会让父亲受到伤害，让我们放心。

 

　　其实，父亲当年是为了逃避兵役，有利于公司的生意，花钱买了个国民党员证，未履行过正式加入国民党的手续，并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员，而海外关系是有的，很多亲戚都去香港和台湾。文革前香港亲戚还跟我家有书信来往。他们还常寄些国内紧缺的物资接济过我们。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小事可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成了父亲的罪状。要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

 

　　第二天，造反派就冲到我家来抄家。我们事先已将许多照片和信件都烧了，经过多年的变卖，家里的金银细软也没了，造反派一无所获，败兴而归。扬言要将我们全家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这可将母亲吓坏了。母亲同我商量怎么办？我们却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

 

　　好在三天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厂里，父亲的技术是最好的，无人能替代，高档毛料服装的裁剪全由父亲一人承担，任何人不敢染指，更别说替代父亲剪裁。而工厂又承担着省内高级干部和出国人员的服装生产任务。父亲在关押后，裁剪没人干，交货的工期眼看就要到了，不能按期交货，影响出国，问题就大了。老工人们和父亲的徒弟都说，只有赶快放父亲回来干活，才能勉强保证工期交货。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解燃眉之急，在老工人们的保荐下，父亲很快放出来，被监督劳动，他可以回家，这让我们放心多了。不久，军宣队的代表进驻工厂，厂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造反派虽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但只象征性的安排副主任，一切大权掌握在军代表手中。军代表了解到父亲的情况，知道厂里的生产离不开他，对父亲还算客气，并明确告诉父亲，只许老老实实干活，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将继续追究他的罪行，一切后果将由他自己负责。我家生活又风平浪静，侥幸逃过一场劫难。

 

　　父亲经过此劫难，人虽未受皮肉之伤，但心灵的创伤是没法医治的。人像突然憔悴、苍老了许多、头顶已全部光秃，四周稀疏的头发几乎全白，脸上的皱纹明显增多且变得很深，两眼总是闪动着疑惑的目光，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兴趣。但走路还是那样快，腰杆挺的笔直，与人很少说话，即使遇见很熟的人，有时必须交谈，父亲说话的声音变小了，不像过去那样慷慨激昂，得理不饶人，显得非常低调，再也不敢参与造反派的活动，即使造反派悄悄来人找他商量事，也被母亲堵在门外，并警告父亲，不准再与造反派有任何来往和瓜葛，免得再引火烧身。父亲此刻深知，是自己对形势的误判，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共产党怎能将一个企业交给你掌控呢？而改革开放的今天就完全不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凭着父亲的才干和智慧，他完全可以辞职下岗，创业成立自己的服装企业，成为一个现代化服装企业的领航人。但这就是历史，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他所处的客观历史阶段，任何人都不可能跳出当时的客观历史，而侥幸地成就自己的事业。因此父亲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必然。

 

　　父亲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技艺精湛。他设计的服装多次在全国服装设计大赛上赢得大奖。父亲是南京金陵饭店的特聘服装设计师。当年金陵饭店是南京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国际化大酒店，对员工的服装要求是极高的，能特聘父亲为专职服装设计师，可见父亲的裁剪技术在业界是被认可的。父亲退休后，还赶上改革开放的初潮，他经常被一些私企请去设计服装，剪裁贵重的毛料服装，别人邀请他加盟一起创业当老板，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再也不敢染指，帮帮忙可以，按劳取酬，当老板绝对不干。父亲就这样在他热爱的服装设计裁剪的岗位上，干到生命结束的前一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六）

 

　　父亲送我一个相伴一生，热爱一生的礼物—体育情结，使我终身受益，至今还享受着体育带给我的健康、快乐与激情。父亲把我引上热爱体育、喜欢体育运动之路，还要从孩提时说起。记得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父亲带我到工人文化宫体育场看篮球比赛。他一边看，一边给我讲解篮球的比赛规则。父亲是懂篮球，也是热爱篮球的。广东是我国最早引进篮球这项运动的地区。在广东，篮球运动十分普及，至今CBA中就有三支球队出自广东，还有广东私人老板投资的广东宏远篮球队，还创造了CBA八连冠的伟业。父亲告诉我，广东老家的学校就有篮球场，他喜欢打篮球，但打的不好，后来就喜欢看篮球。因为看篮球比赛，看到球员在篮球场上施展各种球技，运球过人，跳起投篮，球应声入网。球员那一连串的精彩动作，能让你热血沸腾，激情四溢。两队球员奋勇拼搏，努力争胜的斗志，能激发人参与竞争，奋勇求胜的欲望。

 

