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浪形骸的阮籍——读李泽厚《美的历程》

　　阮籍，史上记载他“容貌瑰丽，志气宏放，傲然独得”“喜怒不形于色”。作为竹林七贤之一，世人将他与同样放浪形骸，不羁于俗的嵇康并列，传到后世，遂成佳话。我看《中国古代文学史》介绍阮籍部分：“在政治险恶的时代里，阮籍，一方面，有着清醒的意志，对现实失望不满，却委曲求全，能够节制自己；一方面又蔑弃礼法约束，母逝食肉不辍，或酒后横眠酒家妇侧。”形成这种矛盾复杂、放浪形骸的性格的原因是什么？对此，结合所看的书籍和史料，我有以下的几方面的分析。

　　社会环境的逼迫

　　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说：“魏晋到南北朝时期，皇帝王朝的不断的更迭，社会上层争夺砍杀，政治斗争异常残酷，门阀士族的头面人物，总要被卷进上层政治的漩涡，名士们一批一批的被送上刑场。”就像王宴的诗“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文人名士无时无刻的不在担忧着自己的身家性命，项上人头。

　　生活在如此的黑暗混乱的社会中，“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都不是虚幻的想象场面。但是，痛苦的不仅是黎民百姓，还有风流名士。尤其是出生在门阀士族的名士，他们表面光鲜亮丽，背后却是无尽的苦楚。想来，他们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其实很少：要不就顺应环境、依附于当时的政权者；要不就隐世不出、寄情与世间山水林。

　　往往那些对当权者心怀不满，而同时，又放不下名门望族的身份去归隐的人，就不得不装疯卖傻，或放浪不羁、嚣张狂放；或郁郁寡欢、浑浑噩噩；或故弄玄虚、清谈玄学。就像《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说：“……只得转向玄学寻求精神的安慰，在生活上，他们用放达任性的行为来对抗礼法的拘束，在文学上，他们将哲理的思考带入了诗歌的领域。”阮籍就是其中之一，全将一声名气才华付与了“酒酣胸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黑暗，政权更迭最为频繁复杂的时期之一。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被后世所赞叹传承的“看似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魏晋风度却生在动荡、混乱、灾难、血污的社会时代。因此骨子里却深藏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扰。（李泽厚语）”可以看出，这也是一个矛盾着的社会。灾难和救赎，绝望和曙光，衰颓和兴盛，后退和前进往往都是同时存在，交旋而生两位一体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自然而然的，也就孕育出了更多的拥有复杂矛盾心理的文士。他们一面厌恶当时的社会，渴望逃脱；一面又想要拯救当时的社会，渴望着掌权，建功立业。想来作为儒家的“富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深深地浸透在了他们的骨血之中。于是，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双向的选择中摇摆、抑郁、沉闷。阮籍就是其中的代表，对当权者，惶惶不安，愤恨不满，厌恶他们的虚伪和残暴，只得用这样的一个叛经离途的外表，包裹着自己的内心的不满和极度的抗拒。

　　文化思想的影响

　　魏晋时期，正是儒家思想从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尊位上衰落下来的时候。《魏书.徐邈传》中说到：“古之帝王，受经必敬，自魏晋以来，多使微人授教，号为博士，不复尊以师。”由此可见，儒学在社会中的影响，除了在中小地主阶级的思想中存在外，在世家大族之中已经渐渐的降低了它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就像钟优民在《陶渊明论集》中写道：“儒学的支配地位已经丧失，经师在社会上的地位随之一落千丈。”

　　与此同时，清谈玄学之风愈演愈烈，几乎成为了门阀贵族共有的思想意识。到东晋，这股风气更是受到大多数的名士的追捧。他们作有大量的玄学诗，聚众论玄。到了东晋，大多数的人都没有意识到玄学的危害性，更不用说有人意识到“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世说新语·轻谛》）”了。

