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富贵“另类”的幸福生活

　　张富贵今年七十五岁，老伴小他两岁。当年他父亲为他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原本是希望他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不再过老一辈人贫贱交加的苦日子。然而，事与愿违，他的大半生与富、贵二字的距离越来越远。直到他的儿女们成家立业后才稍稍地靠上了一点“富、贵”的边。他的大儿子叫张平，改革开放后弄了条不大的水泥船到江南去搞运输，没过几年就换上了大吨位的铁驳船，后来又上岸开办了砂石场做起了建材生意，现在身价上千万！二儿子叫张琼，早年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家银行工作，听说现在已经当上了副行长。为此，村里常有人说，张平不“贫”，张琼却又“富”又“贵”，唯独张富贵穷了大半辈。因为老两口不习惯城里的生活，与大多数老人一样仍然住在老家守着老屋。他现在还种着五亩多承包地，两个人每月能拿到近200元的基础养老金，加上闲时帮人家打些零工，算下来每年也能有一万好几千元的收入，除吃化销现在也余下了八九万元存款。常听他跟人说：“做梦都想不到还能有今天。”他因此幸福感十足地过着他的晚年生活。不过在他的儿孙们看来，却觉得他们过的幸福生活十分“另类”，有些地方还有点令人不可思议。具体在哪些方面呢？还是听我来细说给你听。

　　他住的是过去地主才住得起的大瓦房

　　张富贵现在住的房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建造的，算起来这是他第四次建房。他二十五岁跟父母分家时，中国农村刚刚度过了三年大饥荒，当时只砌了两间低矮的草舍子，那时候根本买不到建房材料，就是买得到也没钱买。因此，第一次建房只化了十多元钱买了几根比撑船篙子粗不了多少的小毛竹作房梁，四墙没用一块砖，清一色的土墙到顶。屋顶上盖了一层稻草，加上一副用芦苇编成的芭门整座“房子”就算完工了。后来，张富贵和他那个叫巧珍的婆娘在那个舍子里住了整整十年，而且在那里接连生下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才将舍子推倒重建。第二次建房化去了100多元钱，化光了他好几年的积蓄还欠了点债。虽然仍是土墙草屋，但面积却扩大了一倍，两小间改成了三大间，因而终结了在炎热的夏天里一家五口人挤在一张床上的窘境。农村分田到户后，张富贵进行了第三次建房，这次化了1000多元钱将草屋改成了瓦房，土墙换上了红砖，屋顶也盖上了大瓦，虽然只是三间最简陋的平房，但却让他破天荒地告别了泥屋草舍。

　　他现在住的这所房子是大儿子出钱砌的。几年前，大儿子已经成了那时的所谓“万元户”。改革开放了，市场上建房用的木料、砖瓦应有尽有。儿子出手不凡，推倒了住了没几年的那三间所谓“瓦房”，在原址上建成了四间青砖小瓦七架梁的大瓦房。房子的式样极显古老封建，那段时期，农村中稍微有了点积蓄的人家都喜欢建那样的房子，虽然特别费料费工，但确很坚固耐用，据说能住上百年几代人都不用翻修。不过，造价也不菲，需要八九千元。这座大瓦房建成后不久，大儿子又在城里买了商品房。后来二儿子又出去上学、工作，这座过去地主才住得起的大瓦房就由他老两口一直住到现在。

　　由于房子的门窗都是木结构，墙基也没用多少水泥，对于老鼠来说几乎是全开放式的，盖着U形小瓦的屋顶和墙根也都有四通八达的老鼠通道。夜晚，张富贵匀称而有节奏的鼾声与老鼠追逐嘻闹的声音此起彼伏，煞是热闹。要根除鼠患也不是太难，只需在墙基上加一道水泥隔断再铺上地面砖就能堵死下部的通道，再将木质门窗换成铝合金、屋顶装上天花板就OK了。儿子跟他说，我跟你将房子内部重新装修一下，也化不了几个钱，估计有两三万元足够了，他听说后说什么也不同意，说：“这不是发神经病吗？这房子砌时才化了不到一万元，装一下修就要两三万，你们平时又没人回来，你别管我，我觉得住着挺好的，再说，想当初……”说到“想当初”时他能喋喋不休地说上半天，儿子就没法跟他理论了，他知道，“当初”他们一家人曾在那个化十多元钱砌的草棚里过了十年。

