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一

　　我的出生地是青岛。青岛现在是一个大都市，但百十年前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当地人多以打鱼为生。翻遍史书也找不出什么记载。如果勉强算的话，东边的崂山是有些名气，是道教发源地之一。聊斋故事写过的穿墙道士即出自崂山。往北百十里是即墨县，春秋战国时的齐国所属，曾有田横五百士。

　　她的繁荣建市是从十九世纪末叶，德国人占领青岛算起。德国人想的挺好，打算把青岛建成永久殖民地，经国令批准，拿出大量银两，铺铁轨，修胶济铁路，建别墅、建公园，至今步入山坡眺望，青岛老区仍是连户的红瓦别墅或是漂亮的小洋房掩映在绿树丛中。德国人把上帝也一并请来，建起几座大教堂。其中最高的天主教堂高高的耸立在山坡上，如从海上来青岛，最先映入你视线的便是这座教堂的尖顶，据说是中国唯一的祝圣教堂，也是青岛地区最大的哥特式建筑，非常漂亮、壮观。

　　德国人在沿海一带种上树木、花草，并立下规矩，凡毁坏一棵树，罚种十棵，这倒是个好习惯。至今百十年过去，青岛的绿化程度依然是全国最好的。除此之外，他们还修建了纵横全城的地下排水系统。这些年全国若干城市每逢大雨如何排水总成问题，有的城市大雨后立刻变成汪洋泽国。此时，电视、报纸网络总说到青岛的下水道，虽有百年历史，却依然宽大、结实，即使大雨三天三夜，雨稍停，街面上立刻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水都流入下水道注入大海。

　　上世纪初，德国在一战中失败，中国人收回青岛。约从二三十年代起，青岛又迎来新一轮繁荣期，又有许多建筑成群地拔地而起，其建筑风格、样式基本还是沿袭德国，依然是红瓦白墙，光彩绚丽，美轮美奂。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建筑的主要设计者却都是中国人。那个年月中国竟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设计师，他们具有很高的审美能力和精巧独到的构思，可到了后来却为什么都集体失踪了？是因为战乱？还是因为新中国建立，新的环境新的潮流趋势已经不需要他们了？大概二者原因都有。

　　当时的市长沈鸿烈，老青岛人都记得他。这个沈市长是个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人，视野及其开阔。他想把青岛建成全国最好的城市，最文明的城市。他知道光有好的建筑、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还不行，那只是硬件。要使一个城市站起身来，还得凭文化，文化强大才是真强大。他在当时创建的青岛大学，不惜重金邀请全国一流人文学者来岛城居住、讲学。比如：康有为、沈从文、老舍、梁实秋、萧红、萧军等等这在当时甚至现在国内都响当当的一流学者云集青岛，还为这些作家配备了海边舒适的望海别墅以及自由的言论环境。那时的青岛可谓黄金时代，文人荟萃、星光灿烂。

　　我出生于一九五一年，所居住的楼房位于胶州路上端，背靠观象山，东邻一座红砖垒起的基督教堂。常年可见和平鸽在塔尖盘旋，尖叫。星期天，教堂的钟声，回荡在青岛的半个上空。胶州路下端连接著名的商业街——中山路，其中大小商店、酒楼、饭店林立，中山路的末端便是海边栈桥。在我家窗口或大凉台上，可遥望一片辽阔的大海，常见白色的大轮船响着悠长的汽笛进出港湾。让人惊心动魄的是长海落日，五彩云霞倒映于大海之上，变幻万千，让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大雨后总能见到彩虹从大海中升起，横贯于大半个天空。太阳在沉入大海之前，把它耀眼的光芒照在我家东边一所高建筑的大玻璃上，好像忽然有了两个太阳，太阳沉入大海时，大玻璃上的太阳也消失了。我很小时以为，大概太阳进入了那座大楼，也睡觉了。这些壮观的大自然之美，在我后来的大半生再也没见到，好像人类的早期童话故事，再也没有重现。

