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有个乡绅叫甸光

　　甸光姓方，长我一辈，年纪比我父亲大，虽非近亲，因他特别喜欢我，我就把他当做近亲的长辈，一直喊他甸光伯爷。

　　甸光伯爷是喝过很多墨水的人，人们都叫他方秀才。早先村里有一个私塾学堂，原先设在一座庙里。说是学堂，其实就一个私塾先生，二三十个不同年纪的孩儿混搭在一起。先生肖姓，只能教一些《百家姓》、《三字经》之类的东西。甸光伯爷从来就没在这里读过书，他家里殷实，小的时候，他爷爷花大价钱在县府里请了先生，专门在家里点对点地教他，十五岁的时候，又把他送到马口镇的一个正规私塾读了七年。所以，甸光伯爷算得上是村里饱读诗书的人了。

　　咋一看，甸光伯爷就是一个读书人。他生的精瘦，皮肤白净，没有血色，仿佛是没有光泽的道林纸。大额头光溜溜的，铮亮铮亮，纤细的毛细血管清晰可见，似乎轻指一弹就会断裂。脸面自颧骨处突然收紧，两侧轮廓斜溜溜的在下巴汇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倒三角形。他的眼睛大而圆，鼻梁直挺挺的，两片薄薄的嘴唇一抿，就是一条优雅的弧线。

　　甸光伯爷在我最初的记忆里，是晚清遗老的样子。戴瓜皮帽，穿长袍。瓜皮帽是青色的，色泽湿腻，帽檐有脑油的痕迹。平日里他就戴着瓜皮帽坐在屋檐下读线装书，偶尔会眯着眼睛咿咿呀呀地背诵《增广贤文》。说是背诵，却不爽朗，那声音是拖腔拖调，一唱三叹，似唱似哭，压根儿就没有诵的韵味。若听见脚步声，他会立马停顿下来，睁开眼睛，瞪着圆溜溜的眼珠子，把脑壳微微一低，视线便从眼镜框的上缘爬出来，盯得人心里发寒。

　　若是累了，他便抽水烟。水烟的烟具名称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这烟具有一个烟壶，一个烟锅，一杆细长呈弧形的烟嘴，它们都是铜质的。那时“洋火”稀缺，抽几锅水烟就要点几次火，所以有一个燃具叫“媒纸”。甸光伯爷抽水烟的范式也是有些优雅的，他翘着二郎腿，拇指和食指捏一撮黄橙橙烟叶，轻轻捻两个回合就塞进了烟锅。“媒纸”点燃烟叶，他含着烟嘴一扒拉，烟壶里的水就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由于太投入的吸拉，他的两腮便现出两个斜向的肉坑，这时候他的脸是越发的瘦小了。

　　我不解，为什么抽烟要在烟壶里装水呢？甸光伯爷眯着眼一笑，说，这你就不晓得吧，水能生万物，也能灭七军，烟从烟壶过堂后就有水分了，不呛喉咙。说罢，往后一躺：“水煮烟云啰——”

　　这感叹太高深了，我听得云里雾里，觉得甸光伯爷就是学问好。

　　甸光伯爷读了十五年私塾，娶了堂客后还在读书。据说，他两次考秀才都没有中第，到后来不仅秀才没做成，连犁耙农事一样都不会了。他堂客说，这书是读到牛屁眼了，换不来半个红苕。甸光伯爷听不得这揶揄，觉得这话捣了他的心诀，气急了，就会抡起老拳，可不等拳头落下，堂客两眼一瞪，他就愣愣地立在原地，连胳膊都不晓得如何收回了。

　　甸光伯爷不事农事，全靠堂客挣工分，他的进项就是写对联、奠章、请柬、书信所得。那时候，全村就他一个能舞文弄墨，每到春节，要他写春联的人排成长队。这时的甸光伯爷满身都是精气神，喜悦、自豪塞满了脸上的每条皱纹。

　　大年三十一大早，他就打扫堂屋，把八仙桌放在正中央，置上砚盘，末了，两手扶着桌子角，来回一耸，看是否放得稳当。桌子的一角放着一个木匣子，桌腿边是一个箩筐。春联写好后，有钱的人家自觉自愿地往木匣子里丢几文钱，没钱的往箩筐里丢一刀腊肉，或是一条腊鱼。他嘴里在说“都是乡里乡亲的，生分了，生分了”。嘴里虽然说的溜吧，却从来不曾拒绝过，而且还趁书写的空档口，时不时往木匣子和箩筐里里瞅上几眼。

