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的那边

　　离开那里大约有二十几年的光景了，因那里是我毕业后参加工作的第一站，又是我人生发生大转折大迂回的地方，所以，那里的记忆便深深地植入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所极普通的乡村中学，中学附近散落着几个零落的平原小村，人口多的不过200来人，最小的村也只有两户人家，就在学校的正对面。此处地处偏远，交通闭塞，但民风纯正，乡土气息浓。我离开后，不管走多远，不管环境多华丽，那里却是我永远梦缠神绕的地方。

　　中学不很大，三个年级，六个教学班，教师也就十几人，房子都是土坯房，院墙也是土的，但也有操场、篮球场。到了晚上，附近的老师便都陆续回家了，住校的没几个，我是刚分来的，离家远，且又无牵无挂，理所当然就住校了。晚上人们一走，学校一片寂静，便显得空旷起来。我也便觉得孤孤单单，心情变得沉郁下来。于是，便有了散步的习惯。学校往西往北往南都是小村子，只有向东是个大洼，洼的中央是一大片杂木树林，所以，散步的方向只有向东。

　　大洼的杂树林大约有百十亩地大，树木极其繁杂，起初散步只是在林外走走。但时间一长，见树林里还掩映着许许多多破败的房屋，就压抑不住好奇心，逐渐向里涉猎探索。顺着南边的一条弯曲的小路向里纵深，便是一块开阔地。歪歪斜斜青砖瓦房大约有十几排，各个院落都长满了杂草，从痕迹上看，过去这里一定辉煌过。

　　树林里住着一位很怪的老人，外号叫傻猴，传说中这里会闹鬼，所以，人们是不常来的。傻猴也不轻易出这个树林，时间一长更增加了几分神秘。初夏的一个晚上，凉风习习，我伴着月色拜访了这个老人，我想，他的内心里一定藏着一个很深的故事。从学校到杂树林的路并不好走，学校与杂树林之间有一条弯曲的小河，小河上有一座木桥，木桥已破败不堪，桥面上的木板也残缺不全，勉强可以过人。过了小河，紧挨河坝就是杂树林。

　　傻猴老人住在最后一排的一个小院内，房子虽破旧，但收拾得很整洁。当我踏着月光进去时，老人正坐在大柳树下抚摸着一把铜号出神。老人倒是很好客，见我来了，似乎很高兴。交谈中才知，他对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离开时，我请老人吹了一下小号，好像一首古老的民歌，哀婉、凄切、悲凉。两行浑浊的泪挂满了他的脸，老人一定有一段不肯启齿的辛酸往事。

　　河那边的杂树林是原来红星社的旧址，而傻猴老人就是当时红星社的社长。当年的红星社颇具规模，是全县第一大社，包括十几个自然村。这里面的十几排房子就是傻猴社长带领社员建窑烧砖盖起来的，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傻猴社长可是当时全县的名人。只是后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这里才逐渐冷落下来。周围这片杂树林也是当年傻猴社长带领全社的青年团员一棵一棵栽植的，傻猴社长刚当社长时不过二十几岁，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因为他讲话的时候总有一句口头禅：啥里时候，所以人送绰号傻猴。傻猴的辉煌一去不复返了，可这个曾经辉煌的旧址在，杂树林在，人们的记忆在。尽管一切已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可傻猴却从未离开自己创业的地方，一生的心血和青春都奉献给了这片热土。

　　当时建高级社时，县里给了大力的扶持，还派来一批男女干部。帮助社里建起了吕剧团，办起了夜校，干部和社员们一起唱歌、演戏、劳动、学文化，搞得是热火朝天。到了后来，这里来了一批下乡知青，大约有二十几人，这里就更加热闹起来。这些热血青年和傻猴一起创业，愣是把红星社搞得有声有色，红星社成了远近闻名的红旗单位。傻猴的生活也有了变化，一个北京知青爱上了他，这个知青就是汪莹。插队不长时间，汪莹就因工作出色被任命为这里的团支部书记和妇女突击队长，再后来又担任了公社妇联主任，常驻红星社。后来有多次回北京的机会，汪莹都放弃了。一九七二年的五一，两人征得组织同意举行了婚礼，就在红星社里安了家，全社的人们都为他们高兴，县里还有许多干部来参加了婚礼，羡慕地人们不得了。人道是，天有不测风云。结婚后的第十天，大雨滂沱，晚上汪莹去查看砖窑，因砖窑崩塌遇难，就像张思德一样牺牲了。尽管当时追求傻猴的姑娘不少，但是他再也没有谈婚论嫁，终于变成了真正的傻猴。汪莹的墓就在小河边大杨树下的草丛里，起先上级还把她追认为烈士，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取消了，据说是被打为文化革命的三种人。真是世事难料，可惜了他们一代人的付出。

　　傻猴的小号又在幽咽中响起，似乎诉说着当年的辉煌与怅惘，又像诉说着内心的不平，我对他，他们的精神和付出，从内心有一种深深的敬意。以此，纪念当年那代热血青年，以及他们为祖国为人民狂热而无私的追求，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