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列夫.托尔斯泰之《复活》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之敏慧，让我打心底感佩。昔年曾看过他的照片，然现今他的音容笑貌于我已不甚了然。唯一深植心河的，是他那双锐眼。一提及他的名字，我就思忆起他那双锐眼以及那个美誉——“鹰眼”。细品他眼神中的敏锐与灵慧，“鹰眼”二字，于他当之无愧。

　　列夫·托尔斯泰之“鹰眼”，作为一种重要条件反射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遥慕之总无限唏嘘，歆享着总心动神驰。他用锐利的政治眼光去观照、探究那个时代，尔后将得出的结论用文学这一独特的方式彰显出来。敏慧自在，是以才华蓬勃。凭文学畅言政治，把对政治的体悟炼入书笺，悲愤中别现历史的辽阔。列夫·托尔斯泰这种巧妙结合的方式，兴许恰是使他的《复活》经流年打磨，为历史润泽，而愈加深邃和殊胜的一大原因。其手法之超拔，既使其《复活》荣登文学巨著的大雅之堂，又使其《复活》深具历史考察价值，让后世为之深赏长颂。

　　列夫·托尔斯泰之“鹰眼”，使其《复活》成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复活》一书，初读为其卓绝而莞尔，细读为俄国往昔之晦暗扼腕，再读为历史之深痛巨创盈盈欲泪，乃至于不忍卒读。读《复活》，不失为一桩让人时时感喟世事凋敝、人生苦之不尽的事，因了在阅读的过程中，总免不了揭开历史的旧疮疤。纵然那些严酷消黯的历史皆发生于俄国，然那种历史遗留的生死荣枯之疮痍感，即使时移世易，也依然是能传递亦是能共通的。毕竟，历史与历史彼此延伸、重叠，宛若现实和梦境的混淆。

　　《复活》这部血泪斑斓的伤心史于1887年至1889年喷薄而出，皎然盛开。是时正值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发展较迅速的几年。因之，生活于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列夫·托尔斯泰，以其绝世的笔力铺陈其事，开始了对统治阶级及现行社会制度的尖锐批判。彼时俄国人民的处境逼仄狭小，连忠于自己的意志都很难，要显现自己的风骨就更难得。因之，列夫·托尔斯泰的锐利批判与其《复活》的问世，就显得殊世难得，进而横绝百代。

　　列夫·托尔斯泰将矛头对准了专制俄国的暴力机关——法庭、监狱、流放地、官僚机构，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整套法律制度。透过列夫·托尔斯泰犀利的笔锋和尖锐的指诟，我细细品读所谓的“法庭”审理妓女玛丝洛娃“谋财害命”案的相关细节。刹那之间，我仿若置身于人间地狱。所谓的“法庭”，所谓的“审案子”，不过是为野蛮镇压装一点“民主”的门面罢了，而其实质却是沙皇专制压制人民的血腥工具。及至后来看到列夫·托尔斯泰愤怒地撕毁官办教会的“慈善”面纱，使之麻痹人民的骗局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进而又锐利地批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我方在心中将当时俄国的景象绘成一幅阴森森的可怖图画。且不说彼得堡要塞司令和大法官等官僚的暴虐，就连那拯救灵魂的仁慈的神甫亦成了披着僧衣的官僚。他们使用的伎俩比之官僚不遑多让，甚或更为卑劣。心思吊诡的他们用宗教欺骗世人，使之任统治者宰割。倘若这些尚不至于让人深感沙皇专制之末日，那么请看地主剥削压迫下面目寡然、言语寡淡的农民。农村经济破产，农民挨饿受冻，更兼须付极高的地租，生活的质地、生存的乐趣尽失。农民的苦况与惶惑无助比之农奴只怕更甚，无奈其艰窘困顿却无人意会，实不胜悲戚。

　　面对这样一幅令人砰然心悸的末日画卷，我不禁叹赏与钦敬列夫·托尔斯泰那份“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读罢掩卷沉思，心飘萍无寄。俄国众生，无论是拔节而出的，还是沉沦于低下的，都一样奋力挣扎，心有不甘。细细遥思之后，一个鲜活的人物了然于胸：她脚穿麻布袜子，外套囚犯棉鞋，头扎一块白头巾，几缕卷曲的黑发从头巾里滑下来，醋栗般的眼眸，其间一只略微带点斜睨的眼神。她，就是玛丝洛娃。自聂赫留朵夫诱奸她的那一刻起，她的人生，就注定了能留得住男人赏春，却留不住他们为春停驻。然历尽艰困的她，却似是整幅画卷中唯一一个稍有生机的人，一个坚强的爱恨交织的人。她的故事，恰似一双无形的手，一刻不歇地揉搓我的心，让它始终不得舒展。有了她，方有了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的如梦方惊、忏悔以及觉醒。觉醒是一种救赎，此为一念之间顿悟的力量。须知每一次的觉醒，皆是心灵的清理与升华。恰是这份觉醒，让我得以看到俄国某些进步贵族知识分子所做的那一种精神探索。这种探索亦算是俄国的一丝希望，是心灵复活的一种标志，是死气沉沉的俄国社会复活的一抹曙光。

　　《复活》收尾处以玛丝洛娃接受另一个人的求婚，聂赫留朵夫在《马太福音书》中寻觅到了拯救人类的良方，完成了两个人物形象的最后塑造。看似收网，然作为泛泛之辈的我，斗胆认为此处似为败笔。窃以为，为了表现聂赫留朵夫的觉醒，而不惜大段摘抄《马太福音书》，宣扬“爱仇敌”、“不以暴力抗恶”等，让人读来委实兴味索然。这样的收梢，无疑让读者深感列夫·托尔斯泰在锋芒毕露地批判教会的同时，又在鼓吹另一种披上纱衣的新宗教，更兼书中已有列夫·托尔斯泰通过聂赫留朵夫表达了他对土地制度的观点。那虽仅是一种幻想和观点，然结合收尾处这些文字，不难看出列夫·托尔斯泰主义的形迹。没有禁锢就无所谓突破。然如此突破，何尝不是另一种性质的禁锢？是以收尾处如此辞费滔滔地写一通，似有说教之嫌，细细品读，稍显乏味。

　　然话又说回来，这种说教，这种从一种宗教跳到另一种宗教的局限性，并非列夫·托尔斯泰个人的局限性。恰如每一种哲学都具有其阶级性一样，这种向宗教寻求出路亦只是历史、时代的局限性罢了，是一种历史和时代的必然。此乃颠扑不破的真理。况书中论及人身上兽性的相关文墨，于世人而言，至今仍然受用。

　　随着迢迢的流年，透过《复活》去观照列夫·托尔斯泰的“鹰眼”，必然心摇神荡。他的每一点敏慧都无所遁形，悉知悉见，因之列宁如是说：“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来说，恰恰表现了俄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须知观点的直抵要害，远比一切言语的闪转腾挪都值得深入回味。是以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实乃俄国的复活，值得后世珍而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