　　二

　　青岛是个移民城市，我的老家亦是在距离青岛二百余里的昌邑乡村。爷爷是个私塾先生，一生教学，中年丧妻，独自照料两个儿子。平时少与人来往，喜欢独自看书，养花养金鱼。字也写得很好，逢年过节，周围几个村的人都来求他写对联，青岛的有些商铺也慕名前来，求他写商号。不仅字写得好，还能画几笔，逢过年，画上几幅大画，还有什么“关公夜读”、“武松打虎”等等，托人拿到集上卖钱。其实关于卖画这一细节，是我小时另一位姥爷告诉我的，清楚地记得那个姥爷压低声音，小声趴在我耳朵上说的。小时候很不以为然，还奇怪老头子怎么这么神神叨叨？后来慢慢长大见的听得多了，我才猜想大约是，文人作画本是雅事，可拿到集上去卖，是乃大俗，太掉价。或曰：其画画品不高，难登大雅之堂，只能沦为地摊。因没见过爷爷的画，不知是哪类。

　　不过他的小儿子，即我叔叔的大作却是见过的。六十年代初，我回老家，曾在我家老屋子墙上见过他画的古代将士骑马打仗的大幅壁画，大概都取材于“三国”、“水浒”，画得很生动。叔叔十八九岁参加了不知哪路军，是国军、八路还是杂牌军队，总之是与日本人打仗，死在战场。想来应该算是烈士，可从来没听说过得到追认。我总想他如果没有从军早早死于战场，而是致力于画画，应当属一把好手。

　　我父亲打小不安分，十几岁便独自去往青岛、上海这些大城市里闯天下。刚出道时，大概手里没啥钱，在上海拉车送货，下过苦力。仗着他读书人家出身，看过几本书，还会讲几句洋话，很快做起生意。上海、天津、青岛到处跑，什么来钱快做什么，也不管是否犯法，倒弄过黄金，从敌占区买来贵重药品---青霉素，偷运到解放区，卖给八路、解放军。

　　虽然父亲挣了点钱，但爷爷看不上眼，以为那不是正道。更重要的是爷爷总为了他提心吊胆，说我父亲弄不好就会蹲大狱，掉脑袋。于是逼他回老家，为他娶上了一房媳妇。大概爷爷还是很传统，以为娶上媳妇，就能拴住这不孝之子，并为苑家延续香火，自己也可安度晚年。其实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老一代农村人大都这样吧。父亲不得已终于娶上媳妇，可那媳妇一来没文化，二来还是半小脚。父亲在外几年，出入过十里洋场，见过世面，实在不喜欢这媳妇。但也不敢违抗爷爷，娶了媳妇还生下两个儿子。那之后又匆匆上路，奔上海、青岛而去。过年捎点钱给老家，再也不愿回去。我想他的心思从未在老家驻留过吧。

　　父亲混阔了，夏天浑身上下米色毛料西服，白皮鞋，天冷是驼色，咖啡色毛料西服，外罩厚呢子大衣，且都是在上海名店订制，料子也都是英国进口。虽家中有妻有儿，也挡不住他在天津有情人，喜欢进出戏院，尤其喜爱看梅兰芳的戏，一张票合一袋洋面。后来父亲在青岛买下房子，就是我出生时的那幢楼。期间爷爷多次来信催他回家看看，他总托辞生意忙不过来，后来连书信也很少寄回家，直到他遇到我母亲。

　　母亲小时候跟随姥姥在老家，上过几年小学，认几个字，后因战乱也不学了，随姥姥进了青岛，帮姥姥理家，看护小妹。姥爷做生意忙，无暇顾及她，她也撒欢了几年，名曰看小妹，把小妹扔一边，独自上大海边，钓鱼、摸螃蟹、拾蛤蜊，几次归来，差点找不到小妹。待到出嫁年龄，也出落得挺好看，有一双很大的眼睛。初见我父亲时，父亲一身毛料西服，白皮鞋，高高大大。且走南闯北，见过世面，谈吐不俗，手头阔绰，花钱大方，互相都很有好感。不可原谅的是父亲隐瞒了他在农村有妻儿的事，称自个儿是独身，母亲把他领回家见我姥爷，因为父亲有一副憨厚的外表，生意场上又在行，姥爷甚为满意。父亲在春和楼宴请姥爷，婚事就这么定下了。

