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弯的石板路:五斤中的锄头

五斤重的锄头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我随着我所在中学校的同学们，一起到四川省洪雅罗坝公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欢迎会上，公社干部把队里的干部们给我们作了介绍，那个晚上，会场上人太多，谁也没有记住，只记得队长叫杨文传。我被生产队的社员蜂拥着，挤出了公社会议室。
　　离开罗坝公社大院。我和饶开智被夹杂在光荣一队前来迎接我们的队伍中，疲疲沓沓地踩着田间小路上积水和泥土，走上了将要到达的生产队路程。当天晚上，已经深夜了，我和饶开智到达了光荣一队，生产队里为我们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用丰盛的晚饭招待我们。
　　整个队里的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家常米酒加上红烧肉，煮蜡肉，炒油菜苔，外带长青菜和萝卜湯，大家其乐融融地在一起，吃了一顿很丰富的晚饭，然后社员们都各自回家休息。我和饶开智赶紧打开了行装，铺好床，找来几根干树枝，蹲在灶坑前，再添上一点儿柴，烧好一大锅热水，借着灶前的火光和灶坑内的余温，费力刮掉粘在鞋上的泥土，抠除掉粘在衣服上和裤腿上的泥点，洗完脸和脚。上床休息……
　　饶开智的右腿有严重的残疾，两条腿不一样长。行动很不方便，到了生产队的第二天就感到无法适应。小木屋门前弯曲曲的石板路上的那十几步台阶。竟成为他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拦路虎。他出门没走多远，上下台阶时，两只脚的受力点不一致，有严重残疾的那只脚一接触到台阶上的石板，就会钻心地疼，疼得他浑身直冒汗，根本无法行走。昨天晚上，从罗坝公社到生产队的这一路，就把他有残疾的那条腿折腾得已经吃不消了。队里的欢迎会结束以后，他就躺在床上，蒙着棉被窝哭了一个晚上。一个晚上，饶开智的呻吟声，让我根本没法入睡，好容易才熬到天亮。天亮以后。他的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亮，我拿着洗脸盆，顺着一条青石板台阶小路，来到一个井台前，借着打井水洗脸刷牙的间隙时间，颇有兴致地观察着我的小木屋周围的环境，井台的周围都是冬水田，冬水田里满灌着水，形成一块块水汪汪的一片片梯田。田坎上生长着绿油油的青草。一条石板路从田坎之间穿过，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力。
　　这里的地势起伏不大，眼前山间那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随着台阶两旁的地形变化，梯田逐层拔高，向上延伸着。开始抵达错落起伏的山丘顶部，眼前绵连不断的山丘连接着后面起伏跌宕的巍峨群山，远远望去，丘陵后面远处的巍峨群山顶上，悬挂着长长的两条银白色的瀑布，瀑布上下的落差起码超过两三百米，飞流直下所表现出来的气势，令人感到万分震撼。它所爆发出雄伟的阵阵轰鸣声响，伴随着山谷里的回声传得很远很远。
    眼前到处是顺山势而筑起的层层梯田，因为是在冬季，所有的梯田里都灌满了水，在黎明的曙光映照下，闪烁着银白色的光亮。水面上倒映着四周巍峨秀丽的绿色群山，远处有十几只白色的鹭鸶鸟在水田上翩翩起舞，还有一行白色的鹭鸶鸟翻动着双翼，排列着整齐的队形翱翔蓝天。为碧绿色的巍峨群山平添一番画卷。用山清水秀来描绘着此地景色，一点儿也不夸张。
    我在井边刷牙洗脸完毕，赶紧回到小木屋，用大灶烧一点儿热水，再把饶开智从床上扶着，让他慢慢站起来，看着他能慢慢地走到堂屋去，我赶忙从大灶锅里把热水舀进洗脸盆，端到堂屋。好让饶开智洗脸，刷牙……