　　当然，不得不说的是，在玄学猖狂的时候，佛教的思想，自白马驮经东来以后，也渐渐地在华夏大地传播开来，并且受到了统治阶级世家大族的热烈欢迎。皇家和士族当中，很多人都信奉佛教，社会上出家为僧，遁世超俗的也人十分多，所修建的佛寺自然更是繁多。后来的杨衒之在《洛阳迦南记》中的反复的描写当时的寺庙宝塔的富丽堂皇恢弘大气，和诗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很好的证明。

　　于是，在这个政局动乱的时期，又碰上了思想文化的混乱碰撞。儒释道三者，在黑暗混乱板荡的魏晋，在士人的心中都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波。受惯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教化，现在突然像有了一个思想文化的断层般的存在，肯定让他们混乱的思想更加的混乱不知所向。更何况，越到后来，儒释道三者之间的矛盾越是尖锐激烈：老庄思想、玄言诗泛滥成灾；寺院经济、僧侣地主与士族地主矛盾纠纷，儒学却受到中小地主、寒门学者的追捧……这无疑是一颗巨大的石头，扔进了本就不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更多的惊涛骇浪。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极其混乱的思想，混乱的文化背景。面对这样浮躁的环境，不管是在社会背景上，还是文化思想上，都是空虚，不知所措的。

　　阮籍，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年少的时候，本来有着一身的报负“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平生少年时，轻荡好弦歌”只是越到后来，只能越加的以放浪形骸的外表来掩饰自己的内在真实。

　　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悲哀。

　　自身执着的表现

　　黄凯在《“酒神精神”视野下的阮籍与其诗文》一文中写道：“一个政治上极度混乱极度残酷的魏晋时代，同时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生命意识高度觉醒的时代”李泽厚先生也称这个时代为“文的自觉和人的主题”的时代。“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是一种人的觉醒……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这个时期的文人具有魏晋风度，具有最为深刻的一面，李泽厚说：“外表装饰得如何的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的执着人生，非常痛苦。”就算那些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找寻人生的慰藉和精神的安息的人，也是怀有不甘的，就像是陶渊明一样。陶渊明自认为是个静穆的不问世事的隐士，但是惆怅感慨的时候，醉酒怀古的时候，还是会展现出“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样金刚怒目的一面。

　　陶渊明只是当时的一个门第衰落的贵族（他祖上有没有踏上士族的阶级还有待商榷）。就算如此，他也不得不避开当时的政治，那么对于阮籍来说，就更为如此了。阮籍身在世家大族，身份贵重，在当世又有相当高的名气，于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内的夹杂在了司马氏集团和曹魏集团的激烈争斗的漩涡之中。他所在的家族，和当时的统治阶级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所以，他是不可能像陶渊明一样逍遥的寄身在世外桃源中，过着那种“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隐世生活。

　　面对统治集团极力的宣传虚伪的“名教”，士人都是以各种狂放任诞、率性不拘的方式做着反抗。其中，以“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为代表的魏晋名士更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对传统思想进行了一次颠覆。尽情地展现出为后世所赞叹的魏晋风骨。

　　王隐在《晋书》中说到阮籍的当时形象是：“魏末阮籍，嗜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裙裾……谓得大道之术。故去巾帜，露衣服，同禽兽……”众所周知，这就是阮籍的保护色，他的放浪形骸，不顾礼数，醉生梦死的一面，巧妙地骗过了当权者的眼睛，也保全了阮籍的个人坚持。

　　纵观古今，横看中外。不得不说，文人，在政治斗争中，大多数都扮演了炮灰的角色。而众多的和阮籍一样的人，喝酒、吃药、清谈玄学、重视姿容、寄情山水等等的一切，大概也只是个外在的表现，而并非内心的真实。就像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一文中说：“表面上的放浪形骸，醉生梦死和超脱玄远都不能掩饰他们对生死的清醒的认识。”“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他们就有对“人”一种清醒狂热的追求。文的自觉和人的主题，在这一阶段表现得很是突出。

　　分析阮籍的放浪形骸的原因，以上我大概的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思想，和阮籍自身的品质去看，分析下来都存在各种的原因。如果要深究，还需要更多的有志之士，更加全面的去了解能对他产生影响的种种因素。阮籍是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愿有更多的人去了解他，解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