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业陂

　　杨业陂是我家乡的一座小镇，现在的官方称呼叫新堰镇，百姓俗称新堰河。估计现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不记得杨业陂这个名字了，即使记得，也不尽得会写出这个“陂”字，或者正确地读出它。杨业陂之”陂“，平声，家乡人习惯读去声。

　　原来，我的家乡邻县有一个黄陂（pi去声)县，很多人以为陂就是”皮“一个读音。其实，陂，是一个地名用字，只是用作”黄陂县“地名时，才读pi（去声}。据说，黎元洪特别喜好这个“陂”字。黎元洪黄陂人氏，他做大总统的时候，硬是要把黄陂话定为国语，而他的一帮文胆做了文案，还险些在”议院“通过了，结果就一票之差。这不是野史荒料，中华民国史料中有，百度也能搜索到。

　　杨业陂易名新堰河的具体时间，我都记不清了，但在我的心里，一直觉得“新堰河”只是一个学名，就像旧时的读书人，在功成名就后，非得取个名号一样，而“杨业陂”这三个字，带有母亲的奶香，一念，就会有许多的怀想扑面而来。梁实秋说，故乡就是一个系马桩。这比方太贴切了，远行游子，下马而居，最适合他栓住缰绳的就是故乡。杨业陂何尝不是我念兹在兹的系马桩呢？

　　《礼记月令》说，“畜水曰陂”。我的家乡是湖区，许多低地俗称“水氹子”。“水氹子”也有高处，有斜地。陂，就是水边、斜坡之意。杨业陂原来是一座渔村，就立在长堤内侧的斜坡之下。这大抵是杨业之所以取之“陂”的来由。至于“杨业”二字，似乎与春秋时期楚国大将养由基有些干系。据说，杨业陂曾经是养由基屯兵之处，养由基又有一手百步穿杨的好箭法，他使用的弓箭，被称作养由基弓。‘养由"，“杨业”，音似，杨业是否由此演绎而来呢？但这养由基“屯兵”之说，我也是有些怀疑的。先秦时期，这地方若不是汪洋一片，至少是沼泽之地，何以能屯兵呢？我无力考证，当地的县志有无它的沿革文字，我也不晓得。

　　我出生的村庄下行五六里地，就到杨业陂了。那时，它是区公所所在地，但儿时赶街，却往往上行三里地去一个叫吕家巷的小集镇。这并不是上行的路途短，少费脚力。那时，吕家巷成镇历史长，早已经是当地的物流中心，而杨业陂却多是低矮的茅棚，低矮、逼仄，像弱不禁风的老妪，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商埠。按当时的行政区划，我那村落是杨业陂的辖地，但吕家巷让我更有心理上的归宿感。

　　真正把自己融入杨业陂还是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杨业陂被一沟两隔，东西之间由一个节制闸连通。节制闸二三十米高，是杨业陂的标志性建筑，闸的两侧建有搬运站、餐馆和木业社，这是杨业陂最热闹的地方。清晨里常有卖小菜、卖劈柴、鱼虾和莲藕的农民，他们窝坐在墙根等买主。有买家来，连忙起身，说鱼都是活的，菜还带着露水，莲藕呢，都是十三孔的，煨汤粉嫩，喝一口汤，刷三次牙还口齿留香。见买家的眼神游离了，便自砍一个价码，连忙拉人家的衣袖，不管人家比自己小，一连“哥哥”、“姐姐”叫个不停，“都是老感情了，折本卖。拿回去算了。”

　　手紧的农民在兜售完后，把毛毛票票缠进没了底色的手帕里，塞进往口袋后，用巴掌轻轻一拍，提起篓子回家下地了。口馋的，起身拐个弯，在餐馆门口磨磨唧唧，走过去又走过来，不好定夺。吃吧，一顿就是半个月的盐钱，不吃吧，又直吞口水。一阵磨磨蹭蹭后，还是提脚进去了。吃完后，又后悔了，自己堂客、孩儿们都不曾下过馆子，他的这份奢侈是万万不该的。

　　这是杨业陂唯一的一家餐馆，早上主营面条、锅盔、油条、馒头。我那地把油条叫做“油绞子”。这叫法兴许与制作过程和它的成型有瓜葛。白案师傅把面团隔成条形，两根一拢，两指捏着面头，提起来一转悠，它们便“绞”在一起了下滚油锅了。面条多是油面，不是那种煮熟后用生油拌过的面条，它是江汉平原一带的特产。细溜溜的，用圆筒纸箍着，常规煮熟，吃起来滑腻腻的，口感好极了。

