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的脸谱

　　前些年，我对老公说，把你的那些鸡零狗碎凑在一起出一本书吧。他说，他早就不好这一口了，本就是闹着玩的，何必费那番心事。嘴巴里这样说，但他还是隔三差五地做键盘侠，一敲就是老半天。几年下来，他居然敲了二十多万字。女儿也再三催促他集零为整，以防遗失。他总算同意了，可一直没动静。我问他联系出版社没有，他就一个字“”冇”。他口音重，几十年说的都是原生音。冇，方言，没有的意思。这一拖就拖了一年多。今年春节前夕，我激将他，说，都这把年纪了，说不准明天阎王爷就把命索走了，赶紧行动吧。他“嘿嘿”一笑，“也真是的啊”。他抓了一把头皮，说要我给他写个序，女儿写个跋，就像开个家庭作坊。

　　我多年没动过笔了，也没有完整地读过他的文章，这“序”是不好做的。我毫不犹豫拒绝了。他说，不难的，就把他当老公写，写个大概的印象就行了。说完，他又补了一刀：“我就是个十足的性情人，一个野生撰稿人。”听他这样一说，我应承下来了，我就围着他的这两句话转悠吧。

　　老公出生在农村，一米八的大块头，除了牙齿、指甲、眼白，浑身都是黑黢黢的。猛一看，就是个拉板车的粗人，可是，他偏偏蓄了一个“文化”发型，三七开，分得利落，几根稀稀毛都自身难保了，还服服帖帖地趴在头皮上，还很少站错队。有时候，他对着镜子把头歪过来歪过去地瞅，被我撞上了，不等我“哎呦”，他就挪开了，脸上还有些许的羞涩。听他说，小时候全村人都叫他“黑皮”，现在老了，他的酒肉朋友又叫他“非洲小白脸”，他也不忌讳。别人笑过了，他闷声闷气地噎一句，非洲还是人类的祖先地。我说他的内心强大，不怕人揶揄。他说，跟强大冇得半毛钱关系，纯粹就是死脸厚皮。

　　我问他，最适合你的是什么职业。他说，匠人。他说他的动手能力强是遗传的。他的爷爷、爸爸都是村里有名的无师自通的“家木匠”。“家木匠”就是不以手艺谋生、不走向市场的木匠，只干家里的木工活。结婚的时候，老公用一把斧头，一个刨子、一把锯子，一个凿子，做了柜子和门窗。高中学工，他能把一台手扶拖拉机拆解、再装上后，还蹦跶蹦跶地开着满场子跑。大学军训，两个系混编成一个连，他是蒙眼拆枪、裝枪第一名。就凭这点实例，他就断定自己是一块做匠人的料。

　　其实，老公是一个心性很高的人，很多人入不了他的法眼。他自小就对文化事项有兴趣，五六岁时开始描红，后来又临柳公权的书体。小时候，他把一些卷了毛的小人书摆在一个叫“东湖沟”的水闸上供人阅读，一次收两分钱。春节期间为隔壁邻舍写对联，对联都装在他的脑袋里。写对联也不折格子，一挥而就，还学着书法家的样子，在左下角落个书款。他当过一年的民办老师，教语文，却不按套路来，给一帮比他小不了几岁的学生讲诗歌。后来，我听他的乡党说，他当“民师”的时候，根据一篇小说改编过一部叫《一根折断的教鞭》的花鼓戏，参加公社的文艺汇演，影响还蛮大的。

　　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死活不去报到，一拖就是一个月。他心里装的是文学女神，却“通知”他学地理。他心有不甘。父母不善言语，干着急。姨夫骂了他一顿，说逮个商品粮户口不容易，去了再说。他依了，到学校后，却又折腾着要转系。中文系说太晚了，推荐他到历史系，历史系要他读吴晗编的《中国明代史》备考。《明史》还没读完，又通知他转不成了。还是同样的原因，太晚了。他好后悔，不该在家里瞎磨蹭，无奈啊，只好在地理系混日子。

