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花开

　　一九九六年孟春，我假道重庆去江津。江津是陈独秀的终老之地，他在那里度过了孤寂的晚年。从他的故居出来，我突然想到了我所景仰的瞿秋白。瞿秋白作为一代名流，他的故居我是一定要去拜谒的。

　　早先，瞿秋白是以左倾冒动的反派角色存在于我的视野，他是党史教材中“路线斗争”的典型人物之一。当“以农村包围城市”作为早期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成为不二选择后，瞿秋白的“城市说”自然就是异端了。这是当初我所知道的瞿秋白的主要错误所在，至于他的《多余的话》给他带来的错误之争以及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后来才知道的。

　　一九七九年，我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无意中在《历史研究》上读到一篇《重评“多余的话”》。《历史研究》不惜版面，在《重》文后附有《多余的话》。那是我第一次读《多》的全本。

　　《多》满篇弥漫着消极、颓唐的情绪，甚至说自己当初作为共产党领导人是一场“误会”。那时，我二十出头年纪，尚无在重雾缭绕的历史中辨识真伪的能力。待我读完《多》后，觉着瞿秋白被口诛笔伐该是罪有应得的。

　　但是，《重》文对《多余的话》的颠覆性评价，又让我疑虑、惶惑，甚至不解。但年轻时的好奇心，又如一匹野马，一旦撒开四蹄，便会狂野地奔跑起来。我开始搜集有关他的资料，读不同版本的《瞿秋白传》，读他的《赤都心史》《俄乡纪程》。读，不为研究他的从政之道，只是膜拜他的才情。至此，瞿秋白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丰满、生动、高大起来，他仿佛以双重身份站在我的面前——作为政治家的他，社稷在胸，心納人间万景，指点江山；作为作家的瞿秋白，饱学、儒雅、沉静，玉树临风。我仿佛看到他在黄埔军校、上海大学的讲台上传经送道的意气风发，而台下是一大批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和军队高级将领的青年才俊。丁玲是他的学生，对他膜拜有加；宋希濂是他的学生，也是踮着脚尖仰慕瞿秋白的人。后来，当宋希濂奉蒋公之命劝降瞿秋白时，宋希濂对瞿秋白都是毕恭毕敬，生怕有所冒犯。以至暮年，宋希濂对当初的奉旨之为都是悔愧不已。

　　一九九六年深秋，我去常州参加一个年会。我问江苏医药学校的吴校长，常州的瞿秋白故居是否开放。吴君说，据说在边修缮边开放，常州还有恽代英、张太雷的故居。我一阵窃喜后，又有一丝惊悸。常州真是人杰地灵啊，这小小的地盘是一块怎样的沃土啊，这里居然走出了我党三个著名的职业革命家。会后，我去拜谒瞿秋白的故居。这天，秋阳高照，瑟瑟秋风中并无多少凉意。

　　故居坐落在常州的闹市区。据说，这故居并非瞿家的私产，它是瞿姓本族的宗祠。当初，瞿秋白父亲本也是满腹经纶的文化人，书画有攻，颇有造诣，可是他不善理财持家，以至于后来柴米不济，家道中落，不得已才借居于此。

　　故居门前是一条不太宽的马路，车稀人少。靠近故居一侧马路边植有一排白桦树。白桦树足有十米之高，大有刺破青天的架势。树干笔挺，直溜溜的，没有其他木本植物的枝枝蔓蔓，白森森的树皮上似有随时都会飘散而去的粉末。我都有些疑惑了，白桦树本是温带树种，虽然养眼，入得诗章，但它是不适合做行道树的。这常识是谁都懂的，精明的常州人何以如此造次呢？一阵思忖，似乎明白了常州人对瞿秋白别样的怀念。

