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熟来红满天

　　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遍地高粱肃然默立，高粱穗子浸在月光里，像蘸过水银，咕咕生辉。从路两边高粱地里飘来的幽淡的薄荷七夕和成熟高粱苦涩味干的气味，隐隐约约地透出来，从高密而来，从山东而来，进而弥漫到了广大的中国，唤醒了劳苦大众心灵深处的遥远回忆，电视剧版《红高粱》再次红遍千家万户。

　　相去张艺谋电影《红高粱》27载，没人敢再触碰莫言笔下的这片血红炙土。好的作品恰似一坛老酒，越陈越醇，一坛高粱酒放30年会变得香醇无比，莫言的《红高粱》放了接近30年再来拍又产生很多新意，这个时代的创作人员，全新诠释了一部将近30年前的作品。“谨以此剧献给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看完新剧片花，莫言潸然泪下，并坦言自己心很软。

　　1987年电影版《红高粱》上映，中国电影从此走向了世界，那是一个时代深深的烙印。如今，电视剧版《红高粱》的上映引来了质疑的声音，更有甚者批判其为狗血剧庸俗毫无原著气质。整整六十集我都未曾缺席，面对质疑，我为剧版呐喊叫屈。同样的一片高粱热土，两位大师的不同挖掘。

　　我记得莫言有这么一句形容“我奶奶”的话：“我奶奶应该是一棵鲜艳多汁的带刺玫瑰”。赵冬苓编剧在原著作者莫言和导演郑晓龙支持下，将“我奶奶九儿”作为主线,把篇幅本来不长的小说，加入九儿的初恋、妯娌和父母官，初恋张俊杰与余占鳌构成情敌关系，妯娌淑贤则与九儿形成宅斗恩怨，县长朱豪三则将民国时期山东历任省府主席的夸张民间造型糅合于一身，三角恋、宅斗和怪咖县长，这些都是正常的电视剧观众有所期待的元素，从而将主观视角中天马行空的超验先锋的小说拉回了地面。

　　这部电视剧，解决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曾经被认为难以用视觉艺术重现的经典民间故事的难题，它亦在电影版之后，重新塑造了九儿、余占鳌、罗汉、淑贤、朱豪三、张俊杰、灵儿等一系列生动的艺术形象，也为这个故事的起源地山东高密再添神秘色彩。据说这传说中的高粱地故乡，早已不再种植高粱，而自打升级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故乡后，当地又种起了高粱。还据说郑晓龙为拍戏，打头年就种下了万亩高粱。不管两块的高粱地是否珠帘合璧，其实都已不再是莫言笔下的高粱，或许他们可以称作是文学的高粱，或是戏剧的高粱。

　　“现在很多北方剧到南方就水土不服，这个问题确实摆在我们这些创作人的面前”。导演郑晓龙说过。担心吃惯了细粮的观众接受不了土和糙的东西，这部剧多了文青感，少了乡土气，没有太浓的北方味道，反而“在台词、配音上，倒是很有上海味。剧中演员的服饰和扮相，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给人以美好的想象，因而吸引了更多的年轻观众。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红高粱》中重点打造了一些源于山东民间的经典文化桥段，如祭酒神和颠轿等，相较当年的电影版，这部剧集做了更为细致的考究和更为细腻的展示，保留了很多电影里的经典场面，这是郑晓龙在向电影致敬。随着剧集的播出，那“好酒！好酒！”的豪放歌曲也再度一次次将观众带入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中，最切近地体验到中华民族那种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剧中多次出现了新酒酿成之际，罗汉大哥带着众伙计祭拜酒神的场景，粗糙的歌词和曲调唱出了劳动人民的对老天的敬畏，对天赐的感激和对生活的企盼。“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刹口/喝了咱的酒/见了太岁不磕头/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老歌在新剧中再次唱响，不同的演绎仿佛多了份更加复杂的情感。

　　颠轿，电影只是强调颠轿子的节奏感，新剧则加入了步伐的变化，把九儿和余占鳌的性格碰撞融入其中。在“颠轿”之前，新剧加入了“请龙王”这个情节作为铺垫，八个杠子班兄弟齐心将上千斤的龙王请出龙王庙。紧绷的神经、阳光下的汗水、还有余占鳌最后喷出的那一口鲜血，让人血脉喷张。“颠轿”重出江湖时，赚足眼球。几人赤裸上身颠着上百斤的轿子，健硕肌肉展露无疑，脸上带着些许痞痞的玩世不恭的笑容。“客未走/席没散/四下新郎寻不见啊寻呀寻不见/鸡脖子/急猴猴/新郎官钻进洞房把盖头掀啊把盖头掀/走浪步/大麻点/塌鼻豁嘴翻翻眼啊翻翻眼/鸡脖子/五花脸/头上虱子接半碗啊接半碗/呀呀呀我的小乖蛋”“交叉步、走浪步、甩轿子、十字步、磕轿子“等花招齐上，千变万化。