　　父亲把母亲接到新房开始生活。他自己依然常常外出做生意，母亲在家理家。那时正值青岛临解放，市面上很动荡，父亲也隐约地感到不安，他对一个马上降临的新社会有些恐惧和迷茫，总觉得新社会会断掉他的生意，还因此辗转托人买了两张去台湾的船票。可母亲听说要带她去台湾，离开新建的家，离开老母，执意不从，两张船票就这么作废，也从此改变了命运的轨迹，这是后话。台湾没去，青岛解放。父亲很少再去做生意，常在家与朋友打牌，日子也算悠闲。直到有一天，他照例去打牌，母亲独自在家，有人前来敲门，母亲开门，见一头戴瓜皮帽衣着还得体的乡下老者，

　　老者问：“这是苑尚武家吧？”

　　母亲点头称是。

　　“我是他爹。”老者一脸威严。

　　见公爹远道而来，母亲赶紧叫爹，忙不迭地把老人让进屋。没想到老人身后还有一个半小脚女人拎着一怯生生的男孩。老人没介绍，母亲以为这是公爹带着农村亲戚来青岛看病的，也热情地让进屋。

　　母亲为他公爹，也就是我爷爷泡茶，递烟，老人家脸上无表情，只是冷冷地打量着房间，也不搭腔。而那个半小脚女人和孩子站在门边，母亲让坐也不坐，水也不喝。

　　屋里的气氛很尴尬，母亲尽力讨好公爹，问寒问暖。爷爷只是抽着烟沉默着，末了问了一句：“尚武啥时回来？”

　　“说是与朋友谈生意，很快回来。”

　　“我等着。”爷爷脸沉着，再也不搭腔。

　　母亲忙着去做饭，少顷，父亲进屋。一进屋，愣住，叫了一声：“爹。”

　　爷爷站起，命令的口气说：“到里屋来！”

　　父亲随爷爷进里间，只听到“咣”的一声抽耳光的声音。

　　母亲手里的盘子掉在地上，一刹间，她仿佛忽然明白了，父亲欺骗了她，来的那个半小脚女人和孩子是他的老婆和孩子。

　　爷爷脱下鞋，用鞋底抽打父亲，痛骂他：“你这个不孝之子，败坏家庭门风，败坏忠孝礼仪，不知羞耻，咋办下这伤天害理之事？你让你爹如何在乡里做人？你让他们孤儿寡母今后何以为生？怪不得两三年不回家，不捎信，满口撒谎生意忙，原来你......你干出这种事！你这个畜牲！”

　　父亲任由爷爷抽打、训斥，不敢吭声。

　　“立马把婚退了，房子卖掉，跟我回老家！”

　　父亲吭吭哧哧，断断续续地说道，当初结婚是爷爷一手包办，他一百个不愿意，是被爷爷立逼而成。

　　“我逼你结婚？我逼你养上孩子？你这个混蛋！咱苑家是读书人家，是知书达理之人，我一辈子在乡里受人尊敬，你让我如何再见父老乡亲，怎么面见列祖列宗，我恨不能一头撞死！”

　　父亲拦住爷爷，下跪求饶。

　　爷爷又一一列数之前的儿媳妇如何孝顺，带俩孩子如何艰难，“而你在青岛花天酒地，胡作非为，大把花钱，看看你身上穿的这身皮，就是农村一年几亩地的收成，畜牲！畜牲！”

　　父亲只是一个劲磕头，求饶。

　　这边屋，一个女人无声地抹眼泪，还有一个娃醒过来嚎啕大哭。

　　父亲铁了心，坚决不随爷爷回家，还给爷爷送上一笔钱，算是赔偿，并与前妻离了婚。爷爷被眼前的现实击垮，在孙子搀扶下离开青岛。

　　父亲应付完爷爷与前妻，又来面对母亲的吵闹，痛哭流涕。父亲诉说当初是如何看上母亲，如何让他心动，并一再发誓赌咒，今后将一生一世爱母亲，总之木已成舟，生米已做成熟饭，母亲也屈服了这种命运的安排。

　　自此，生活恢复了平静，我也来到这个世上。

　　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批劳动力，也如现在的农民工，从胶东半岛、胶县、平度诸县涌入青岛。修铁路，盖房子，干苦力，做生意。在这儿生根，繁衍后代，成为第一代青岛人。