　　我开始并不能理解父亲的话，经父亲的指点，我渐渐能看懂篮球、爱上篮球。我同父亲讲，以后只要你去看篮球就一定要带上我，父亲点头同意。篮球比赛都是在晚上七点半后开始，看球的人很多，去迟了就没有位子。父亲有时候走不开，就让我吃过晚饭就去抢位子。我们达成默契，有时母亲不让去，他一个眼神，我就明白了，立即找机会溜出去抢位子。父亲每次迟到，都能坐到好位子看球，非常感激我，一个晚上，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我原是个蔫蔫乎乎而有点木纳的人，是体育改变了我的性格，使我行动敏捷，敢于说话，敢于表达感情，正如父亲所说，喜欢体育的人，都是热爱生活，有竞争意识，有强烈求胜欲望，有时又充满激情的人。初二的时候，公园路体校到我的学校选人。我因六十米速度快，被足球教练选中。我原想进篮球队，篮球教练嫌我个子矮，不收我。足球教练选我，是看中我的短跑速度，我回家同父亲商量，父亲立即高兴地对我说：“这是好事，只要是体育运动都应参加，去足球队吧。”

 

　　从此我就踏上体育运动之路，进了体校后，我更切身地感受到参加体育训练的好处。体校教我们练体能，练速度，练耐力，练基本功，每天要跑三千米，还要将实心球准确地踢向水泥墙指定的位置，一个下午训练下来，疲惫不堪，开始连路都走不动。但坚持一段时间，适应了，你的体能、速度、耐力，能力提高了你就能应付，就能游刃有余，应对自如，还能神奇地在球场上展示你的球技。那种龙腾虎跃的快乐，是没有参加过体育运动的人无法感受到的。更让我惊喜的是，体校发鞋子、发运动服。每天训练完还发馒头、发烧饼、发面包……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有吃的发，那真是雪中送炭。我一般都是吃一半、留一半带回家，让弟妹们分享，因为他们也饿着，还没到吃饭时间。

 

　　每到暑假，体校还发一张五台山体育场的游泳卡，可以免费到五台山体育场游泳馆游泳。我的游泳就是在五台山游泳馆学会的。自从学会游泳后，每逢夏天，我就带着弟弟们到秦淮河、玄武湖去游泳。弟弟们游泳都是我教会的。记得有一次，我们从秦淮河的中华门处下水，小弟帮我们拿着衣服在岸上跑，我们兄弟三人，顺着秦淮河的水流，从中华门一直游到通济门，那真是凉爽、畅快，大有毛泽东在诗词中所说的那样，“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玄武湖也是游泳纳凉的胜地。盛夏的玄武湖，湖水不深，湖面长满茂盛的荷叶，亭亭玉立，荷花盛开，淡香浮动，莲蓬饱满，处处点缀，清风徐来，风景怡人。我带着弟弟们在湖里游泳，经常可踩到大河蚌，踩到的莲藕，还能采摘莲蓬。游累了，躲在荷叶下乘荫凉，吃着脆嫩的莲藕，咬着香甜的莲籽。那真是天然的绿色享受，这都是体育赐予穷人家孩子的天然之乐。游完泳，我们还能在包里装满河蚌和莲蓬，回家父母和妹妹也能快乐分享。

 

　　我在体校不仅踢足球，还打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什么球都打，但都打的不精。所以无论何种球类比赛我都喜欢看，我变成了一个体育杂家。人有体育技能，有时也能脱颖而出，享受别人赞许和羡慕的目光。我上师范时，是校排球队的主力二传，班篮球队的主力控球后卫，乒乓球还得到单打亚军，风光得很，得到许多女同学的倾慕，还讨回如今的妻子。在河海大学读书时，是学校足球队的主力。河海大学足球队内有几个黑人队员。他们很有钱，每次训练完或比赛完，去吃饭都由黑人队员买单，他们还不时替我们买球衣、球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能有如此享受，都是体育带给我的。我热爱体育，感谢体育，更感谢引领我进入体育的父亲。年轻时的体育锻炼，就是为人生积累和储备能量。人经历得越多，磨炼得越久，承受得越苦，那就像物理学上讲的，“势能”积蓄越多，转化成的“动能”就越大、越久远。这是我的亲身感受，也是我践行的结论。

 

　　体育让我有一个健壮的身体。我从不生病，今年已七十整岁，仍能每周上三至四天课，一点都不觉得累。这是体育馈赠给我的一份厚礼。父亲送我一个体育情结，其实就是给了我对生活的热情和执着，给了我对生活的奋争和激情。热爱体育的人，都是激情四射的人，而如今的体育产业，也是阳光产业。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像王健林、许家印、马云等都热情的投资体育。可见，他们首先是热爱体育，支持中国体育的发展，然后才是投资体育能给他们带来的丰厚利润。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投身体育运动，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全民体育是体育的最大梦想。

 

　　我今后有钱，也要投资体育这个阳光产业，为中国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俄罗斯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幕了，我的盛大节日又要来了。

 

　　父亲离开我已三十年，读不懂的父亲，我还会在有生之年继续读，慢慢读，希望能最终读懂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