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挡车工的日子（小说三题）

　　女挡车工的日子

 

　　城市东郊开发区大道两边是一幢幢高楼大厦，北边的织布厂一间粉刷得非常白的房间，女工到这里来缴纳成品。房间左边有几扇没挂窗帘的窗子，后面墙上，开了一扇玻璃门。右边也有一扇类似的门，女挡车工不断从这扇门进进出出。四周墙壁全遮满了木架，准备存放棉布。室内有张长凳子，女挡车工按照先后次序报进来，把织成的布摊开准备检验

 

　　负责检验的是经理吉普，他站在一张大桌子后面，用圆规和放大镜查看，查过之后，再把布放到秤上。由一个学徒秤重量，一个学徒负责把秤过的布匹推放到木架上。吉普报出一个个女挡车工应得的工资给坐在小桌子边的会计许得法听。

 

　　五月末，天气闷热得很。时钟指着十二点，老板没在工厂。大多数站在那儿等待的女挡车工，都像是站在法官面前的人，痛苦、焦虑地等待生死攸关的判决。所有女挡车工看起来都像饱受欺辱的乞丐。无尽的卑屈，他们似乎早已习惯，每个人都尽可能让自己不引人注意。眼神呆滞、犹疑，面容苦恼、沉思。

 

　　忽然，一个女工晕倒在地上，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外来妹，她已经上班16个小时了，她太疲劳了，一直没有吃饭。她想多攒些钱寄回家，还有一个月就要过年了，她的父亲已经患病三年了。她还要供在大学读书的弟弟费用。她叫黄兰芳。

 

　　厂里大多数女挡车工看起来都很相似，一群胸部平板，没有性感身材，长期在灯光下工作，脸色苍白，不断咳嗽、脸色苍灰。因为坐得太久，膝盖都弯曲了。做了妻子的女挡车工似乎没有这么典型化。她们都很衰弱、不安、筋疲力尽。而女职工多多少少还带有悲苦中的严肃。

 

　　女挡车工的衣服还缝了补丁，织妇的衣衫褴褛不堪。有一些年轻女孩，却没有少女的娇媚，黄兰芳脸色蜡黄，身材枯瘦，脸上露出悲哀的大眼睛。她被姐妹们七手八脚地抬上了一辆三轮车，机修工阿忠拼命骑着三轮车把她送到了镇上的医院。

 

　　门卫老头说：不要紧了！那孩子已经很好了。真丢脸，一阵风就可以吹走的小女孩，真不能想到居然会有人这样不负责任的车间主任，让她背着两匹布走整整七里半的路，实在难以相信。我以后要特别注意这种事。不管怎么样，我决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事。

 

　　门卫老头说：弄到最后，一切责难由谁来承担？当然是工厂老板。所以事情最后都怪到我们头上。一旦一个可怜的小家伙倒在冬天雪地上，城里一群记者一定会迫不及待地赶来，几天之内，所有报纸都会注销这个震人心弦的故事。父亲、双亲、派这个小女孩出来的人啊，

 

　　不，他们全都没罪。当然没罪！一定是工厂老板的错，女挡车工成了代罪羔羊。职工一向不受责难，他们抓住的是老板；他是没心肝的危险人物，被每个像疯狗一样的记者咬住腿不放。他生活豪华安适，却付给可怜的女挡车工填不饱肚皮的微薄工资。

 

　　这批写文章不负责的家伙，对于工厂老板的种种困难却一字不提。老板晚上睡不着觉。他要冒很多大风险。门卫又说。

 

　　女挡车工连做梦也想不到；她们常常一心一意在计算工资，加、减、乘、除，算了再算，一直算到头昏脑涨为止。

 