　　由餐馆向西的街道是黄粘土，雨天行走，不到三步，鞋底就粘了一大坨泥土，提脚一甩，连鞋子都甩出老远，不得不用一只脚一踮一踮地往前跳。待到天晴，泥土都僵硬了，被车碾过的街心呲牙啮齿，不便行步，人们都依着墙根走。后来铺了碎石，也咯脚，人们还是神神气气地行其之上，说这石子路好，日后下雨天用不着穿套鞋了。套鞋，方言，就是雨靴。

　　七十年代初期，杨业陂重心东移，兴建了卫生院、商场、礼堂。杨业陂没石头，基建用石多用砖渣替代。这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生财之道。七三年暑假，我像寻宝一样在村前村后找砖头，用木船转运到杨业陂，船停节制闸后，再一担一担地挑到工地。肩膀子很疼，却不觉得苦，心里就有一个愿望，赚一把小钱，让一家人吃一顿粉蒸肉。上一次吃肉，还是五一时节。那时，早稻不插五一秧。秧苗插完了，生产队就杀猪犒劳一顿，两个月过去了，一家老少还没沾过荤腥。正是这份期望撑着我忙乎了一整天。肩膀上火辣辣的，粗棉布上衣湿漉漉地贴在身上，心里却反倒有些成就感。这一天，我挣了五元钱。纸票，一张一元的，两张两元的。两元的浅绿色，崭新，硬邦邦的。我捏在手上，中指一弹，发出脆嘣脆嘣的声响。

　　这是我生命中无法忘却的五元钱。不是最初的所得而油然生出的自豪感，是它曾经见证了父爱、母爱的伟大。第二天，半夜鸡叫把我唤醒，我揣着这五元钱买了六斤肉，两瓶橘子汁。母亲一大早就磨米粉，又切了南瓜垫底。晚饭时，两蒸笼肉山一样耸立在竹床上，肉片翘着，米粉上歇着晶莹剔透的小水珠，蒸汽缥缥缈缈，特有的肉香向四周弥漫开来。

　　我光着膀子拉着四门架子海吃，嘴角时不时有肉汁流下来。我的爸爸妈妈却不吃，母亲定定地盯着我的肩膀，眼泪哗哗地往下淌。那时，小弟才两岁，不谙事，只顾吃，不知道母亲的泪水把本该有的喜气冲了个一干二净。母亲定然是看见我红肿的肩膀了。她哭泣泣的，对弟妹说，你们吃的是哥哥地血汗啊。

　　新建的商场、礼堂、卫生院，有些气派。街上有了一盏路灯。路灯孤零零地站在商场的门口，飞虫在散淡的光晕中恣意飞翔，这对于曾经黑灯瞎火的街市和居民来说，无疑是一次旷世的馈赠。暮色四合时，人们期待着这盏灯早早地亮起来，似乎它就是要点亮这个曾经荒凉渔村的希望了。

　　有时候，我们下晚自习后也会跑到街上看夜景而忘了就寝的时间。老师说，不等一泡尿屙完就走到头的小巷子，有什么逛头呢。我们是连县城都没去过的学生，这路、这孤零零的路灯，都是极好的风景了。

　　卫生院坐落在小镇的最东边，也是一条无名筒子街的最尽头，口字形布局，方方正正。虽是平房，走廊顶部却是石膏吊顶，平展展的，每隔三四米，就有一盏圆形的顶灯。这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制式。若有人在走廊里说话，便有回音飘散开来。胆子大的干吼一声乡骂，骂声就即刻反响。有人戏虐，说这是自己骂自己。

　　参加工作后，曾有过几次住院的经历。由于担心自己的地方性疾病还有病根，便回到老家住院。那时，卫生院都有些破旧了，我躺在病床上，一翻身，床铺就咯吱咯吱地响。我却不烦躁这响声，觉得它就是我故乡土得掉渣的乡音，它的韵律里储存着我的许多过往和这座小镇留给我的记忆。我接纳它，就是珍视我并不十分快乐的童年，也是对故乡给予我滋养的敬畏。

　　从卫生院西行三四百米，就是大礼堂。它是公社举行大型集会的处所，也是小镇上最恢弘、体面的建筑，高大的门庭直面街面，二楼的两扇窗户，一扇足有三平米。窗口里面是小镇最有文化气息的地方。里面是文化站，是全镇的文化脉细之根，蜚声中外的版画家冯君就是从这里出发的。礼堂大厅空阔，地面前低后高，主席台高出地面一米多，坐或者站在台下，主席台上人物一眼尽收。那时候，我少不更事，梦想有一日也能在台上风光一回。