　　我姥爷曾是一个劳苦的农民，身高七尺，有一身好力气，但在老家平度却混不上顿饱饭，家里弟兄们又多，临到三十也娶不上媳妇，最后下定决心，推着一辆独轮车，脑后留着大辫子，独自闯青岛。他大字不识一个，什么苦力都干，后来收购旧麻袋，雇上几个小工，缝缝补补再卖出去。不出几年，在商铺林立的济南路买下一块铺子，有模有样的干起来，挣了几个钱，回老家娶了媳妇，也就是后来多年和我相依为命的姥姥。姥姥身材矮小，一双小脚，年轻时长得很是秀气。此后，姥爷在青岛做生意，姥姥在老家生孩子，伺候婆婆，料理家务。

　　姥爷是个典型的北方农民，为人厚道，老实，对老人特别孝顺。每每开春渔汛季节，集市上的鲜鱼如鲅鱼、刀鱼、鲳鱼、螃蟹等等堆积如山，姥爷总是让伙计凌晨就去买上两大筐。青岛到平度一百多里地，姥爷就让那小伙计把一筐鲜鱼推回老家。傍晚时分，约莫他老娘见到鲜鱼，也差不多下锅了，然后推测鱼做好老人家已经动筷吃上一口了，远在青岛的姥爷这才吩咐伙计们，把另外一筐鲜鱼下锅炖上。家里老娘不先动嘴，姥爷是绝不动的。秋天新下的水果，像苹果、梨等也是如此，买两筐，待伙计们送到老家，老娘吃到嘴里，他方能吃。

　　逢过年，姥爷回老家，必先面见老娘，捧出一年挣的钱交给老人家，再与老娘喝茶，说话。待老人家发话后，再回自己的屋，与妻子团聚。在此之前，即使在庭院见到妻子，也不能有任何亲热表示，只是点点头而已。姥姥则是低下头，脸一阵红，赶紧抽身走开。一家人吃饭时，姥爷与老娘及几个兄弟围一桌，喝酒、吃饭、谈天说地。姥姥是不能上桌的，只是在伙房忙活，或端盘端碗伺候。

　　姥爷终其一生是个农民，虽然挣了钱，但很少想到再投入做点大生意，只是把钱送回农村，盖房子置地。房子盖多盖大了，几个弟兄人人有份，那时并没分家，是个大家族。弟兄们在家置理家业，种地卖钱。整个大家族的主要收入就要靠姥爷在外边挣。姥爷的老娘，只是盘腿在炕上，手持着长烟袋喷云吐雾，喝着茶，总管一切。

　　不料碰上战乱年月，到处是土匪和杂牌队伍，打家劫舍胡作非为。姥爷的一个兄弟被土匪绑票，用一大笔钱把人赎回来。可不知为何，土匪又一把大火烧了姥爷多年辛苦挣下的家业。据母亲说，大火烧了七天七夜，一切家产荡然无存。姥爷闻讯匆忙赶回老家，几个兄弟却暴跳如雷大骂姥爷，说这是老天报应。

　　对此事我始终不明白，姥爷在外辛苦挣钱，你们兄弟人人都有份，都盖上新屋，娶上媳妇，也算是小地主了，咋出了事，就一盆狗屎扣到姥爷头上了呢？那土匪打劫也并不是姥爷引来的呀！后来我想，大概世代种地的农民都认为土里刨食，种地为生才是正道。凡做生意经商挣钱都是不义之财，总有一天，老天会报应的。不知是否此理。同时也可看到，中国农民并非一味厚道，当手里有粮，家道平安，天下无事时尚可和平相处。一旦出事，个人的利益或安全受到危害时，哪怕面对亲生兄弟也会大打出手，推卸自己的责任，一味怪罪别人，甚至群起而攻之。