　　据他说，那真是一个混！他不管自家门庭下的课业，跑到中文系听课，其间，他一个人选稿、刻钢板、印刷、装订，印制了一本《青寺》的诗歌集。《青寺》？就是“情诗”的拆字。诗集甫出，一时洛阳纸贵，连他的辅导员、中文系的学生都来索要。这本油印诗歌集署名“戚葛仁”。这名字不是我老公取的，他说是他的一个智多星学兄安上去的。他们寝室住七个人，顺口一溜就成了，不拗口，还有点文化意味。他对唐诗宋词几乎到了痴迷状态。读大学期间，早上出完操，他就揣着书到操场边的树林子“唐风宋韵”。一日，他遇见了教经济地理的詹老师，老师笑盈盈的，拿他手上的书一看，是一本胡云翼编注的《宋词选注》。詹老师收住笑容，斜睨了他一眼，走了。老公说，他至今都忘不了那刀一样的目光。忘不了，不是忌恨，是目光中冷嗖嗖的寒意。詹老师肯定是说他不务正业，才怒其不争地斜了他一眼。他工作后，詹老师来襄阳，老公宴请他，老公说起这段往事，詹老师哈哈一笑，手一摆，“忘了。忘了。”

　　后来，他自嘲说自己是个复合型人才，在中文系的学生中，他的地理知识没得人能够比，在地理系的学生中，他的文字功底又高出很多人。一听，还真有一点挨边。

　　毕业后，他做了地理教师，却又不务正业地创办了一张油印的校园小报，专门刊载学生的优秀作文，闹腾得一帮学生围着他团团转。周日或者夜晚，他习惯在襄阳的背街小巷串，跟修鞋的当地老大爷聊襄阳的风土人情。出门前，揣一包三角五分的“白鹤”烟，一包烟抽完了，屁股一拍，回家。所以，只要说到襄阳九街十八巷里的掌故，他是如数家珍。他很不识相，有时候，在朋友聚会的餐桌上，他也会长篇大论地说他熟悉的掌故，别人客气地点头，他以为是赞许，顺杆爬，越讲越来劲。后来，我提醒他，朋友聚会只适合讲段子，力求短平快。他不接话，似乎认可了。之后，再有这种场合，他不吭声了，呆呆地看着别人，不插话，只顾自己喝闷酒。若是碰见个投兴的，他就如鱼得水，活泛得不得了。一次，他住院，两个文朋诗友来看他，三个老家伙说得眉飞色舞，调门一个比一个高。护士过来敲门：“这里不是沙龙啊。”他们取下吊瓶，挪到楼梯口继续聊。

　　他年轻时入过不少“帮会”，什么作协会员、研究会会员一大溜。那个时候，他还算勤勉，在全国二十几家报刊发表过不少作品，他也因此有点小得意。上世纪80年代，他的一个叫胡龙成同学出版了一本书，这是他同班同学中第一个出书的人，他把那本书拿在手里晃荡，说同学都出版书了，自己这些年干了啥呢，并发誓自己也要在三五年内搞一本书出来。狠狠地发了誓，却又没多大动静。我激将他，他大气不出，摇摇头，始终不吭不哈。

　　他崇拜文化名人，到处赶场子。他到西安旅游，听说贾平凹、陈忠实在西北大学给研究生开讲座，他去泡了两天。王安忆在华科大演讲，他逃会从黄冈赶到武汉；他和叶文福、海子在昌平小月河的一家酒肆里推杯把盏，三条汉子喝得嚎啕大哭。他说，他喜欢这种文化气场。后来，他跑单帮，自称野生撰稿人，给一些报纸的文艺副刊填报屁股。再后来，他不屑于写“晚报体”散文了。他有些心高气傲，他的文学功力又够不上大型文学期刊，他只好在博客里混江湖。几年来，散散淡淡地胡敲乱打，居然积攒了四百多篇。有时候，他的文章被一些报刊刊用，也不是特别的高兴，一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做派，只是咕噜一句“这世界不都是人情稿啊”。他的《爱穿大襟的婶娘》、《白园祭》分别被两家出版社收入《高考阅读范本》，我催他索要版权。他阴不阴阳不阳地说，算了吧，人家用了，就是高看我了。

　　可能是老了的缘故，他的文章比往日接地气了，没有了过去激情澎湃。他的散文大多是说事拉理，写身边的事，写他记忆中的人，偶尔写一些文论一样的文章。我是一个俗人，文论之类的咬文爵字，我看不懂，但他写人物的篇章，语言平实，就像在拉家常，所以，我是特别的上心。我尤其喜欢他的细节、心理活动、人物形态动作的描写和刻画。女人的腰翘、女孩辫子上的蝴蝶结、老太婆们趴在石磨子上抹纸牌的情态、男人们在一起喝酒的咋咋呼呼，在他的笔下都是活灵活现。我说，你这一生不搞专业创作是亏大了。他一笑，说自己天生就是一个随性的人，没有特别的追求，随性的日子过得舒坦。