　　人物情节也有了更加更为精巧的设定。不再以童稚观点回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而是直接将“我奶奶九儿”作为名副其实的主角。九儿的死，电影表现的是生命无常，而电视剧版则巧妙地改成了九儿将日本鬼子引到了高粱地，点燃红高粱，与敌人同归于尽，体现了九儿的智慧和故事的传奇。新剧中周迅演绎的九儿像是一株野性的高粱，周身都是锋芒的刃叶，到哪都高昂着倔强的头颅。“我戴久莲要是碰上好人，比好人更好，要是碰上坏人，比坏人还坏。”赵冬苓为九儿准备的这句新词，形象地归结了这一人物的脾性。此外，原著中的“我爷爷”余占鳌，也有了落草为寇并最终抗日的新设定。新增的人物“县长朱豪三”“大少奶奶”“丫鬟恋儿”等皆丰满鲜明，为新剧增色。

　　新剧在情节方面有增有减有的还做了新的理解，总有几个点，就那么戳痛你的心，让你觉得整个人都被压抑住无法呼吸，只有泪水默默地流淌，只有触及到人性的瞬间，才能够给观众这样的打动。嫁往单家的那一天，东北风云朵麇集，风吹高粱，哗哗哗啦啦啦，一浪赶一浪响到远方。以余占鳌为首的杠子夫们教训了前来劫轿的俊杰（九儿的青梅竹马，与九儿相互爱恋，却因天意弄人和时代造化无法终成眷属），九儿上轿，露出一只玲珑、美丽的小脚。原著和电影皆道是：“占鳌走过去，弯腰，轻轻地握住那只小脚，轻轻放回轿内”，突出表现的是九儿脚的女性美和大手所带来的温暖。而新剧中，当占鳌握住九儿的脚，他的内心万分矛盾，那一刻他多想把九儿从轿子中拖下，他不忍她去面对嫁入单家之后的黑暗和苦难，可是他知道，所生活的时代和世道不允许他这么做，逃离，不仅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会带来更大的苦难与不幸。人物的性格更加多样化，从小及大，似泼墨挥毫，淋漓尽致。

　　很多经典是跟那个时代有关，《红高粱》能成为经典就与它所处的时代有关。三十年前，改革开放没多久，人性扭曲压抑了很久，张扬人性的电影版《红高粱》在当时就成为经典。三十载后，再度开机，新的时代新契机我们看到了新的突破。中共在新剧中的代表张俊杰并不是男一号，在建立高密统一战线这个问题上也只是起协调和促进作用，而没有起主导作用，国民政府的地方县长朱豪山领导和组织了高密民族统一战线，并与日军展开游击战，这在以往的抗战剧中是罕见的。国民政府无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武装在抗战这个问题上是积极主动的，虽然由于装备人员等问题连连战败，但是他们是不屈不挠的，地方土匪武装势力则处于举棋不定的观望之态，这与以往抗战剧中中央军只知道撤退，地方武装只知道投降，土匪才真正抗战的剧情形成鲜明的对比，给人展现了一个真实的抗战。余占鳌的土匪武装最后被收编为中华民国高密县警备队，而不是以往抗战剧中清一色的加入八路军或新四军，这是一个不择不扣的突破。

　　也许是莫言先生诺贝尔奖巨大光环的笼罩，也许是时代的飞速发展，我们最终见到了这部剧。感谢广电总局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么一部真实的抗战剧。27年前张艺谋挖掘《红高粱》时，小说才1岁，莫言不过是个新涌现的乡土作家，莫言小说成就了电影，成就了张艺谋，反过来电影又成就着莫言，将他推向了更高远的舞台。如今还是同样的小说，却被戴上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光环，以此为蓝本的改编，也就似乎是在这道光环下取暖。一流的创作班底、一流的表演阵容，以及一流的制作保障，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精品之作，但真正让这部电视剧作为文化产品可以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根源，还在于它自觉地遵循了以人民为中心，从人民中来，以人民为主角，为人民服务的创作导向，完美地用一个历史故事诠释了“中国梦”的核心主题——爱国主义精神，使之亦能充分承载起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精神追求。

　　斯事已矣，斯情长在，感动人心，激荡天地。身边的那片田野一望无际，手边的枣花香久久不肯散去。那些被扑倒了可以酿三十里红的生灵，竟甘愿听信了起起伏伏细语莺声。然后骑在马背上的九儿一笑倾人国，再笑倾人城。所以我们迷失在了这片田野，只有等高粱熟来红满天，九儿她送我去远方。九儿在剧终时的吟唱，感天动地，歌声永远飘荡在那片赤红大地，召唤着那些游荡在高密大地无边无际的通红高粱地里的英雄和冤魂。

　　太阳仍旧是那个太阳，我们仍旧可以相亲相爱。高粱红了，高粱红了。天亮了，人也该醒了。电视剧版《红高粱》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剧已终，情未了，观众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不知道以后该看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