　　姥爷一心巴望有个儿子，一来可承接祖宗香火，二可继承家业。可几十年，姥姥连生九胎，竟无一个是带把儿的。姥爷很是恼火，姥爷的老娘，含着烟袋坐在炕沿上，每到姥姥产子总询问“是不是带把的？”当得知无把时，老太太敲敲烟袋，下令：“扔尿罐子里，憋死！”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还不如一只鸡。勉强活下来的，逢小病不治，久之则成大病，人还没咽气，就草草处理掉。最后只剩下俩闺女，我母亲和我姨，算是命大。姥姥没生儿子，在家永远抬不起头，平时伺候婆婆，包揽全部家务，说话压低声，大气不敢喘。常年日久，不及中年背就驼了，走道需扶着墙根，人像个虾米一样。姥姥带着俩闺女吃饭从不得上正桌。伺候婆婆小叔子吃完饭才胡乱吃两口。老太太吃白面馍，姥姥及闺女吃高粱面窝头。小姨五六岁时，哭闹着要吃个白面馍，姥娘顺手给她一巴掌：“谁让你没个把！”小姨抹着眼泪：“俺也要个把！”她的亲爹，也就是我姥爷，有心给孩子拿过白面馍，但在老太太及他兄弟跟前，则不敢吭声。

　　一九三七年，泸沽桥事变，日本人大举侵略中国，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老家因战乱又加之刚被土匪洗劫，无法再呆下去了，姥姥携俩闺女跟着姥爷，来到青岛。从此母亲开始了在青岛的大半生。

　　虽说是战乱年月，青岛也被日本人占领。但因为偏居一隅，比内地稍安定些。姥爷的生意照做。凭着他待人诚实，厚道，讲信誉，生意竟也做大了许多。批发麻袋，油桶，家里安有电话，逢有大客户来，到春和楼吃饭，烟馆抽大烟。那时生意人抽大烟也平常，也是待客之礼。

　　姥爷只有一门心思，眼看着年纪越大，可膝下无子，谁来继承家业？终于他又娶了一房媳妇，姥爷虽年过六十，可体力超人，加上运气好，竟连生两儿，两闺女。姥爷是喜上加喜，姥姥与母亲则被冷落，甚至被撵出原来的家门。

　　搬出姥爷家，姥爷另给一块小房，姥姥带俩闺女艰难度日。后来姥爷得急病撒手而去，姥爷的二房则继承了姥爷的房子、店铺、存钱等大部分家产，姥姥则没分到啥值钱的，据说只分到了那么几个元宝和美金（美元那时老人叫美金）。再后来到了挨饿年月，姥姥拿出金元宝想换点钱买粮食时，却被一个街道干部全部骗去。美金被她小心藏起。姥姥死后，正逢改革年月，老房子搬迁，我找遍了每个角落也没找到。

　　四

　　解放了，父亲知道生意没法干了，再捣弄黄金可能犯死罪。可一时不知干什么好。母亲经常参加街道举办的思想教育会，回家来就劝父亲赶快洗手不干。可全家人又不能坐吃山空，父亲曾想办个小厂，可总也没成。参加新政府的工作也没成，兴许他闯荡江湖惯了，一时无法规规矩矩上下班，更别说去当工人、做体力活了。不得已只好混日子，与他的好友们喝茶、打牌。

　　最后父亲下定决心，把手头的黄金一遭出手，变现。母亲听说他又要出去，苦苦相劝，可是父亲主意已定，母亲咋说也不管用。于是父亲买了去东北的火车票，准备最后干上一笔。临走那晚，父亲的一个朋友来家借钱，父亲一向不喜欢此人，就没借给他。可是与此人的交谈中父亲无意中透露了要到东北做生意的信息。打发那人走后，父亲第二天就登上了北上列车，出关外到沈阳。不料父亲刚下火车，即遭公安逮捕。据后来想，正是他那位朋友，因为没借到钱，告发了父亲。

　　那年父亲刚三十，这后半生算是毁了。

　　而我，刚出生四十天。

　　那天夜里，母亲刚安顿我睡下就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母亲开门，若干公安民警闯进我家，他们告诉母亲，父亲犯法已遭逮捕。他们拿出搜查证，搜查、抄家。我被惊醒，大哭大叫，母亲惊慌地搂住我。公安民警搜查得很彻底，家里翻了天，连地板都被撬开也没搜到什么东西。后来母亲告诉我此次父亲北上，家中的黄金都被他拿走了。

