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手

　　父亲的手并不宽大，他做过教师，抓过粉笔，也弹过钢琴；他做过农人，挑过担子，挖过沟渠；他还做过会计，没有错过一次账，而村里人家有了红白事，也总是会请父亲替他们管账。

　　抚摸着父亲摊开的双手，摩挲着他皴裂的皮肤和僵硬的手指，我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双手，它曾经在钢琴的黑白键上欢快地舞蹈，昔日年轻的父亲，又是怎样拉起手风琴，怎样用一管横笛吹奏起他的流金岁月?

　　都说儿多父母受苦。可父亲从不嫌孩子多。他常说，一个孩子也是掼，十个孩子也是掼。他总是那么地疼爱我们。小时候，我们家住在马路下边的凹子里，屋子小，每年夏天的夜晚，天气炎热，大人小孩都睡不着觉。每当这时，慈爱的父亲就会卸下两块门板，在屋外支一张临时的木板床，然后他一个个地帮我们洗澡，再把我们像黄瓜一样一个个地排在门板上睡觉。他还不停地用蒲扇为我们扇风，驱蚊，直到我们都睡着了，再把我们抱到家里的床上。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们搬到了大房子里，装上了电风扇，父亲才轻松了许多。

　　但慈爱的父亲抵不过贫穷的压迫，由于我们姐妹众多，上学开销也大，父亲当时微薄的工资已无力承担我们的学费和生活。他只能选择放弃自己热爱的教职工作，回乡务农，到生产队做了一名会计。有了足够的时间在家里，父亲便想法挣钱。那时候，兴化乡下经常有人到大丰买粪便追稻肥。我可怜的父亲，每年冬天天不亮，他就挑着粪篓在寒风凌冽中出门捡动物的粪便，等到家里的粪坑囤积满了再卖出。

　　1956年至1984年，每年一到冬春，“上河工”成了农村人经久不变的苦差。那时候，出门行走，公路上到处可见赶赴工地的民工部队，而我的父亲便是其中的一员。父亲那时候起早摸黑，吃住都在工地，由于河工上体力劳动强度太大，昼夜疲劳作战，相当地饥饿。母亲这时候就会在父亲的行李包里揣上二十多个老烧饼。

　　自从父亲走后，我们便翘首期盼父亲的归期。一个月后，我们终于等到父亲归来。大姐率先冲上去，很利索地打开父亲的行李包，只见她高兴地大叫起来：“哇，烧饼还在”。然后，拿起早已变得又冷又硬的烧饼分给我们。尽管烧饼已经硬得几乎咬不动，可我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这样的景象一直持续了好几年，直至我们长大了，才明白父母当年的艰辛，和父亲当时舍不得吃一只烧饼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