　　那时，我读小学，他写对联，我就在一旁帮他裁、叠红纸、研墨。他告诉我，文人弄文墨是桩高雅活，这所得叫润笔，或者叫束脩。古时候，若是写一篇好的诗文被朝上看中，要被招进官府的，至少也能换得一头大牯牛，或是十亩薄地。

　　他边说边摇晃着脑壳，自赏的眼光不时朝我飘忽过来。见他此时得宠的情状和丰厚的所得，我是万般的敬重、羡慕他了。觉得自己日后若是能做一个像甸光伯爷这样的人，我家的祖坟就该冒青烟了。

　　七十年代初期，政府说村前的一条河要改道。为了生产方便，村里的干部要甸光伯爷给县里写一份“请示”，让河道从村后走。甸光伯爷下意识搓了搓手，似有为难之处。生产队长说，您读了十五年书，写个“请示”还不是手到擒拿？

　　甸光伯爷干咳了两声：\"不就是写个奏章吗？我写，我写。”

　　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甸光伯爷把“奏章”拿出来。队长催急了，他说，做文章不是挑草头，急不得的。一旁的堂客从鼻孔里“哼”了一声，险些说出了不恭敬的话。他堂客晓得，自己的男人这些天是如何熬过来的，水烟抽了一锅又一锅，写了撕，撕了写，脑壳上的几根稀毛都差点抓光了。

　　半月后，甸光伯爷把“奏章”递给队长：“我这是行善积德，不要润笔的。”

　　队长是个粗人，认不得几个字，也不晓得“润笔”是个么鬼东西。他接过“奏章”一看，戚了眉头，我的乖乖啊，八九张纸：“恁鸡巴长啊？”

　　甸光伯爷直摆头：“你不懂的，人忌志短，文要气长。写奏章有规矩的，该写的一个都不能卯掉的。”

　　我听说甸光伯爷的“奏章”开篇就是“水利者，命脉也”，之后就是半文半白的之乎者也，大抵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废话。大队支书一看，撕了，说了一句粗话，“还不如放屁，擦屁股都闲糙。”

　　我不信，甸光伯爷做文章是很有一套的，前不久他就教过我如何做文章。他说写文章是有讲究的，如何破题、承题、过渡、转接。往日里的先生就说天下文章都有“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每股各有两股，而且都要用对仗形式。这就是八股，要是把这八股学到手了，没有做不出的文章。我想，既然说得如此精到，这一纸“奏章”咋擦屁股都嫌糙呢？

　　后来读书的人多了，尤其是甸光伯爷在“奏章”上栽了跟斗后，人们对他过去的那份敬仰就打了不小的折扣。但人们又不得不佩服的满肚子的诗书。他能把《四书》、《五经》说得头头是道，唐诗宋词倒背如流，说起历朝历代皇帝的谥号、皇妃间的花花事，他都是一套一套的，而且他还有绝活，任何一个字他都能说出在四角号码字典里的哪个页码。

　　一日，有人来村里走亲戚。这人粗通文墨，是个不信邪的人，他就不相信还有这般神奇的人物，能把一本字典背下来，于是，他便上门探虚实来了。甸光伯爷听说有人叫板，嘴角轻轻往后一收，眉头一皱，似轻蔑，似得意。末了，又自言自语地补了一句“考倒我的人还冇生出来哩”。

　　他取来《四角号码字典》往八仙桌上一放，用袖头擦了封面的尘土，像一个守擂的斗士端坐着。或许，他想借此搬回一局，赢一些颜面回来。

　　来人拱手，脸上是一大堆的笑容：“老先生，您家是方圆几百里的文化人，我是来讨教的。”

　　“三步之内有高人，三人之行有我师。老朽、老朽了。你就直接问吧。”甸光伯爷似乎迫不及待了，也不看来人，食指在舌头上一抹，翻了两页字典后又合上，“这家伙就是我肚子里的肠子，几节几个弯都在我脑壳里。”说罢，他用指头点了点自己宽大的额头。

　　来人挑了些关于农事的字，比如薅草的“薅”啊、碾米的“碾”啊，都一一过关了。甸光伯爷很是得意，把一双鸡爪子样的手拢进袖筒，双腿往前一伸，便靠在“太师椅”上，眯着眼睛打探着看热闹的人。

　　来人有些惊诧了：神了啊！一会儿，他又想，未必没有你过不了的火焰山？他伸开右掌瞅了瞅，手掌上是一个模糊的“簟”：“晒簟的‘谭（tan）’字在哪页？”