　　若干年后，我长大成人，每当夜晚睡不好觉，或大白天迷迷糊糊时，总隐隐约约出现一系列电影场景：在我家楼梯上，忽然传来若干人同时上楼的声音，急促而杂乱，很恐怖。我从楼上往下看，好像许多人都带着钢盔，手持步枪，样子像是日本兵，又看不清他们的脸，正冲我家而来。我立刻倚在门口，或趴在地上，掏出枪射击，前边撂倒几个，后面又涌上来。我边射击，边喊着让我妻子抱上女儿从凉台上逃走......这难道是看打日本的电影看多了，似乎又不像，那是为什么？这种梦若干年内反复出现，挥之不去。后来我看弗洛伊德的‘释梦’一书，他说到人在幼年时受到过度惊吓，恐惧会深藏于人的潜意识深处，它可能伴随一生。这种常年的积压偶尔会在人的梦中宣泄、释放。他们的表达方式，常以变形的形式出现。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当年公安的抄家过度惊吓了我，从此这种恐惧深藏于我意识深处。待我成人后，又以梦的形式再现，释放。那为什么公安民警变成日本兵呢，这正是弗洛伊德所说“变形”。而梦中的我以正面形象出现，阻击日本鬼，保护家人，则是一个成年男人应该承当的责任。

　　当我的面被抄家，我经历过两次，后一次是我十五岁那年，这是文革刚开始，这次来抄家的是红卫兵，他们手持棍棒，几十人涌来，其来势远在当年的公安民警之上。所有的家具全扔到大院子，母亲抱九个月小妹被押上一辆大卡车，迁返至农村。这两次足以使一个孩子心灵上永远蒙上一层阴影，恐怕会伴我一生，而那个噩梦也将会再重现。

　　父亲被判六年。在我家对面是市第三公园，凡重大的公审大会都在此举行。父亲与许多反革命犯、刑事犯被押上卡车，从我家窗下走过前往第三公园。为了加强震撼力，汽车走得很慢，高音大喇叭一遍遍历数犯人的名字、罪行。母亲抱着我，目睹了父亲被捆绑着押上卡车，身后站着武装的军人。过后我母亲曾说，要不是因为怀中抱着我，她会一头从楼上跳下去。

　　父亲被判刑，服刑是在几千里之外的东北漠河，母亲带着我将何以为生？她买来一台缝纫机，在家学绣花，但街道干部说，要想加入绣花社，需与父亲划清界限，彻底离婚。母亲没有别的选择，与父亲离了婚。把姥姥接来照看我，一家三口老少三代，艰难度日。母亲没白没黑蹬机器绣花。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总是看到她的后背，从我一睁眼，她已经咔嗒咔嗒干起活来。当我睡觉时，她还是趴在机器上咔嗒咔嗒踩机器。有时我半夜醒来，还是看到她弯曲的后背，咔嗒咔嗒地干活，实在困得不行，就一只手托腮在机器上趴一会。过很多年后，老邻居们对我说“凌晨起床，就隔着窗看你妈踩机器，半夜起来上厕所再抬头，还能看到你妈在干活，她简直是个铁人”。我想母亲如此拼命地干活，一天十几小时的工作，从无休息日、节假日，以致人到中年时全身的骨骼就都变形走样，臀部巨大，两腿弯曲。一来是为了挣钱养家，二来大概是只有不顾死活地干活，才能抵抗住巨大的精神压力与几近崩溃的神经。

　　五

　　我的儿童时代，是缺少良好教育的。母亲起早贪黑忙着挣钱养家顾不上我。姥姥小脚走道都要扶着墙，更是管不了我。有时姥姥阻拦我出去疯，我能把她一把推倒在地上。在我的带领下，同年的小伙伴有了更多的乐趣更大的自由，简直就是大人们眼中的“祸害精”。我与小伙伴们结伙打群架，上山下海放肆的疯跑疯玩。虽然年龄小，当不了孩子头儿，但每逢打架，冒着被砖瓦石块打伤的危险冲锋在前的，一定少不了我。为此，仅头部就被砖块两次打得血流如注，还从楼顶摔到三楼一次，当时就昏死过去。

