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文人也要大写

　　这里说的赵恺，不是别人，正是作为全国著名诗人的赵恺。他当年的《我爱》、《第五十七个黎明》等诗歌，我至今读来，仍然会热血上涌、呛然落泪。说他的诗曾经感动过一代人，怕也并不为过。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淮阴市文联主席，是正儿八经的正处级官员。但是这样的一位文人，在另一些官员眼里，包括基层官员眼里，却又似乎可以完全不当回事。

　　大约是在1993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赵恺从邻县泗洪转道沭阳来找我，是为了当年淮阴文联刊物《崛起》的一个广告事宜。但是那天，我凑巧到一个偏远的乡下办事去了。那是一个很热的天气，赵恺到沭阳县城时还没到下午上班的时间，于是他和司机就在当年那座办公楼前的松树下等我。那时淮阴市文联的车子，只是一辆没有空调的普通桑特纳。当年我的同事小陈接待了赵恺。小陈出于对长辈和远道客人的尊重，赶忙把赵恺让到会议室里休息，打开吊扇倒上茶水。小陈接着联系我，未果后，就去找当年的单位领导，希望领导能够接待赵恺，并在晚上招待一顿酒饭。但是那位领导问清楚赵恺是个文人后，说，我为什么要接待他这样的一个文人？他又不是我的上级！最终，那位领导连到会议室和赵恺打个招呼都不愿意。赵恺当年在沭阳没别的熟人，没有等到我的音讯，所以在那个下午只有怏怏而回了。我后来想，我当年的单位领导不接待赵恺，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在单位只是一名职员，没有地位可言，再就是赵恺是一位文人，与我单位的领导升迁去留无关。虽说赵恺身为处级官员，但是我当年的领导从世俗层面考虑，他一个科级干部接不接待他，是无所谓的。

　　之所以突然在这里说起赵恺，是因为我要拿这个事情说事，拿文人的话题说事。当然这里，我主要是说我这样的小文人。

　　有时，我会听到有人夸某文友，是他是单位的笔杆子，言辞之间，颇有些夸耀对方的意思。而那位被夸者呢，往往也会作出一副很自得、很受用的样子。

　　一般来说，那位文友不仅会写写散文诗歌一类的小文章，往往还能够在所在单位搞点宣传报道的文字，做点歌功颂德的文章。所以，会被领导另眼相待也算是情理中的事情。但是要说在同事眼里，在所有的别人眼里，特别是那些把官做得很有官样子的人眼里，是有分量的，甚至要让他们打心眼里看重你，买你的账，我以为其实也还说不上。那些人，特别是那种做了一官半职的，要说看重你，其实往往也不过是要利用你这样的人，给他们做有益于他们的事情。可你在他们的内心里，用一位在某平面媒体做记者的话说，往往至多不过就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吹牛比的人。

　　那我们就不仅唱赞歌，还不时写点负面的、戳戳倒倒的文章如何？一次饭桌上，一位村书记曾经蔑视地称我的一位文友为“吹鼓手”，并引发了文友的愤怒，这位文友当即就回击那位村干部：“你别以为我这笔，只是为你们评功摆好的！惹恼了我，我还能把你们那些狗不吃的事情全揭出来，让你们完蛋！”说得那位村支书连连向他告罪，还以酒代罚了自己两碗原泡子。然而我要说，这似乎仍然没有，赢得我们作为小文人应有的尊严。我以为这至多是，维护了自身职业的一点光斑而已。因为再怎么说，我们不是还有着做人写文的底线？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文字做到以恶制恶、以暴制暴那没有羞耻的地步啊！

　　笔者以为，文人真正的尊严，应该不全是文字的圆熟，而应建立在一个文人的独立的思想之上。不论是所谓大文人，还是所谓小文人，都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们所有的文字，不仅是作为个体的表达，也应该是超越一己的私利之上的。文以载道嘛，不然凭什么要普罗大众买你的帐？

　　当然，如果有人要抬杠，要说到利益的不可超越性，那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那就是我们应该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而永远站在底层和弱者的立场上说话，永远不做那些高高在上者、这个社会的强势人物的帮办，我以为我们就可以永远是个令人敬重的文人。不仅那些弱者敬重你，就是那些所谓强势人物，也会被你的无私无畏所慑服。

　　当然一个显见的问题是，为强势人物说话，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你可以得到许多的现实利益。而为弱者说话呢，你则明显只是在选择了道义的担当，而似乎缺乏任何的现实功利可言。相反，我们还会常常面临可以预见的风险，而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们扪心自问时的无愧。所以说，小文人要想大写，其实也难，而难就难在往往会面临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