　　老板必须考虑成百件不同的事情，时时都要作战、竞争，可以说，严重得生死攸关。没有一天能够没有烦恼和亏损。还有许多靠老板生活的人，把老板吸干、榨光还要敲竹杠。想想这些！唉！唉！你们只要和我暂时换一下位置，马上就会觉得烦透了。我告诉你们，那个家伙，那个无赖，那个贝克会做什么！他现在一定到处去告诉人，我的心肠多硬，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把女挡车工开除。这些是真的吗？我真的这么硬心肠？

 

　　老板说：老兄，做生意是可怕的，你们自已也知道，不但赚不到钱,我还要赔钱。虽然如此，我还是要让我的织工一直有工作可做，希望大家能明白我这番心意。搁在这里的存货已经有好几万米布，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卖得掉。据我们所知，附近有许许多多职工根本无工可做，因此……嗯，吉普会详细对你们说。事实是这样，你们也可以由此了解我的好心。当然，我不能平白无故做好事，我还没有有钱到那种地步。不过，在某种程度以内，我可以给失业的人一个机会，让他们至少能赚一点钱。做这个决定我自已担了非常大的风险，嗯，不过那是我你的事。一个人每天能为自已赚到一点面包吃，总比挨饿强。你们想想，我说得对不对？

 

　　奇群山下的巴卡镇，黄兰芳的家在安吉茅屋中的一个小房间里。房间窄陋，由破烂不堪的地板到被烟熏黑的屋檐，量起来一共不到六尺。

 

　　包妈妈，一个残废的老妇，坐在床边矮凳上，转动纺轮。她的儿子，许安娃，二十岁，一个白痴，身体和头都很小，四肢却细长如蜘蛛，坐在脚凳上，在卷线。她的女儿也在苏南工业园的织布厂里劳作。已经有三年没有回家了。

 

　　玫瑰红的夕照微弱余晖，透过两扇打开的小窗投射到左边墙上。这堵墙有一部分以前曾经糊了纸，另一部分塞潦草。光线照到两个少女松散无光泽的黑发上，也照着她们露在外面，瘦得见骨的双肩，以及从粗布衬衣皱褶间露出细瘦蜡黄的颈项。这件衬衣再加上最粗的麻布缝的短裙，就是她们全部的衣服。夕阳的红光也照亮了老妇人整个脸庞和胸脯。她的脸憔悴得只剩骨架，贫血的皮肤上堆满皱褶，双眸凹陷而且又红又湿，棉絮、烟熏以及在油灯下工作。她那染患甲状腺肿的长颈上，有好多凸出的瘤，窄扁的胸前围着一条褪色的围巾，并用一些破布遮覆。右边墙壁一部分有炉子、炉台、床架，和几张颜色旧俗的画像，都被夕阳的光辉照亮。炉架上几块玻布挂在那儿晾干。炉子后面堆放一些没用的垃圾。炉台上有几个旧锅和几件厨房用品,马铃薯皮摊放在一张纸上干。一束纺线和纺线车从屋檐上垂挂下来。几个放了线轴的小篮子搁在织布机旁边。房间后方有一扇没锁的矮门，门旁一捆柳枝椅散放，还有几个破竹筐。

 

　　每天早上，我帮她穿衣服，晚上帮她脱衣服。”叶阳楠喂包妈妈吃东西，就像喂小娃娃一样。

 

　　我从头脚都要人服侍，我不只是病人，也成了重担。我不知道向老天爷祷告了多少次，求他把我召回去。叶阳楠很痛苦地说。

 

　　哦，老天，哦，老天，我这辈子太苦啦，真的是，我不知道人家也许会想，可是，打从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习惯拼命干活。我一向都能把分内的事做好。可是现在，突然之间——我什么都不能做了，再也不能做了！我有个好丈夫，这些好孩子，偏偏我现在只能坐在这里，眼睁睁看着这些女孩成了什么样子！简直一点血色都没有，脸色跟床单一样白，不管赚不赚得到什么，反正她们整天踩踏板做工。这算什么生活？她们跑到几千里外打工，一年也拿不回多少工钱呀。她们已整整一年没有离开踏板了，甚至还赚不到能够买两件衣裳的钱，也让她们好穿出去见见人，得到一点安慰。她们看起来就像骷髅架子，真的就是这样，才不过是二十岁的女孩子！整个房间充满织布机的噪音：车床规律地运转，震动了墙壁地板，织布梭来回快速移动发出的声音，这一切噪音中又混入纺轮不断转动的低音，那种声音很像大黄蜂的嗡鸣。