　　甸光伯爷两眼上翻，眼珠子来来回回转了几个回合，就是想不出结果来。他宽阔的额头有细汗冒出来，亮晶晶的。

　　甸光伯爷终究没能说出来，他觉得众人的眼神像鬃刷刮着他的脸，他一直没有血色的脸孔有了少有的红晕。他不肯服输，急忙下位掰开来人的右掌，一看，便扬起头哈哈大笑：“你这是哑巴问路啊，自己都糊里糊涂，还来考我啊。”他抹了一把嘴巴，“这是晒簟的dian,不是晒谭。我是经过风风浪浪的人，小溪沟翻不了船的。”

　　大队支书听了这事，有些不屑，说，这有个屁用，就认得几个死字，不如不读好了。村里年长的人觉得支书的话说的在理，因为甸光伯爷字是认的多，除了写几张死对联，却不会读报纸；算盘打得呱呱叫，却不会算账。这由不得村里人揶揄他。

　　后来有人谈起这桩往事，觉得蛮蹊跷的，既然能背字典，为什么又有好多字他不认得，还不会写一篇像样的文章呢？有人说，这有么事蹊跷的，他就像110的接线员，只晓得那家单位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如果反过来问一个号码是哪个单位的，接线员是死活都答不上来的。

　　这比方该是很妥帖了，似乎点到了甸光伯爷死读书、读死书的死穴了。

　　甸光伯爷也真的吃过一次生吞活剥的亏。“文革”一日，快过年了，他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地背诵毛主席诗词《七律长征》，却在末了两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上出了差池。他把“熊罴”读成了“xiongxiong”。这时，刚好大队治保主任路过，问他，为何两个字不一样，都读熊呢？甸光伯爷一愣，这“罴”自己也是不认得的，莫非自己真要出丑了？但他转而一想，这个能出狠招的人物，也只是个初通文墨的家伙，懵一懵就过去了。他点燃一支烟，慢条斯理地：“我说啊，世上万物有阴阳，熊也有公母，它们都是熊，前一只熊是公熊，后一只熊是母熊。”

　　治保主任不信，回家一查，得了究竟，不免火冒三丈。他想，懵我也就罢了，还如此大胆的篡改毛主席诗词，反天了啊！甸光伯爷当夜就进了“学习班”。

　　他窝火，心里堵得慌，没想到满腹诗书的自己，被一个野蛮人给奚落了。想当初自己小的时候，本就是不想上学堂的，看见别家的孩儿爬树摘桑枣籽，在荷塘里摘莲蓬、逮青蛙，馋得口水都流出来了。是父亲逼着他读书的。父亲说，在考场放个屁，祖孙三代有福气。十几年下来，他记不清挨过多少次打，背错一个字要打，写错一个字要打。那挨打想起来就毛骨悚然。先生要自己伸开手掌，“啪”的一声打在手心，若是本能一缩，就是更多的“啪啪”声。几个回合的起落，戒尺就折断了。最为恐怖的是“钻栗壳”。先生弯曲着手指，指关形似板栗壳，在我的脑壳上“钻”的”叮嘣叮嘣”的响。我回家哭，做娘的摸我脑壳，眼泪吧啦吧啦地流：“儿啊，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上人。”我吃了恁都的苦，可眼下我却是人下人了。

　　这悲苦他连一个诉说的人都没有了。他没有儿子，两个女儿出嫁了，老伴前年就走了。

　　朔风起，雪片如席，看守回家办年货去了。看守他的人叫元苟，是他的侄子辈，很慈善，临走前，给他留了一包烟。他说，伯爷，支书同意了，下午我来接你，到我家过年。

　　甸光伯爷心里一动，眼睛潮湿了，似乎在自言自语：“多谢了。”

　　元苟来接他，见他吊死了。麻绳深嵌在脖子里，舌头伸在外面，舌尖上凝固的血团殷红殷红，嘴角还挂着涎水，右嘴角被老鼠啃了个豁口。

　　下葬的那天，面对甸光伯爷的一大堆书，女儿说，都烧了吧。女婿说，留下做个念想吧。女儿说，大大就是被这些不中用的东西害了的，留到有个么鬼用。

　　书，烧了。黑色的灰烬在雪原里煞是扎眼。我悄悄地捡回那本四角号码字典，在床头背查字的口诀“横一竖二三点捺”。父亲见了，横了我一眼：“你找死啊！”说罢夺了过去，麻利地撕了个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