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仁礼”能否换得美国一片蓝天

　　且不论本文标题是否有涉修辞和语法错误，我先列举两个事例。

　　在日本，民众须严格按政府垃圾分类指南进行垃圾处置，如不按分类标准或时间乱扔垃圾可罚款30-1000万日元（相当于1.5-50万人民币），或处以3-5年拘役；在新加坡，如因酒驾致物品损坏除被罚款外（死亡事故另作处理），肇事司机还有可能被脱下裤子，接受鞭笞惩罚。

　　国人看来，违规倒垃圾和一般酒驾这样的平常事被科以重罚实在不近人情，有违常理。尤其曾出现在我国封建王朝的鞭笞刑罚，却被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借为今用，其反人性的野蛮行径，尤其令人费解：一件小事非得施用重典？发达国家是否欠缺现代文明？人们在花费大量时间热议此“荒唐”之举同时，却又不得不被眼前的事实震撼着：据去过日本的朋友说，那里的街道整洁得像一面镜子，国民素质非常好，从不见随地吐痰和乱扔垃圾。而新加坡的交通也是井然有序，礼让三先，少有抢道闯红灯行为。

　　在我国，乱扔垃圾属于道德层面的事，政府在倡导精神文明和强化环保意识同时也出台了一些政策，譬如为减少塑料垃圾污染，强制超市将方便袋改为顾客购买使用（原来是免费送的）。垃圾也提倡分类，并将垃圾桶制成“可回收”与“不可回收”一体并用。最终效果如何呢？政策制定者一脸茫然，明眼人差点笑掉大牙。对于交通整治，此前曾将闯黄灯列为违法行为。法规出台没几天，好家伙，交通部门险被民众口水淹个半死，“民意”难为，立马又朝令夕改，维持常态。严肃的法律法规此时成了儿戏，这在其他国家是绝无仅有的。

　　在一些法规制定上，政府采取温和政策，其实是寄希望于以德扶法和德法并举来规范民众日常行为。但这一臆想恰恰又在礼仪之邦、儒家文化肇始国显得极其无奈和尴尬。难道影响深远的中华“仁礼”无法对接现代文明？当然不是。我们依然为拥有千年儒家文化而骄傲，也乐意传承。但仁礼和道德毕竟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当其对规范整体社会行为力有不逮时，必须将整饬严厉的法理思想毫不迟疑地体现在政策法规中，这样才能及时有效地规范民众行为，尽管短期内会有一些压力和阵痛。1992年6月28号颁布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即是最好例证。当部分人在口无遮拦痛骂执法者同时，他们又对整洁舒适的城市环境大加赞赏。

　　香港为何贪腐案很少，这得益于香港的廉政公署。两地官员都秉持各自信仰并也会在党旗下宣誓效忠执政党，但离开党旗后的行径就大有不同了。被誉称“香港社会发展的基石”的廉署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独立执法机构。机构设置合理，各部门间相互钳制是廉署秉公执法的重要保障，也是大小官员畏之如虎的根本原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无关官员的德行，这一点非常明确，也非常有效。

　　美国有关环保治污的法规极为完善，处罚措施也非常严苛，这就是美国的空气为何特别清新、天空为何特别湛蓝的原因。而在我国，空气污染虽是沉重但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

　　孔子讲究以礼平天下，商鞅却力主严法治国家，当仁礼和现实呈现胶着状况且互不相让时，发达国家首先采取的是严厉法政，而我们却是尤抱琵琶半遮面，左顾右盼，下不了“狠手”。也许是借鉴了别国酒驾处置方案，如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成很多人的良好习惯并成绅士风度体现。如此看来，先法后德、以法养德，倒是确乎可行的。

　　话虽如此，但落实到位却要历经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很多儒道之士、口舌专家还会就法、德并容作一番你来我往的精彩辩论。我不是专家，无资格也无精力参加这场马拉松之辩。但我猜想，如儒家思想、中华仁礼能像剩菜一样打包，我倒愿意马上打包去换得美国的一片蓝天。关键是，这剩菜人家乐意要吗，又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