 

　　被送进医院的女孩黄兰芳终于没有被救活过来，她死了。她在手机上发给弟弟的一句话说：弟弟，姐姐可能要死了，我太累了，一年我存了9000块钱就在银行卡上，密码是你的生日。

 

　　叶阳楠打电话给家里的丈夫说：我们在这里是活也活不下去，死也死不了。情况真是糟糕啊。真的不骗你，我们拼命干，但是到最后不能不投降，我们总是有一顿没一顿。从前，我还能织步的时候，日子马马虎虎还能勉强维持，虽然也挨饿，也艰难。我已经很久没找到真正的工作了，好不容易到了这家织布厂,每天我一直做到深夜，直到筋疲力尽倒在床上，一共也不过赚几个钱而已。你是读书的人，你告诉我在这种困难的时候谁能真正有办法？我必须扣下三百块来缴房租金,我赚的钱一共不过一千四百块，结果只剩下七百块要维持整整一月。这笔钱里面，我必须买食物、柴火、衣服、鞋子、缝补用的布块、针线，还要有个地方住，天晓得还有什么别的花费。我经拿不到现钱实在没什么奇怪了吧？她流着泪说:我们用不着吃肉，工厂老板替我们吃了。他们的日子过得才惬意呢，如果有人不相信，只要到美丽天都或者华宫去看看，一定会眼睛瞪大。工厂老板的华厦一家连一家，—座宫殿接着另一座宫殿，大玻璃窗、小类塔，精致的铁栏杆。哼，哼，看起来一点没有不景气的样子。他们有的是烤肉、点心、马车、车夫，保姆，谁知道还有什么花样。他们个个趾高气扬，那么多的钱根本不晓得怎么用才好！我会带些钱回家的,我们家住在山村,可以种菜种果树,只要肯劳动是饿不死人的,回家了我就再也不想进织布厂了,福良,等着我吧。

 

　　从前，情形完全不一样，那年头，老板给女织工足够过日子的钱。现在，他们所有的钱都留下来自己花。我想，这是因为那班高高在上的家伙已经不相信老天爷了！他们同样也不信魔鬼。他们完全不知道什么诚信，法律，借口金融危机，偷走了我们的最后一口面包，还要尽可能地害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他们那些有钱人引起的，如果我们的老板是好人的话，我们的日子就不会这么难过了。半个月后，机修工阿忠帮着黄兰芳的弟弟办完了后事，把黄兰芳的弟弟送上火车，然后，他辞职回家了。黄兰芳的弟弟拿到了三万块钱补偿费，补偿费不知道以什么名义计算出来的，唉!女挡车工,不幸的女人。

 

　　黄老板的叔叔黄阿忠离开了织布厂，他挑选了织布厂几个漂亮的挡车女工，在开发区开了一家酒店。大金红酒馆的大厅里。房间很大，中间一根木柱支撑着露出屋檐的天花板，环绕木柱有张圆桌。木柱右边，后面墙上有道门通往另一个房间，墙上的侧柱被木柱遮住了。房里面放着酒桶和酿酒的用具。门旁右边的角落是吧台，一个高大的木制柜台，还有好几层架子，上面放着带柄的大玻璃杯等等酒器；酒吧后面有个酒橱，全是一排排的酒。柜台和酒橱之间有一块狭窄的空间，吧台前面有张桌子，铺着色彩鲜明的桌布，一盏装饰美丽的灯悬在桌子上方，桌子四周有几张藤椅。距右边墙壁不远有扇门，那个房间是供特殊场合使用的。右边，一个老式挂钟嘀嗒作响。靠着后墙有张桌子，放有酒瓶和杯子，桌旁角落里有个大炉。左边壁上有三扇小窗，窗下有一张长凳。每扇窗前有一张大木桌，木桌窄的一端朝着墙，每张桌子边放着一些有靠背的椅子，墙壁漆成蓝色，挂着一些海报、布告，还有一张老板自己的油画肖像。

