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红薯饭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如期而至，在这个时刻，我常常会不自然地忆起盂郊的《游子吟》来。

　　母亲出生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那个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的红薯饭。从我记事时候起，红薯就成了我们乡下老百姓餐桌上的主食，我对红薯有一种别样的情怀。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依稀记得我家挺穷，全家七口人，父亲在大队铁业社学打铁，母亲常年多疾。那年头靠工分分粮吃饭，因为我家缺劳力，一年到头仅分到两三百斤口粮，平日里阖家大小顿顿吃红薯。

　　孩提时，我爱贪玩，在外面玩饿了，跑进屋喊一声妈，母亲就会给我几个香喷喷的烧红薯。念中学时，生活很艰苦，家里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母亲总是早早地给我晒红薯片。那时候称之为“苕皮子”，让我在课间里饿了拿出来充充饥。我的学生时代都是靠吃红薯度过的。

　　每年到了红薯成熟的季节，满山遍野都是红薯，生产队长对农民采取，按工分计酬的方式开挖红薯。小时候，我们放学回来，一放下书包，就跑到人家挖过的红薯地里找一遍，把遗漏的红薯或者还埋在土里的红薯捡回家，帮自己家里捡一些“粮食”回来。

　　红薯有多种吃法，把红薯蒸熟了，当“馒头”一样，这叫蒸的吃，还可以烤着吃，放到锅里煮饭吃，把红薯蒸熟了切成片晒干了，可以炒着吃，把红薯打成面粉状，做成红薯饼吃。

　　小时候，我们喜欢把红薯放到火笼里，一边烤火取暖，一边用火烤红薯，烤熟了的红薯远远地就闻到一股清香，犹如现在街上的“烧烤”一般，又香又甜的红薯吃的时候别有一种滋味。那个时候，我们一边烤火取暖，一边“过早”。冬天，山里娃对烤柴火情有独钟。我们兄妹五人围坐火笼，中间吊着个大鼎锅，母亲把一个个红薯洗净后，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后放进吊锅里沸煮，待红薯煮熟后，我们每人盛上一碗，那时叫做“红汤苕”，那年头，喝汤苕竟也觉得甜津津的。轮到中午，母亲又变换着花样，用筷子在吊锅底层纵横摆成“井”字形，尔后将一个个大小一致的红薯置于筷子上，注入适量水后用火蒸，待红薯蒸得八九成熟后，我们每人用竹筷子戳上一个，相当于现在街上的馒头一样慢慢咀嚼，这便是当时有名的“蒸苕”。到了晚上，母亲变戏法似的先将红薯切成块片，然后又切成丝状，最后切成丁点儿，里面添上少量的大米混拌煮熬，且美其名曰：红薯稀饭。

　　曾有一次周末，我从大老远的土门念书归来。母亲见我饿得黄皮剐瘦怪可怜的，她面带愧疚地说：“孩子呀，家里实在没米了。”母亲拿了个葫芦瓢在左邻右舍转悠了一圈儿，空手而归。

　　那日晚上，母亲睡得极晚，待第二天早上吃饭时，我才见碗里盛的是喷香喷香的红薯米饭。原来，母亲昨晚到生产队找保管员，通过开“后门”借来25公斤谷子后，又连夜冲碾。我端起红薯米饭就像有千斤重，怎么也端不起碗来。

　　我总算享用了一顿用红薯煮的米饭，这次，我才吃出了这红薯饭的味儿来，也品尝到了那深远而崇高的母爱。

　　在物质丰富的今天，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用不着餐餐吃红薯，但我时常忆起心头那殷殷的红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