　　他太随性，有时候随性到没有远虑。他三十刚出头的时候，上级组织要他做一家国企的党委书记，不同的领导找他谈了三次话，他还是不松口。我问他原因，他说不喜欢那活路。他后来做了十五年校长，他高声大嗓地跟省里的'婆婆”干仗。朋友劝他要守庙堂规矩。他说，我不憨，也懂，就是性子上来了，按不住。离退休还有好几年，他硬是要辞职，说厌倦了，懈怠了，不想将就下去。于是，他一纸辞职书把自己的职业生涯给休了。领导说，再干一届书记吧。他拒绝了，说自己太性情，干不了书记的活。事后，我跟他说，若你去做学校的党委书记，那就真不是你了，我也会小瞧你的。他一声坏笑，说就是怕堂客小瞧才不干的。

　　赋闲下来后，朋友请他去帮忙管点事，他不去。理由很简单，他说，兄弟不共财，朋友不共事，他骨子里又是个固执己见的人，时日一长，说不定会翻脸。他的随性不分场合，不分事由，几近极致，喜怒哀乐由是之，生活也没有刻意的计划。我哥说，两家出去旅游吧。他不肯。说，该去的地方都去了，仿制的人工景点，他嗤之以鼻，新劈的景点，他说人为的痕迹太重，没有看头。但他还是去了，却一路都不说话。哥不了解他，问我为啥他不高兴。我说，他想看的是原始风貌，可这世界还有原始吗？到了壶口瀑布，他像孩儿一般活蹦乱跳。那是他在一周的旅程中最开心的一天，也是唯一一次有笑容的一天。即便是外孙女发型的改变，只要他不乐意，他都会在微信里把亲家、女婿、女儿一个个挨着骂。骂完了，自己也觉得不该做“长臂猿”延伸管辖，叹一声气后，自言自语：“我这是何苦哦！”

　　我说，你这不叫随性，说刻薄一点，你这是得过且过。他说，得过且过未必不好，真正的幸福都是简单的，简单的生活方式，简单的人际关系。这是大幸福。人老了，当自己每天醒来的时候，不为这一天的生计发愁，就是幸福了。有的网站请他做编辑，他不允。说，端别人的碗就服别人的管，不自由。“江山文学“”要采访他，他拒绝了。他说，做不了别人的榜样，说那些虚头滑脑的话管屁用。我说，又不花你的精力，何如不可呢？他淡淡地说，有为养志，无为养心，我们应该学会做老人。好像是感慨，我觉得是在教训我。

　　他太性情，性情得无遮无挡，有时候性情到漠视健康和生命。他瞌睡少，很少睡午觉，常年熬夜，一上床就深度睡眠。我父亲说他，进城几十年了，还是个乡下人，生活不规律，不讲科学。他“嘿嘿嘿”地笑，说他的不规律就是规律，生活中不能让科学深度介入。老丈人无奈，说他孺子不可教也。一次，他住院做胃镜，医生掐了一块肉做活检，当他的面说十有八九是癌症。他中午在病房里睡得鼾声绵绵。醒了，在洗手间双手一合，捧一手窝子水在脸上一搓、一抹，转身搓麻去了。

　　朋友、乡党的健康却又能深深地触动他。有人电话告诉他，朋友得心脏病了、朋友走了。他的眼泪哗啦哗啦地流。我母亲走了，他看到母亲过去的朋友举行金婚大典，他临街嚎啕。他母亲走了，他长时间走不出来，我叮嘱他的侄儿、外甥打电话宽慰他。他知道是我们在做局，他骂他们，把它们骂得一愣一愣的。我说，我见过怪物，没见过你这种怪物。他说他可能生下来就是个怪物。

　　他说自己一生都是由着性子来，信马由缰，而且还没有多少外在的干预，所以，他觉着这日子很是悠哉。他又时不时检讨自己，说自己因为太性情、缺少定力，蹉跎了一生，以至一事无成。

　　这就是我的老公，一个一生有梦，却又梦断随性的老公。现在，他又重操旧刀开始写诗歌了，一天一首。按这进度算，恐怕不出一年半载，就要出一本诗集了。那时，他会不会要我写序呢？难说。倘若是，我还真不晓得该写些什么。要是真推不脱，我就专门写他的囧事，糊弄一番，权作交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