 

　　酒馆老板黄阿忠，脾气好，身材魁梧，约五十岁，从柜台后面酒桶中倒了一杯啤酒。老板娘敏美在炉边烫衣服，她看起来庄严有身份，衣着整洁，还不到三十岁。穿着讲究，一头耀目的金色秀发，坐在桌旁刺绣。有一阵子，她抬起头来倾听远远传来葬礼中的声音。

 

　　张全风，一个运输工，和同村少女李小丽同坐一桌，穿着工作服，一杯三美利啤酒搁在他面前。他看起来像那种人：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要想成功需要什么，狡猾、敏捷而且能无情地下决心。

 

　　金龙大酒店里，一个厨师坐在木柱下的桌旁，忙着吞咽一块带骨牛排，他身材中等，营养很好，有点肥胖，看来有点冷漠无情，像推销员。但快活鲁莽，穿着非常时髦，他的一个旅行袋外套、雨伞、毛毯，全放在他旁边的椅子上。他在城里大酒店当厨师，他年轻的漂亮妻子已经有二十天没有回家了，他听说妻子陪着老板去外地出差了，他心里火辣辣地烦躁不安，他怕妻子吃了亏，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双眼盯着窗外，他想杀了黄老板。

 

　　你也别说女儿的坏话！一个人想要上进总没错。并不是第个人都像你那样想，而且那样想也没什么好处。如果大家都不要上进，个人都会永远停留在老地方。当初安大明的伯父如果和你想法一样，他永远都是个穷职工，看看现在他们多发财！

 

　　还有老海西，起先也不过是个穷机修工，他辞工在镇上开了一爿汽修厂，不到十年的时间，现在却拥有十二处产业，而且最了不起的，他还是个有地位的市政协委员呢！

 

　　织布厂，永远是年轻女工的青春炼狱。她们辛苦劳作，奋发上进。她们也沉沦堕落。

 

　　卖掉嫁妆救妹妹的好姐姐

 

　　“记得姐姐出嫁时候一定要我给她做伴娘哦。”吴彩霞双眼闪动着泪花。

 

　　江阳市人民医院血液病房，丝毫没有悲伤，乐观的吴彩霞得了白血病。她的活泼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她清澈的眼睛里流淌着轻松和快乐，鲜红的帽子和粉红的衣服衬托出一个花季少女的别样青春，唯独一个白色的口罩遮住了大半个脸，才让人知道她是个免疫力低下的病人。

 

　　吴彩霞说，到昨天，她刚结束第一个化疗疗程，很轻松地过来了，没事看看书，而且还不断有好心人来看她，心情很好，她指着病榻边一位帅气的小伙子说，这是她大学同学，还是专程从上海赶来的。这位名叫李大普的小伙显得很腼腆，看上去特温和善良。“听说吴彩霞生病了，好多同学都委托我来陪陪她，同学们都很牵挂她。”

 

　　病房内的轻松气氛很沉重，吴彩霞的爸妈则在外面轻声叹气。眼下，吴彩霞的第二个化疗疗程即将开始，她的身体本来很虚弱，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了化疗，关键是目前家里经济紧张，现在已经在村里村外欠下很多债了，面对几十万的治疗费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越是看着女儿这样开心，心里越觉得难受，但只能把眼泪往肚里咽。”吴彩霞的妈妈李志英说。

 

　　吴彩霞是个很活泼健谈的女孩，在和记者交流时，还时常伸手搂住姐姐杨娟的脖子，把脸紧贴着杨娟摇晃着身子，“嘿嘿”的笑声不断。她说，希望自己的病很快好起来，让姐姐、姐夫早点结婚，“我早和姐姐说好了，她出嫁时，我会做她的伴娘。”

 

　　但病友们很少有人知道，这对亲密无间的好姐妹，竟然毫无血缘关系。

 

　　“就是卖房子也得让大丫头上学!”