    就在我正感到无处求援的时侯，生产队长和学校工宣队及带队的赵雄老师，他们几乎同时来到我的小木屋，看着倒在板床上疼得直打滚的饶开智，大家的心情都很焦急。他们经过了短暂地协商。立刻做出决定：把饶开智马上返回成都治疗。反正他原来打算也是先来看看。能适应就留下，不能适应就赶快回去，最关键的有利条件是：他的户口还没有下，干脆把他弄回成都，让他直接回家算了。
　　于是，由两个社员用滑竿抬着饶开智同学，还有两个社员帮忙扛着饶开智同学的行李，跟着学校的工宣队及带队的赵雄老师，在一望无际的碧绿色田野里，摆开一路长蛇阵，沿着一条弯弯曲曲地石板路，浩浩荡荡地离开了生产队。他们先回到公社，然后就转道回成都了。
　　我默默地站在村口的石板路上，呆呆地目送着学校工宣队及带队的赵雄老师，护送着饶开智前呼后拥地离开了生产队，眼巴巴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孤单单地望着他们那一队人，踏着田野里那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逐渐地消失在麦苗青青的广阔天地尽头。我的思绪也跟着他们飞回了成都……
　　面对着这几天来，跌宕起伏的巨大变故，我感觉到：命运实在是太能捉弄人了。我可真是靠山山崩，靠水水流。原以为依靠着班上的老同学，到乡下，从体力上，陈永华可以帮助我。没曾想我被他抛弃了。昨天晚上才认识这么个饶开智，虽说他有残疾，但是毕竟是和我住在一个小木屋，可以还能在一起互相说说话，我也不会感到那么孤单。可是饶开智他脚有残疾，被迫返回成都，离开了生产队，在我眼前昙花一现般地消失了。现在的生产队里，孤单单的就剩下我一个知青了。
过了好一阵，这才把我的目光从远处的天边，转到眼面前的石板路台阶，心事重重地转过身，回到我的小木屋里，顺手关上了房门，开始忙着收拾被刚才弄得一片狼藉的房间。
不料杨文传队长却在这时候，已经从公社折返回来，敲开了我的房门，一把拉着我走下石阶，踏着生产队里的石板路，走东家，串西家，告诉我，谁家是干部，谁家是贫农，谁家是下中农。谁家是中农，当然也要必须得告诉我，哪家是富农……。
　　走来走去的忙碌了一个上午，脚也走酸了，眼看就要到中午了，杨文传队长突然对我说“小石头，你有啥事情没有？如果没啥事，马上跟我去罗坝场去赶场，我们队里准备要给你填置一些儿农具，先买一把锄头用着，以后用着的时候在添置。”
临离开家的时候，妈妈曾经再三告诫过我，到农村以后，一定要听队长的话，别犟嘴。所以，我一声不响地跟在队长的后面，走在丘陵河谷狭长地带中，这条弯弯曲曲起伏不平的乡间石板路，路面很窄，不足一尺宽。
杨文传队长披着那件补吧贴着不拔的棉衣，甩着两手走在我前面的石板路上。开始我想努力和他并排走，石板路旁边的杂草路上还有一个接着一个的泥水凼，我试着踩着那些泥水凼凼的连接部分往前走，但是不行，如果要那么走，就得不停地从一个坑沿跳到另一个坑沿，我试着连续跳过20多个泥水凼后，感觉到这种跳跃式的走法，太累人了，实在吃不消，只得老老实实地跟在队长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完5里多漫长的石板路，总算来到了罗坝场。
　　这个罗坝场，我们昨天晚上就都来过了，只因当时是在夜间，经历一天的鞍马劳顿，我们都感到心力憔悴，只想早点找个地方好好休息，谁也没有心思去想弄明白，这条街到底是啥模样。这大白天就不一样了，还在约两公里以外丘陵平顶缓坡三叉路口的石板路上，就看见了罗坝场沿街的木板结构门板房成一字长蛇般延伸开来，远远望去这条街的确不算很长。
　　我们踏上罗坝乡场镇的街道，很直观地感觉到这街道很窄，街道地面上满铺着大大小小很不规则的青石板块，不到4米宽，街道（我们暂且就把称它为街道）两边是一家连着一家的门板铺面和居民住家户。除了一家国营的小商店和一家国营小食堂外，街道上还有一个邮电局，一个林业站，一个兽医站，与国营食堂相邻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面馆，其他很多房子门板铺都开着不大的木板门，店面上摆着一小把、一小捆的焦黄焦黄叶子烟，修理犁头的配件、卖各种农具和杂货的小店，一家紧挨一家，沿着街道两旁，连成两条蜿蜒的曲线向前排开，街道上挤满了来自十里八乡赶场农民老乡们。