　　秋白是爽直、率真、磊落的，白桦是可用来喻指一代豪杰的。

　　故居没有我料想的恢弘，是中国南方祠堂大统一的建筑格局。老式的白墙灰瓦，两边墙头是错落有致的骑马墙。门前有两尊石狮，龇牙咧嘴，似乎想还原瞿氏家族昔日的显贵。进得大门，甬道蜿蜒、平整，灰砖上仿佛还残留着窑灰。我多少有些失望。我是希望这砖、这地和每一件遗存的家什，都带有瞿秋白年少的体温，那时的一草一木枯萎后的残枝败叶都能留存下来，成为腐殖质，让我从中闻到当初瞿家烟火日子的味道。可是，所有的整旧如新覆盖了往日的风云际会，我只能凭借瞿秋白传记作品中的描述，畅想他当初出走常州时的风貌。甬道一侧有一棵海棠树，不足三米高，估计也是移植过来的。枝丫呈褐色，向四周恣意地伸展着。枝头的海棠花并不多，紫色，内敛，不张扬，甚至有些散淡，它们安之若素地绽放在秋天的阳光里。

　　我几乎是花盲，对于海棠花，只是在读高中才在同学家里见过盆栽的海棠花。那时，那花是乳白色的。这故居的海棠为什么是紫色呢？或许就是花色自有花期，海棠也是如此，由白至紫，是生命的成长和蜕变。瞿秋白由富家少年到贫家子弟，再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是他经历世态炎凉和如磐风雨后的精神涅槃，这种灵魂进化后所呈现的人格仪态，兴许就是这海棠所要寓意的。

　　故居就几间房舍，每间并不宽绰。正间有一木床，抵墙而置。床头的墙上挂着一幅横轴，上书瞿秋白的《哭母》——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问。落上灵前爱子身。

　　有一抹暖阳从不大的窗口挤进来，懒洋洋地照在横轴上。一阵风吹，横轴轻轻一抖，字幅上窗棂留下的暗影影影绰绰，瞿家往日由富而衰的岁月，好像就要弹跳出来。

　　从故居出来后，本想去一趟觅渡桥，因行期不允，罢了，不得行，却又是万般遗憾的。觅渡桥的名字诗性、古意，它是京杭大运河上的一孔石拱桥，在苏州地界。当初，瞿秋白就是行船过觅渡桥走出常州府的。之后，我无数次地想象，当初，瞿秋白或许是迫于生计，为稻粱谋，他站在乌篷船的船头，一袭长衫，身揣白金怀表，心里装满了母亲吞磷自尽的凄苦。在穿过觅渡桥时，他在想，觅渡何处？觅什么？如何渡？度自己，还是度普罗大众？又有哪一条路能够接纳和承载自己一双柔弱的双脚？尽管他的才学足以支撑他一路向北，一直走到未名湖畔，但他终究没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教授、学者、作家。

　　做一名中国的文化巨擘，他是有充足文化底码的。茅盾有诗云：“左翼文台两领袖，瞿霜鲁迅各千秋”。偏偏神之造化，那盏理想的神灯让他成为了一个职业革命家。

　　瞿秋白是以革命家自诩的。遗憾的是，他没能善始善终。不是他不想，是时势的诡异，把他的晚节碎成了一地鸡毛。不同政治主张背后的思想交锋、行为选择，导致争锋不断。他在“内斗”中败下阵来。

　　在我心智开蒙不久，就曾耳食过他在长征行将开始时临阵逃脱的政治桥段。由此，少不更事的我，想象过一个不堪的画面——瑞金小城外，中央红军整装出征，瞿秋白胆寒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和迢迢两万五千里生命跋涉中的枪林弹雨，他谎称自有肺疾，不可远征。中央红军走了，他坐在一家酒肆里，看着中央红军的将士们渐行渐远的背影，脖子一伸，仰起头，灌了一口烧酒，庆幸自己躲过了生死之劫。

　　许多愚昧的认知，往往产生于真相被掩盖的语境中。我如是，实在不恭。其实，是王明的排斥异己让瞿秋白失去了与中央红军同进同行的机会。年长他许多的的董必武、徐特立都随大部队走了，一路走到陕北，瞿秋白却留下了。