 

　　那是1989年12月份的天寒地冻的一天早晨。家住江阳市新丰镇金龙村村民吴贵林刚出门，就发现路边一棵树下放着一个花棉袄包裹的襁褓，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婴正瑟瑟发抖。“我可高兴坏了，可能是人家知道我们多年没有生育，诚心把这女孩送给我。”吴贵林二话没说就将女婴抱回了家，取名杨娟。虽说是抱养的，但是心里一直把她当成亲生的，有了二女儿吴彩霞后，吴贵林对大女儿更加疼爱，“我和她妈妈知道，大丫头离开了亲生父母，是个苦命的孩子，所以要对她比亲生女儿更好。”买东西都是姐妹俩平分，新衣服杨娟先穿，穿不下了再给妹妹穿。

 

　　2006年，杨娟考取了常州纺织工业学院，一天午后,邮递员把红色通知书送到家的时候，吴贵林为难了，因为老父亲身患食道癌，已经用尽了家里的积蓄，二女儿吴彩霞也在读书，实在拿不出钱给大女儿杨娟读书了，懂事的杨娟知道父亲的心思，想放弃学业外出打工让妹妹上学。杨家的几个叔叔也到家里劝她说不要再念书了。父亲老杨听了，坚决不同意，“孩子这么多年跟着我，比我亲女儿还亲，就算是卖掉二间房子，我也得让大丫头去读书。”

 

　　夜里，老杨和妻子商量，姊妹俩要读书，还是把家中的房子卖了吧。他诚恳地对妻子说，房子卖了，可以再盖，但是孩子的学业耽误了，就会影响她的一生。

 

　　不久，吴贵林五万元忍痛卖掉了家里新盖的楼房，一家四口住进了另建的小平房，姐妹俩也只能挤在一个房间。但杨娟终于可以如愿继续读书了。

 

　　一年后，吴彩霞经过自己的努力，也考上了通州纺织工业学院。吴贵林在村民们面前腰板挺得更直了，逢人便说，我家出了两个大学生！

 

　　“姐姐就是不结婚也要帮你看病”

 

　　2008年，大学毕业的杨娟在江阳找到了一家纺织企业单位，月薪1500元，然而更大的收获是她认识了一位做海员的男友，两人情投意合，对未来生活充满了美好向往。经过双方家庭协商，决定在2010年元旦期间把婚礼办了。更高兴的是吴贵林夫妇俩，暗自积攒钱，为女儿准备嫁妆。

 

　　2010年秋季，刚毕业的吴彩霞也到张家港一家纺织企业工作，但不到一个月，她经常性地感到浑身乏力。同年12月3日，杨娟陪吴彩霞到江阳市人民医院检查，看到诊断书后，姐妹俩惊呆了，吴彩霞血液中的白细胞值异常超高。过了几天，吴贵林又带着女儿去长洲做了检查，结果还是他最不愿看到的三个字：白血病！这个结果像刀一样割着杨家人的心。由于经济紧张，吴贵林放弃了在长洲为吴彩霞看病，回老家住进了江阳人民医院。他告诉记者：“治好女儿的病要50多万元，我一个月才一千多元工资，只种着几亩薄田，攒不下几个钱，亲戚朋友也没有什么高的收入，难呀。”

 