　　每年春节，两个儿子都会带着全家回来小住几日，儿、媳们倒也能克服几天，因为他们也都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对于“想当初”记忆犹新，孙子孙女们却不以为然，说什么也不肯在老屋里过夜。幸好姑姑家离这儿不远，姑姑家前几年才建了一套带三层楼的乡村别墅，光装修就光去二十多万元。他们都觉得爷爷奶奶不肯装修房子实在是太老“土”了，太不懂得享受了。

　　后来张富贵的二儿子事先没征求他的意见就请人给他们装了空调和太阳能热水器，说是自己没化钱，是单位装修时用剩下来的。对于太阳能，他觉得用起来很方便，是个好东西，一年下来能省好些些烧草。空调，基本没用过，他听人说那家伙开起来抵几十个灯泡耗电，他可舍不得。“想当初”一家五口挤在一张铺上，上半夜全靠在露天乘凉，下半夜才不得不回到屋里去睡一觉，醒来时浑身都浸泡在汗水中，那种日子都熬过来了，现在老两口睡着一张大床，热起来还有一台微风吊扇，简直就是过的“天堂佛国”的日子，还要那劳什子空调做什么？

　　老两口的吃和穿

　　老两口身体还不错，一个月要吃五六十斤米，加上隔三差五地吃几顿面条，平均每人每天的主粮消费超过一斤，老伴的饭量比他小得多，张富贵是主力军，一顿能吃两碗饭。现在劳动强度不高，自己种的各种蔬菜又多，鱼、肉、禽、蛋也不缺，这么大岁数的人还能有如此的饭量即使在农村也不多见。不过，他还觉得吃得不多，感叹风光不再、岁月催人老。他依然记得，年轻时与人打赌曾一次吃过三斤米煮的饭，那时吃的是籼米，三斤米能煮一大锅饭，吃的时候就着半碗咸菜，风卷残云，没费多大劲就赢得了二斤肉的赌注。

　　他现在种着的五亩田，麦、稻两熟能收到一万斤粮食，这么多粮食是过去大集体时期二十几个人的全年口粮“计划”，老两口连十分之一也吃不到，因此他常跟人说，以前是能吃没得吃，现在是有得吃又吃不下。

　　现在，张富贵的日子过得富足而简单。除了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在吃的方面唯一的奢侈品就是猪肉。他太喜欢吃肉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曾吃过老鼠肉，虽然眼下物价飞涨，但他觉得猪肉和大米的价格并不高，过去干一天农活只能挣到几角钱，在黑市上还买不到二斤米，如果买肉只能买半斤，现在做一天小工能挣到八九十元，能买四十斤米、七八斤猪肉。因此，张富贵隔几天就要买一回肉，一斤五花肉，红烧一碗，老伴只吃几块瘦的，其余的连汤挟水全由他包干，同时还能喝得二三两大麦酒。

　　前些年，他老觉得心口不舒服，一检查说是得了糜烂性的胃炎，医生跟他说，你这病虽没大碍，但也不容易好，全靠自己平时注意饮食，特别是不能暴饮暴食，老年人吃七分饱最好。为此，当他每次准备盛第二碗饭时，老伴就会提醒他：“少吃点儿吧，又没什么重活干，非要撑得足足的干嘛？”他知道老伴是为了他好，但他还是控制不了自己，没吃饱就丢手可不是他的风格，那种酒足饭饱后给他带来的幸福感太诱人了，虽然餐后过一会儿就觉得胀人，不舒服，但到了吃下顿时就又忘记了，吃不饱的感觉对他来说太刻骨铭心了。后来，胃部疼痛似有加重的趋势，只有在腹中有了饥饿感觉时才觉得舒服些，他害怕因此患上胃癌，才决心痛改前非。他在看电视时，无意间看到了一档养生节目，那位医生说，控制饮食的最好方法是放慢进食的速度，因为人的饱腹感有个滞后的过程。他努力效仿了几次，像绅士般的细嚼慢咽，一有吃饱的感觉就刹车，效果倒是很不错，就是其过程实在让人难以忍受。他习惯了大半辈子的狼吞虎咽，畅快淋漓，留不住食物在口腔中慢腾腾地盘旋。因此，这一招对他也不管用。除了这些主观方面的因素，有时还会发生一点客观情况，比如锅里正好吃剩下半碗粥，或者是碗里还剩下一点菜，此时，他们是一点都舍不得倒掉的，张富贵有一句口头禅——上冰箱不如进“皮箱”，顺手就喝掉了。因此，他的胃病也就这样了。

