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怒目的陶渊明

　　在朱光潜看来，陶渊明浑身静穆，悠然闲适的隐居于野，不问尘尘俗世。但是鲁迅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陶渊明其实是有着金刚怒目的一面，只是我们缺少了发现的眼睛罢。

　　在我看来，并没有天生的弱者，相应的也没有天生的隐者。对于中国古代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有所担当，有所抱负。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理念更是让他们极端地信奉“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计天下”的教条。所以，归隐什么的，对于他们来说都只是作为一个再次出仕的垫脚点，是一站到另一站的一个中转。虽然许由、陶渊明，林和靖等一些历史上的有名大隐最终都不再出山，终老山林野壑，超尘脱俗，但那只是少数。但是大多数的人都还朝食菊和露，夕待遣唐使。至于那些一出尘世，永不入世的人，我想很大的原因，在于他们都沉浸在“生不逢时”的悲哀里和“吾之力既不能施，吾之志亦莫能识也”的无奈中。

　　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其实文人是最弱势的一个群体。大概宋朝是文人地位最高的时代，到了元代，文人更是卑屈地落在了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文学上，他们是耀眼的明星，政治上，却成为了悲催的炮灰。“利剑不在掌”，所以，他们最多只有愤慨地在书文中表达、自己是怎样的失望绝望与无可奈何罢。但是大都会被人归为“病痛的呻吟之声”。

　　所呈的历史文献表明，陶渊明具有两面性。“采菊东篱下”与“刑天舞干戚”这两种极端的性格集聚在一个人的身上，看起来很矛盾不协调，但是多思量以后，会觉得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就像是大多数的文人，一生都会在儒道仕隐之间犹豫徘徊一样。显性和隐形的基因并存，只是区别与哪一种表现出来罢。

　　那么陶渊明为什么会形成金刚怒目的一面，我觉得影响最深的，大概就是社会环境。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是这样描写陶渊明生活的社会环境的：“魏晋到南北朝时期，皇帝王朝的不断的更迭，社会上层争夺砍杀，政治斗争异常残酷，门阀士族的头面人物，总要被卷进上层政治的漩涡，名士们一批一批的被送上刑场。”所以文人常常有“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的忧患。

　　陶渊明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归隐的超尘脱俗的念想的。早年的他也有“学而优则仕”的追求，也曾经有血气方刚，肆意豪放有志于天下的时候。

　　曾经有人说陶渊明的“猛志”就是“大济于天下苍生”，就如他的怀古诗中所言一样，“少时壮且厉，抚剑独游行，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戍边，完成东晋的统一大业，是他的愿望！直到他四十岁的时候，还有“脂我名车，策我名冀，千里虽遥，谁敢不至”的翘盼出仕的机遇。

　　只是，当时的九品中正制下的官僚体系，走过了繁盛激进的路程，步入了腐朽衰颓的低谷。“上品无寒士，下品无高门”，即使陶渊明再有才华，他也只是一个下品、劳碌的小官命。不能够打入所谓的士族的阶级圈子，那么就意味着他距离权势的道路遥遥无期。他再有心杀敌，他也不可能得到朝廷的重用。社会不公正、东晋朝廷甘心偏居一隅、刘裕、玄桓父子等的狼子野心等多方面的原因惨杂混淆理不清剪还乱。所以鲁迅才说他是“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大概也就造就了他对整个时代的失望，乃至绝望。

　　所以，就像他《归去来兮辞》中所说“请息交以绝游，复驾言兮焉求，世与我而相违”，他的志向和整个世道相违背，“不见相知人，唯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志同道合的人太少了，知音难求。放眼望去，在整个时代之中。陶渊明看到的社会的颜色深暗灰黑，浑浊不清，颇有屈原当初看到的“风采”——“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这是整个时代的悲哀，当然也是作为作为有着敏感心灵的文人的悲哀。

　　于是我想，大概他的金刚怒目的一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形成的，属于长期压抑和沉积的结果。于是在五十八岁时，他写了《读山海经》，直到现在都还在为人赞颂。后世之人所一致认同的他的金刚怒目一面的代表的诗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就是在这个时候写成。

　　众所周知，《山海经》记载“发鸠山有精卫鸟，是炎帝少女，名为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湮于东海。”“……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女娃和刑天都是丧在强权之下的牺牲品，带着点悲壮和心酸的意味儿。他们相对于东海和炎帝这般的权威存在来说都是弱者，就好比陶渊明相对于当时的统治阶级或者是一边倒的社会环境一样，都是无能为力的，心之所倦，力不能及。所以陶渊明对这两人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感触，似乎颇有英雄惜英雄的意味在里面。

　　精卫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看起来都蕴含了一种不甘心、不屈服的倔强反抗精神。就像他写的另外一首“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一样，都是反抗精神极其强烈的表现。而这种强烈的反抗精神其实就是陶渊明掩埋在静穆的外表下的汹涌澎湃的内心。

　　在我看来，陶渊明在这里是以精卫、刑天自喻，意在发泄自己内心抑郁良久的那团怒火。当时已经是刘宋政权，相比对东晋的厌恶，他似乎更加不满的是刘裕的统治。所以，可以理解是他在此赞扬精卫、刑天、夸父，实则上是称赞的当时受屈的弱者和具有那种反抗精神的人，比如说他自己，表现的是一种精神的境界。

　　除了这几句还有一首，可以表现他的金刚怒目的一面的《拟古》其八“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唯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何孟春就此评价：“此晋亡以后，愤世之辞也。”

　　首阳山上的是伯夷叔齐，耻食周黍,宁肯饿死；易水边上是刺秦荆轲，除暴安良，一去不返。此二子者皆为金刚怒目之士。他们都是一种弱小的，但是具有相当的强烈的抗争精神的人物。而且，从某方面看，他们就是陶渊明自身的移情，这里是暗喻的手法。他们代表的都是弱小、力量单薄，但是具有很深的反抗精神的人。他们一是表现对暴秦的痛恨、回击，刺秦就是高潮、矛盾激化的焦点之一；例外一个，是对新朝的抗拒，宁为旧朝死的气节，不为新国全的义云。这都是陶渊明一直以来想要表达却无从出口的。因为没有合适的环境氛围，没有同志的知音之情，没有配合的当权者，所以一切都只是以文人的方式发泄出来。

　　“猛志固常在”，他的，猛志是什么，前面已经提到过，是“大济于天下苍生”也是“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所以说，并没有天生的隐者，人性相对于神性来说就是会有“生老病死、怨憎会，恨别离，的求不得”种种苦难和情欲。所以，我不认为那种说陶渊明“浑身静穆，整天整日的飘飘然”的观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心性，只是他的一面，他的另一面就是金刚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