　　看父亲威吓天唉声叹气，杨娟知道爸爸的为难之处，偷偷打了电话和未婚夫商议，要推迟婚期，原以为未婚夫会不答应，没有想到未婚夫反而劝起她，“推迟就推迟吧，反正我们的年龄不是太大，推迟一下可以多赚点钱，可以给妹妹治病加一把力。”电话一挂，杨娟便把父亲拖到病房外面说：“爸，我暂时不结婚了，用买嫁妆的钱给妹妹治病。”听到杨娟的决定，老杨坚决不同意，看到倔强的父亲，杨娟苦求说：“爸，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虽然我不是你亲生的，但是你和妈妈待我比亲生父母还好，当初要是没有你们收留，我早就被冻死了。你们把我养大，还供我上学。现在妹妹得病了，只要能让她好起来，我哪怕出去打工挣钱也愿意全部都给她。”杨娟把自己积攒的18000元嫁妆钱拿了出来，给妹妹做输液的费用。为了照顾吴彩霞，杨娟在半个月前辞去了工作，目前看吴彩霞的病情稳定，为了增加收入，她又联系到医院附近的一家超市，做起了柜台营业员

 

　　夜晚，她就在妹妹的病床上打个地铺过夜。

 

　　在医院化疗间隙，吴彩霞学会了折千纸鹤，折得很慢。姐姐看不下去，实在不忍心了，帮她一起折。“姐姐说，当我折到1000只的时俣，我的病也许就好了，就可以出院了。”吴彩霞请姐姐用线把千纸鹤串起挂在床头，她对姐姐说很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和纸鹤一样重新飞翔在远方。姐姐是天鹅，飞在她的前方。

 

　　脚手架下的罪恶

 

　　二月十日，天湖华强文化科技产业园配送中心建设工地发生坍塌事故，经过整整十小时的搜救，确定有8名工人死亡，另有7人不同程度受伤。记者昨天得知，经初步判断，该事故系施工企业违规施工所致，目前该企业主要负责人已经被控制。同一时间，记者在天湖找到了事故的部分目击者、参与救援的消防战士和医护人员，他们的讲述，串联起惨祸的全程。

 

　　四十九岁的天湖方村人丁兴旺，已经当了整整三十年泥瓦匠，用他的话说，自己大半辈子都是在各个工地上度过的。一年前，他和比自己小三岁、而人生轨迹几乎完全相同的胞弟周兴龙，一起被包工头带到了位于天湖城东新区的华强光化科技产业园工地，他们的工种叫“壮工”，“说白了就是苦力，啥力气活都干，挣得还不如瓦工、木工多。”

 

　　尽管对自己的“定位”颇有微词，但可以看出，周兴旺对“每月两三千”的一份收入还是很满意的，至少，这让他有能力养活一家老小，其中包括身患糖尿病的老婆。

 

　　十日中午十一点半，吃了整整两大碗饭的周兴旺爬上了那个“据说叫啥配送中心”的建筑，其高约二十米的楼顶天台一天前刚刚进入浇灌混凝土环节，周兴旺兄弟俩和另外几十名工友每天轮班开工。“还没到换班时间，我们几个吃得快，就先上去了。”

 

　　换班时分的工作环境是最宽松的，周兴旺一边干活一边还能和弟弟聊上两句家常，楼下不远处，几个相熟的同班工友正往这走着，还不时摇手打个招呼。所以在周兴旺的记忆里，当脚下的楼板毫无预兆地突然塌陷时，他“几乎是带着笑容掉下去的。”

 

　　巨大的冲击力让周兴旺一下子陷入了昏迷，他的天湖霍邱籍工友老李成功比较幸运，昨天这个耳朵还包着纱布的好汉向记者回忆起当场景，仍心有余悸。“轰一下子，我以为地震了，然后就看到面前一大块楼板掉了下去。”根据老李的描述，如果把整块楼顶天台比作一块3600平方米的巨型饼干，事故正如其六分之一即六百平方米处突然断裂，然后斜斜倒下去，最终与地面形成一个大约60度的坡面。而结果就是，站在断裂处的周兴旺坠落重伤，老李顺坡而下，只是擦破了皮。突然而可怕的事故，让一分钟前还飘着饭香甚至偶闻哼唱的午间工地，蒙了半晌，然后猛地炸开了锅——奔跑、打电话、痛哭，更多的人在嘶声呼救。