　　我家住的是楼房，楼顶是个大凉台，宽十余米，长四十余米，四周是高约一米多的墙，墙下就是车水马龙的大街。伏在墙上，可看大海落日，可看起起伏伏的半个青岛，入夜还可看万家灯火。这凉台是小伙伴们常年玩耍之处，写作业、做游戏、打扑克，夏天各人携起小凉席铺在地上，躺在凉席上看天上星星，轮流讲故事。或嘲笑某个小伙伴，说他没出息，专与“大母子”玩。（大母子指秋天的蛐蛐，公的可斗，母的就称大母子，在这儿的意思是指女孩）不知为什么，中国封建意识中的男尊女卑，是如此毒害着少年儿童。在小学上课，如与女孩同一桌，必划出一条线防止女孩过线，谁和哪个小女孩说话说多了就会被其他小朋友耻笑。可其实每个小男孩的内心深处，都对漂亮女孩充满了好奇心，特别心向往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可见从小就被扭曲了。

　　刚才说到我小时是如何的野，为了在小伙伴面前显示我的能耐，常爬到凉台高墙上，沿四十余公分的平面来回奔跑。小伙伴们为我叫好，我则俯身向下望，楼底下来往的行人都驻足观看，并发出尖叫声。每每这时我都很得意，竟又玩起花样：手扒住内墙，腹部顶住外墙沿，身子大部分都荡在外面，听着下面的惊叫声，我竟能张开双手，仅仅用小腹卡住墙沿......许多年后，我曾经的小伙伴对我说，从我以后，院里再也没有像我那么野，那么大胆的孩子了。也算我命大，怎么没摔死呢。

　　总的说来，印象中的儿童时代都是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

　　尤其是上了小学，逢寒暑假，头几天拼命把作业全部完成，剩一个多月那可是自由解放的时间。早上饭还没吃完，伙伴们就在楼下叫喊，那可是战士听到冲锋的号角了！我不顾母亲阻拦抓起半块干粮，飞也似地跑出家。先是上山，到汇泉山，爬树捉“知了”、金壳郎，最有兴致的是捉“土渣”，其实就是蟋蟀、蛐蛐。循着蛐蛐的叫声，悄悄地接近，心激动地要跳到嗓眼，轻轻地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清理环境，盯住它藏身的大石块，把周围的乱草拔掉，碎石清理完，然后再掀开大石块，猛扑过去。伙伴们谁要抓住一个大个的，那真像得了大奖一样高兴。

　　可是抓蛐蛐也有危险。记得有一次到中山公园玩，忽然听到真正的大钢（叫得特别响，个头也是最大）声，低沉、浑厚、特别响亮。我仔细聆听，发现它是隐藏在石头垒的花墙之中。我的神经崩得紧紧的，慢慢靠近那面墙。垒墙用的石块不小，又深深地嵌在泥土石灰中。我从最上面开始一块一块搬动，挪到一边，很快就看见那大钢藏在当中那块石头缝中。于是我又费力地把左右石头挪开，小心翼翼生怕惊动那小东西。整个拆迁工程可不小。正当我要搬起最后一块石头，准备抓住我的胜利果实时，只觉脑后“轰”的一声，一个大耳光砸在我半边脑袋半边脸上。待我晃晃悠悠地爬起来，只见一八尺大男人站在我身后。还不等我喘口气，那人又抬起穿着大皮鞋的脚狠狠地踹到我后背上，我立刻就向前扑出好远，大男人怒吼：“混帐王八蛋！给我把墙老老实实垒好，不然我揍死你！”我摸摸脸上的伤痕，来不及拍怕身上的土，大气不敢出，又老老实实地把一块块大石头放回原处，把小花墙垒成原样。

　　虽然挨了打，可我仍然抵不住蛐蛐的诱惑，依然我行我素。捉到蛐蛐，塞进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作业纸卷成的小纸筒里，回到家养在小罐罐里，隔三差五就要约上小伙伴在院子里斗蛐蛐。如果斗赢了，得意之极，就为它赐名“大王”、“二王”等。还要特意为大王捉大母子一只。为什么这样，小孩子并不太懂，冥冥之中举得大概是除了吃外，大王还有性的需要，作为它的主人需要充分考虑到。如自己的大王被斗败，沮丧之极，便发誓再上山，不惜扒人家的墙、挨打挨踹，也一定要再捉只好的回来斗，如此乐此不疲。