　　他被捕了，蹲了国民党的监狱。福建长汀成了他最后的归宿。

　　瞿秋白完全是足可以以他的信仰、革命实践，以至为国捐躯的事实，赢得一世英名的。他却“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大堆“多余的话”。这些“多余的话”成了一柄自掘坟墓的铁镐。人们在这洋洋两万言的文字中扒来扒去，其中所谓的消极、悔悟情绪，最终成了瞿秋白变节的口实。

　　“知我者，谓我何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被瞿秋白用来做了《多余的话》的代序。瞿秋白何以用这出自《诗经》的名句作为代序呢？吾生才疏学浅，不敢妄自猜度。但这《诗经》（《黍离》）中所弥漫的孤苦，我是能理会的。“行迈靡靡，中心摇摇”“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靡靡之颓唐，摇摇之忧苦，面对悠悠苍天，这后果到底是谁造成的呢？不解！不解！所以，叩问苍天何忧、何求，自是必然。壮怀激烈、以身赴死的革命者，未必没有彷徨时。在为尊者讳的文化背景下，尊者总是光鲜的。瞿秋白却解开了衣襟，开膛剖肚地向世人呈现了他的胸怀。我们如果搁下瞿秋白的政治身份，把他还原成一个普通的革命者后，再来解读在《多余的话》中的消极情绪的对与错、应该不应该，或许能够理解其中的悔愧，而瞿秋白恰恰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1982年中共中央的评价），他严苛的自我解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人在生命行将结束时的从容和坦荡。

　　很遗憾，一些瞿秋白的传记作品中，在描写《多余的话》的成书过程时，文字都过于张扬。我想，狱中的瞿秋白，断不会用像长于挥洒诗情诗人那样狂放不已，一笔挥就荡气回肠的诗文。他必定是冷峻的、从容不迫的，就像他故居里的海棠花，在默默的绽放中，释放生命的气息。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这是瞿秋白就义前的一首绝笔诗，似在隐义，却不晦涩。联想当时的纷乱时局，怕是不难理解的。“伶俜”的孤苦无依，“十年”中，多少事不能遂愿，当”我”心怀还没能参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想继续前行时，“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

　　“万缘空”啊！这是对《多余的话》最后一句“永别了，美丽的世界”最为诗性的注脚。

　　不管史学家、诗词家们怎样解读，我是宁愿相信瞿秋白对革命道路的选择是至死不曾后悔过的。至于《多》中的忧愤、愤懑，甚至所谓的消极情绪，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对于一个死囚、一个胸怀宏大理想并为之孜孜以求的无产价级革命家，所有主观故意的质疑、苛责，都是不厚道的。

　　十年前，我又去了一次瞿秋白故居和觅渡桥。觅渡桥弓着腰，匍匐在古老的大运河上。它的终极使命就是“渡”，它用它的骨骼、身躯，让所有行走的理想，从此岸走向彼岸。桥下，乌篷船来来往往，船尾涟漪逶迤，仿佛当年秋白寻寻觅觅的脚步留下的水痕。

　　故居前的白桦树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香樟树。树叶绿茵茵的，一如向阳而伸的手掌，迎迓着一个膜拜者的再次造访。那棵海棠还在，比原先茂盛了许多，枝头上是满当当的海棠花，乳白色，阳光一照，粉嫩极了，像少女的粉腮。

　　走出故居，我想，此生，我该去一次福建的长汀。那里有瞿秋白的行刑地。瞿秋白就义时，曾淡然地说过“此地很好”。若去，我是希望在那里能看到一棵，不，是一大片海棠林，看见瞿秋白在海棠花丛中，深邃地笑着。当然，我也会带上几块豆腐侍奉于他。瞿秋白在《多》中说过，“中国的豆腐世界第一”。他是留恋这个世界的，世界理当回馈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