　　在公社大院门口，遇到了昨天分配到同一公社的初68级同学，他们和一群当地农民装束的人在罗坝街上。大家争着握手，尽相诉说着各自生产队的基本状况，为了便于以后有啥事，相互之间便于今后联络，纷纷把自己所在生产队的名称地址，和自己的姓名告诉了对方。我把饶开智同学的情况向各位同学简要述说一番，大家免不了都摇着头长吁短叹地感慨一番，为饶开智同学这次经历百感交集。
　　与同学们分手以后，我紧跟着队长身后，在满大街都是揹着大喇叭口竹编背兜的人群中，时走时停地挤来挤去，终于在一个铁匠铺门前停下了脚步，队长在铁匠铺门前的小摊案板边，用手不停地翻来翻去，最后选定了一个锄头，转过身来问我：“小石头，你来看一下，这把锄头如何？”
　　很明白，队长是在给我买锄头，而且现在，他正在向我征求意见，我的确搞不懂，也不明白什么样的锄头才算是好锄头，只从印象上感觉到这把锄头的模样还看得过去，在直观的感觉上看起来，似乎是有点大。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那里的规矩是，锄头论斤卖，拿上盘秤称了一下，足足五斤重，队长直视着我，不放心地又追问一句“小石头，现在不是开玩笑，说真的，你拿得起不？”
　　当时我心里想，已经十七八岁了，也应该算是男子汉了，未必然我连五斤都拿不起吗？再说不管拿不拿得起，我都得拿。绝不能让别人瞧不起。便信心满满地回答道“不就是五斤重吗？小意思，没问题。”
　　回到生产队，队长找来一根一米五左右的青杠杂木锄把，安到今天刚在罗坝乡街上才买的锄头上，在手上比划了几下，转过身来，锄把向我这边一推，五斤重的锄头连带锄把，就这样沉甸甸地落到了我的手上。
　　当天下午，我扛着这把五斤重的锄头出工了，生产队里社员们，都在队长家后面的山湾湾里改土修梯田。队长拉着我的衣袖，给大家做了介绍：“这个小年轻，就是昨天晚上才下放到我们队上的知青，他叫石建华，我都喊他小石头，或者干脆叫石头。这还好记些。”
    然后全队的社员就开始用锄头挖土，用木杠抬石头构筑梯田。开始我自以为还行，没有啥特殊感觉，双手紧握着新锄把，鼓足力气，挥舞这把五斤重的锄头，一下又一下地挖着，这山坡斜坎上褐红色的干粘土，没过半个钟头，就有些吃不消了，
在这个时候，昨天晚上，走在到生产队的石板路上，我才认识的社员，王连友和春闺儿，这两个人拿着的锄头来到我身边，先仔细地看看我，又看看我手里的锄头。不禁发出了一阵止不住的笑声。
我不解地问：“你们笑啥？”
    春闺儿带着笑声回答：“我在说，你这个人长得，个头都还没有锄把高，咋个这锄头，会弄得那么大？看起来和你的身高也不相称啊。”
    王连友从我的手里拿过，试了一下，大声说道：“这个也太重了，起码不了五斤。”
旁边站过来一个叫王福轩的老社员，站过身来，从王连友的手里，抓过了我那把锄头，试着挖了两下，随后就交传到另一个叫杨廷安得手上，王福轩不紧不慢地打着趣，大声对我说道：“石头，我晓得咯，总是杨文传队长在卫护你，怕你吃亏，把你这一辈子用锄头的铁，一下子都买齐了。你这辈子用不着再买锄头了。你看，我这把锄头才只有三斤，像你这把锄头，耶，我看起码得有五斤。”    
的确，我的这把锄头，举起来再挖下去，它落下来到土里的深度就是比别人要深一些，也要比别人宽一些。当然我也要比别人多费些力气。
    春闺儿带着一种神秘的诡笑，向旁边挥了挥手，又有几个女社员带着锄头奔到我这边来，春闺儿拉着那几个女社员，说了声：“我们几个排好队，挨个给新来的社员互相介绍一下”
    王连友从旁边站过来，指着那几个女社员介绍到：“她们四个的名字，小石头一时半会儿可能记不住，那就简单点儿。从左至右。第一个是春闺儿、昨天晚上你算认识了。第二个是夏闺儿，第三个是秋闺儿，第四个是冬闺儿、春夏秋冬，这该好记了。”
    这时候，对立的出纳王春福补充了一句：“你千万别小看，这四个闺儿，那可是生产队的王牌主力。相当于农业学大寨里，大寨的铁姑娘队。到目前为止，还没听说有几个小伙子敢跟他们比赛。”
    说到这儿。王春福看了我一眼，用一种挑战的眼神看着我；“石头，你敢不敢试试，和她们比比看？”