　　张富贵在吃的这一方面，虽然看起来很“奢侈”，但却一点儿也不铺张，近年来，牛羊肉价格不断攀升，每斤已经涨到五六十元，张富贵可从来没买过，他记得当年这些肉类与猪肉差不多同价的时候，人们宁愿买肥猪肉吃，也不去去买牛羊肉，那时的人太缺油了，吃牛羊肉不解馋。现在的人不知道怎么了，他们竟然舍得化五六斤猪肉的钱去买一斤牛肉？不过，张富贵这几年也没少吃牛羊肉，主要是那个在银行工作的二儿子孝敬的，那种单位总难免会有人“进贡”一点，像这类的土特产也与“腐败”不大挂得上钩。

　　老两口穿的衣服，这几年也基本无需自己掏钱去添置。老伴的衣服大都是女儿买的，有的还很新潮。儿女们都不敢为他本人买衣服，因为他下过禁令，说：“你们别管我，我的衣服到临走时都穿不掉。”他早年全是穿的中式衣服，那年头的布全是棉织的，不耐穿，容易破。他有一件黑色中装棉袄，一口气穿了七八年，穿得补丁摞补丁分不清原来布料的颜色。上世纪八十年代做了一件可以脱壳换洗的棉袄，式样是那时最流行的中山装。面料是涤卡的，涤卡就是涤确良卡其布，那种布料极耐磨，穿了十几年，除了领口与袖口，其余地方还是好好的，还能穿。不过这几年穿不到它了，他有五六件大半新的羽绒服，都是两个儿子淘汰下来的“废品”。其实，有的没穿几回，还是新的，儿子们投其所好，故意说：“不合身了，你拿去穿穿看，如穿不上就送给人家。”他每回都是高高兴兴地大、小通收，因此就常跟人说，他的衣服到临走的那一天都穿不掉。他以前听人说过，人到了那边，只有在世时被自己穿破了的衣服才是自己的，有句俗话说：“穿破衣，才是衣”现在这些化纤面料的衣服哪一件能穿得破？因此，他很纠结。

　　张富贵穿的单衣以中山装为主，虽然这种服装的款式流行时距今已经有了几十年，后来，社会上流行过一段时期的西装，现在好像又到了休闲装的时代，但那时留下来的穿不破的中山装太多了，当年，儿子们还给了他几件全毛面料的中山装，那可是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时穿的礼服，想不到现在却成了大城市里农民工的工作服。他穿的内衣都有是补了又补的棉毛衫裤，他舍不得买新的，他说：“反正穿在里面，人家又看不见，再说补过补丁更暖和，当年毛主席逝世时在遗物中还有几件补过补丁睡衣呢。”

　　最让张富贵百思不得其解的还有：如今的年轻人是那样地崇尚名牌，听说他孙子身上穿的一件T恤衫化掉好几百元，说是什么外国的品牌，面料是纯棉的，说白了就是以前最不值钱的棉织品，块把多钱就能买到的汗衫儿。他由此不得不承认，几十年的光阴荏冉，斗转星移，他和他的孙辈们已经成了不同时代的人。

　　他在其它方面更会精打细算

　　这些年，农村中已经很少有人家用农作物的桔杆作燃料了，就连那些收入极少的五保户也大都用上了电饭煲、煤气灶，收获过后的麦、稻草全都在田里被付之一炬，张富贵却仍然坚持用传统的土灶煮饭、烧水。每季收获后他都会将草晒干打捆堆成草垛。现在粮食产量提高了，草也比过去多得多，再加上现在的人吃得少，不像过去那样一煮一大锅粥，烧的草特别少，根本烧不了那么多的草，他屋后的那个草垛烧不到一半下一季的草又上来了，因此他常跟老伴说，我们现在过的是过去地主富农过的日子——“吃陈粮、烧陈草”，感到特满足。