　　这一天真的来了。那是一个需要打手的年代，我就是以一个打手的身份走上主席台的。这一年，我不满十九岁。当时，公社因为一件桃色事件要组织一场大型批判会，要我做主题批判。我竟然毫不犹豫地应承了，之后，我想过，我未必是最佳人选，必定有人推辞过。当我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几乎是声嘶力竭地读完那篇《一部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的批判稿后，除了耳食过“有声势、有水平”的假性恭维，就是偶遇当事者的难堪。我似乎无法原谅自己，为什么非要把一桩桃色事件地危害往高处拔不可。大背景下的个人行为，固然很难逃匿于情势，但对于纯属于人性范畴的行为，有必要作泛政治解读吗？

　　我一直想有一个机会向他当面致歉，却没有。几十年过去了，我在外谋生，没有这机缘了。前不久，我电话问乡党，他还在吗？他说还在。他在，我的愧疚就在；他揖别人世了，这份悔恨还会既存于心。过错不是烟尘，它永远不会遁形于岁月的指缝中。

　　好在批判会之前，这座礼堂里上演过一出由我改编的天沔花鼓戏《教鞭》。四十多年了，那个饰演教师的周四桃，那个在剧中扮演"反潮流"的小姑娘，那程式化的“唱念做打”，至今仍然清晰如初。这出戏虽然戏码不足，甚至带有那个特殊年代的痕迹，但它毕竟渗透了我的心血和真诚。我不能说它救赎了我困顿在一次过错中灵魂，至少它强化了我对于杨业陂的记忆。

　　小镇上曾经有家书店和一家机械修配厂，它们是孵化我职业梦想的原始胚胎。书店不大，两开小门脸，四五节柜台，这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在这里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沸腾的群山》，买的第一本期刊是上海的《朝霞》，第一本政经类图书是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简明读本》，第一本诗集是《献给”十大“的歌》，开篇就是熊召政的”梯级体”。高中毕业后，我家的八仙桌上的书籍摞了一米之高。那时年少，没人指点，也不知道学有专攻的道理，逮着书就读。尤其是一本天蓝色的塑胶皮《现代诗韵》，高中、大学期间一直陪伴着我。它是我学着写诗歌的拐杖，依着它在家偷偷地写一些见不得人的“唐诗”。胡闹了好多年也没修成正果，要不是因韵害意，就是信马由缰地“滥情”而去，终不得要领。

　　修配厂规模不大，厂牌是我的数学老师李纯白标准的“仿宋”，厂里就几台刨床、铣床和电焊机，它是我们”开门办学“的学工课堂。我在这里居然能把一台“手拖”拆解装上后，还能开着满院子跑。师傅说，我若做工人，不出几年就能混到四级工的水平。

　　是的，我一直梦想着能当一名工人，或者站柜台的营业员，尤其巴望干卖书的营生。修配厂工人满是油渍的工装、洋溢在他们脸上的优越感，无时不刻激发着我深藏于心的职业执念。我是杨业陂的儿子，十几年都没走出它的怀抱。它没有高墙，我的视野却一直囿于其中。我的梦想很原始，很卑微，就是能够告别祖辈已经习惯了的生存方式，做一个“国家的人”。今天，我像一抹残阳，衣食无忧地苟且在异乡地城池，我依旧怀念杨业陂恩赐于我的记忆，它就像一件打补丁的旧衣衫，尽管沉睡在箱底，却依旧留有我生命的体温。

　　二十多年前，我与夫人回到杨业陂，走遍了杨业陂的小街小巷，却找不回它昔日的容颜了。杨业中学那个供我们淘米的池塘呢？那青砖铺就的甬道呢？都不在了。书店、修配厂早已杳无踪迹。我很失望，突然萌生了不如不寻的想法。这一如恋人的隔世寻访，当你千踪万履与她相见时，你所期待的那尾歇着蝴蝶的乌黑长辫，已是花白的乱发，昔日的“苹果红”被粗细不一的皱纹切割得支离破碎。

　　这种失望是可耻的。怀旧的情愫，不能指望最初的“恋人”用原始的面目满足自己的欲望。我所见的“她”，没有了往日的娇媚、质朴，却无视“她”的稳健、成熟和历经风雨后的精神仪态。杨业陂变了，变，就是让渡、涅槃。农耕文明总是敌不过工业文明的脚步，当一座城镇的子民沉浸在发展喜悦中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故乡回到破落、猥琐，并以此来迎迓、安抚所谓的乡愁呢？

　　近年，偶尔回乡，没了进镇子走一走的念头。它不是”杨业陂“了，那因池而陂的碧水不见了，那因斜而陂的长堤早已夷为平地，镇子里每一张穿城而过面孔都是陌生的。现在，“新堰河”的官称几乎覆盖了“杨业陂”，全镇除了一所中学还在冠名”杨业“外，“杨业陂“只是地方典籍中的”曾经“了，但这个”曾用名“却承载了历史的风云际会，不管它是睡在地方志的册页中，还是行走在老人的口口相传中，它，就是故乡印记，就是远方游子心中的桑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