    春夏秋冬，这四个闺儿立马在我面前，整整齐齐地站成一排，面带微笑，异口同声地大声喊道：“小石头，你敢不敢来比一盘？”
年轻好胜的我，我要是输给她们几个女娃子，那我的面子，岂不是就都丢光了。不行，别人行不行，我不知道，不敢妄加评论。反正是我，初来咋到，更不能刚一到队上来，开始就认输。这叫我以后咋做人。
于是，我大声回了一句：“比就比，未必还怕输给你们不成。”
杨廷安老人对我关心地说：“你初来咋到，不要跟她们拼，你不是对手，肯定你整不赢她们。再说喃，你这把锄头比起那几个人的都要重。跟那几个比，你才划不着呢。”
我点点头，回了杨廷安来人一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行不行，要比划一下，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
说罢便从杨廷安老人的手里，顺手拿过来我的锄头，和那春夏秋冬，这四个闺儿站成一排，王连友站在旁边，打着手势喊着口令：“预备--齐!开始!!”
我们用锄头，开始一起挖土。
也许是杨文传队长，在给我安锄把时，他可能把木楔没有顶紧，我用这把锄头挖地，大概还不到半个小时。比赛还没完。这锄头的铁板突然脱落飞了出去，引起了大家一阵友善地哄笑。
 
一个叫牟永洪的高个子社员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铁锄头和青冈木锄头把，捡起脱落在地上的木楔子，蹲在地上忙活了好一会儿，重新给我安好了锄把，又拎起锄头的木把末梢，在一块大石头上狠劲地杵两下，便顺手递到我手里，笑着说：“石头，我不晓得，你在我们这里，能呆得到好久，但是我可以肯定第告诉你，不论你在这里呆得到多久，你这把锄头，我都敢保证，你都不用再修理了。”
从此以后，我在生产队里出工，扛着这把锄头改天换地学大寨。风里来，雨里去，以至于后来到山上的中秋院水利工地，这把五斤重的锄头，两年多来，一直就没有离开我的手。牟永洪的话说的很对，我的确再也没有修理过这把锄头。
一九七一年春节以后，我因工作调动，回到城里当工人，临走的头一天晚上，我的房东（生产队里的民兵排长）杨文嘉拿来一把秤，给我这把五斤重的锄头重新称了一下。转过身来告诉我：“莫得五斤，只有四斤半了。”
　　三十多年以后的一天，我回到了当年的生产队，站在我的小木屋前，望着眼前的一片断壁残垣，感慨万千。经过反复辗转查询，终于找到了我当年的老房东，那位当年的民兵排长，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你那年子，离开生产队以后，你的那把锄头，传到了后来下放到生产队的自贡知青手里。那几个知青也像你当年一样，拼命干活，非常舍得干。和队里社员们的关系都处的很好，表现相当不错。你在我们队里那阵，虽说当时条件再艰苦嘛，但你也就只干了两年就离开这里了，这帮自贡知青可是比你苦多了。他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五六年啊，当年你留下的那把五斤重的铁锄头，被磨得只剩下两斤多。这帮娃娃吃得苦，遭得罪，要比你多得多。他们才整得造孽啊！一直到一九七八年的秋天，我们大队上所有的知青才算是全部走完了。那些可伶的娃娃们总算是都回家了，都回城了，只有和你们同年来的何群舒除外，她是在一九七八的年底、七九年年初，才抽调到罗坝街上铁匠坊去打杂。不管咋个嘛，总算是离开农村，能按月拿工资吃商品粮了嘛。”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不提了
　　还是回到我刚下放到生产队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突然发现没有菜了，想在周围农民的菜地里摘点油菜，便信步围着小木屋转了转，突然发现一个大问题，房前屋后的柴草就要用完了，怎么办……
　　请看下一节《上山捡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