　　他的大儿子早就替他置办了煤气灶，他也并不是烧不起百把元一罐的煤气，他是习惯成自然，他忘不了人民公社时期草不够烧的苦。常言说“差一个把子锅不透（开）”，对此，张富贵可是记忆犹新，那时，粮不够吃，草也不够烧，生产队分的一点草，烧到过春节时就差不多烧光了，只好弄一条船到湖荡边上去买草，或者买一点劣质煤回来烧风箱灶，每到烧饭时刻，村庄的上空就会飘起缕缕炊烟，拉风箱的声音啪哒啪哒地此起彼伏。没钱买煤的人家只能冒着寒风到圩堤上去铲盐巴草。张富贵还记得有一回灶膛门口烧得一根草不剩，锅里的粥还没烧透，情急中只好从屋檐上抽下一把草才勉强将一锅粥烧好。现在世道变了，烧草多得几乎泛滥成灾，近几年，为了防止污染环境，地方政府又都出台了“禁烧、禁抛”令，如何处理这些农业废料反倒成了种田人的一件麻烦事。

　　前些年，村里通了自来水，虽然水价比城里便宜得多，每吨只收二元多一点，但张富贵老两口用得特别节省，除了一日三餐，其它能用河水的项目一律不用自来水。他的屋后有一条小河，洗衣、洗菜、淘米一直坚持上河边，就连给太阳能热水器补水也是用小电泵抽河水。儿子为他们在卫生间里装了个坐便器，他们也从来没用过，他认为，那玩意儿是双重浪费，首先是浪费了极宝贵的有机肥料，用人、畜粪作肥料种出来蔬菜比用化肥种的口味要好得多。再说，每一回还要白白地糟蹋掉一桶自来水，电视里常说，中国是个水资源紧缺的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化掉了那么多的钱，生在水乡的人也不应该这样大手大脚地浪费水。他甚至还想到，被冲掉的那一箱水对于在沙漠上迷路的旅行者来说是能够挽救好多人生命的。

　　张富贵酒量不大，但习惯每天中午都要喝点儿，一般是二两左右，喝惯了乡下人土酿的的大麦烧，每斤只有两三元钱，有时儿子们也会带几并好酒给他，说是一并好几百元，他就会说：“下回可别带回来，我喝不出“好”在那里，这一并酒的钱我能买上百斤的大麦酒，一年都喝不掉。”因此儿子带回来的酒大都还是用来招待了儿子、女婿。

　　张富贵有五六十年的烟龄，但他的烟瘾不大，两天抽一盒烟，抽的又是最便宜的那种劣质烟，算起来每天的烟资只需块把钱。过年过节时二儿子会带一条“中华”给他，他舍不得抽，总是想方设法拿到商店里去换差烟，按价格算一条能换二十条，他只要人家给十五条，这样双方都各得其所，容易成交。有人遇见了都说他是“恶琐儿财主”，不会享受，（方言将垃圾叫恶琐儿，恶琐儿财主是指有钱舍不得化的吝啬鬼），他很坦然地回人家：“俗话说：烟无好丑，三天合口。想当初连八分钱一盒的“经济”牌香烟还不容易买得到，现在能抽上二块多钱一盒的过滤嘴香烟应该知足了。”儿子有时还会带一两盒天价烟给他，他都留着分人，并总会向人家显摆说：“这一支烟就值五六块钱！”以此向人炫耀他的儿子们混得可不一般。

　　有关张富贵在日常生活中精打细算的故事还很多，其中还有一些细节甚至让人不大说得出口。比如：他买牙签要买那种两头带尖的，因为另一个尖端还能留着下一次用；他买面巾纸要买那种单张的，有时只用了一半，另一半还舍不得扔掉；他甚至连饭后的漱口水都舍不得吐掉，因为那里面有许多嚼碎了的食物碎屑……

　　张富贵就是这样十分知足地过着他的晚年幸福生活，尽管在常人看来确实有点“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