 

　　和周兴成一起陷入昏迷的还有他的弟弟周兴龙，和另一位工友王文忠。他们在二十分钟后，被送到了距离工地最近的天湖市第五人民医院。

 

　　“昨天，五院脑外科主任医师侯增欣这样向记者形式容三人入院时的情形。”他们满头满身都是泥浆、水泥和渣土，每个人都意识不清，只知道痛苦呻吟，惨不忍睹。而在骨科戴主任医师的眼里，“从他们身上看不到明显的外伤，却处于极度痛苦和半昏迷的状态，这样的情形更危险。”

 

　　就在五院迅速启动绿色通道，调集各科专家为三位伤者进行分诊和检查的同时。在几公里外的事发工地上，已齐聚来自天湖多家医院的救护车、医护人员，五个消防中队的五辆抢险救援车、六十四名消防官兵，清水派出所几乎所有民警以及三十名天湖特警，开始进行紧张的现场搜救。

 

　　“现场一片狼藉，到处都是建筑材料。”昨天，天湖消防战士陈海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由于坍塌的楼板面积太大，当时根本已无法确定被掩埋的工人位置，即便动用了先进的搜救工具如生命探测仪仍无济于事。无奈之下，搜救人员只能根据几位逃生工友指点，有选择地进行切割和开挖。据说，因为现场全是混凝土，得专门请几十位工友用小桶清除泥浆，40多名工人一字排开，将装满泥浆的小桶往外传送。

 

　　陈海军记得，“大概在下午八点亠十分，我们终于发现了第一名被埋工人，他卷成一团，脸朝下被压在脚手架底下，我们用切割机对其四周进行切割清除，尽全力却仍耗时四十分钟，人抬出后已经没气了。”

 

　　昨天，记者还找到了曾参与救援的五院救护车值班医生朱西亚，“太惨了，”朱医生回忆，大概在下午两点多钟，救护人员发现了两名被压工人，其中一人已经死亡，另一个身体还在微微颤动，“当时他已经被埋压两个多小时，生命垂危。我们拿氧气管放到了他口鼻边，并为其注射呼吸兴奋剂。”遗憾的是，到五点左右该工友被抬出时，已经死亡。

 

　　同一时间，这个偏处一隔、平日除了施工人员鲜有人至的工地，一下子涌进了大量“陌生面孔”。工人家属、施工方负责人、媒体记者、政府部门领导以及附近和路过的市民¬——在这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救援工作在昨天凌晨结束，这场突如其来的惨剧，最终被定格为触目惊心的八死九伤。

 

　　昨天下午，在天湖第五人民医院见到了经过治疗已能谈笑自如的三名伤者。根据主治医生的介绍，周兴龙颈椎撕脱性骨折；周兴旺眼部被水泥石灰灼伤，肋侧副韧带损伤，兄弟俩除了继续用药治疗后，还需静养和进一步观察。四十九岁的王文忠伤势最重，由于腰椎爆裂性骨折，需要手术治疗。

 

　　包括三位伤者在内，出事工人们大都是家里的顶梁柱甚至是唯一经济来源，他们的受伤和离世，让本来能够自足或还能略有盈余的家庭，如那块楼板般“轰然倒塌”。侯应粉说，包工头和施工方昨天曾到医院看望过她们的丈夫，“带了一些慰问品，至于赔偿问题，说过一阵再说。”

 

　　下午五点，出事的工地，大门外拉起一道长长的警戒线。在门外道路两侧，一字排开十多辆小轿车，看牌照多属于政府机关，一名内保告诉记者，“省里和市里的领导，还有我们华强的领导，已经在里面开了一天会。”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目前施工方的负责人已被控制接受调查，事故如何补赔问责，不久会有一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