　　除了爬山斗蛐蛐，下海更是我最大的乐趣之一。青岛的海水浴场是最令我神往的地方，金色的沙滩，无边的大海，它变化万千，或风平浪静，海面像一面巨大的绸缎，轻轻地掀动；或巨浪滔天，排排巨浪像山一般涌来。那种巨大的力量摧枯拉朽，大树会被连根拔起，礁石会被砸裂。更多时候则是伴着凉风，海浪轻轻地拍打岸边，发出一声声叹息。对于我们这群孩子来说，不懂自己的体力与距离时间上的关系，不管三七二十一争先恐后往里游，待到体力不支时，才想到要游回沙滩休息。可此时不管体力、精力都已用尽，没别的选择，只能拼命往回游呀游呀，头脑发胀，全身无力，咸咸的海水随时灌进嘴里耳朵里，还得坚持着一寸一寸地向前挪动。现在想想，那真叫在死亡线上挣扎，待游到沙滩边时，已经像一条死鱼般跌倒在沙滩上。可是下次游泳依然不接受教训，仍然如此反复一遍。更可怕的是，待往沙滩返回时，有时还会赶上天气骤变，暗流涌动，几米高的海浪发出巨响拍向沙滩。这时的情况非常危险，孩子们只能游至浴场的侧面，从乱礁石上登陆。当游至离礁石八、九米时，只见一层层巨浪拍打到礁石上，溅起高高的浪花，发出阵阵轰鸣声。那真是惊心动魄，一不小心就会被海浪裹挟着，狠狠砸向礁石。少说会让人头破血流，断胳膊断腿，严重些会则让你送上小命。对此，我还算机灵的，在离礁石群还有几米处时，眼睛死死盯住离自己最近的一块礁石，找到手可扒住的凸起，脚能蹬住的几个点，然后随着一波海浪猛扑过去，手脚紧紧扣住，贴在礁石上。不熟悉水性的人也许不知，一波海浪过去再往回抽时的力量也极其巨大，如果此时抓不稳就会被重新拉回到无边无际的海水中。海边长大的我深谙此道，将小腹紧紧收起，手脚并用，身子像面弓一样趴在礁石上，任凭海浪从身底下抽回。就这样保持姿势停留数秒钟，在下一波浪头涌来时借助那股巨大的推力，迅速往上爬。整个过程如果稍有不慎，把握不好或是动作不协调，那胸前、小腹、大腿根儿就会被划出一道道血印子。

　　与海浪搏斗，在海水中畅游一天，待到下午太阳落山回家时，伙伴们早已经精疲力尽，肚子里那点粮食也早已荡然无存。一群人路过小集市，手里谁也没有一分钱，可是饥饿难耐，只好去偷。几个小伙伴挨近卖菜的商贩，前面有俩小伙伴故意找茬儿与商贩乱吵吵当作掩护，后面几个就趁机把黄瓜、西红柿揣进兜里。得手后，呼啦一下子跑到无人处。几个人乐翻了天，一面啃黄瓜，一边嘲笑商贩。回到家里，母亲问“下海了吗？”我装作没事人一样回答说“没有！”可是母亲也有办法，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用手指甲在上面一划，立刻出现一道白印子，便不由分说抡起手就打。这些都是家常便饭，我也不在乎。吃过晚饭，趴在床上，立刻像死小猪一般，呼呼大睡。

　　我家对面的第三公园，每每到了星期六的夜晚，便是最热闹的时候。那时会有户外电影，空地上树两根长杆，绑上银幕，老老少少里三层外三层拥挤着看电影。碰到刮风时，银幕如同旗一样飘动，人也跟着变了形儿，但这丝毫影响不到底下观众们的兴致。还有扎台唱大戏的，只见舞台上穿红戴绿的男女演员们抹着大白脸大红脸咿咿呀呀，孩子们不感兴趣，都是老人看，高潮处还跟着一起小声哼几句。最热闹的时候还有全市职工篮球赛、乒乓球赛，甚至还有舞会，男男女女搂在一起，在莫斯科郊外的乐曲中翩翩起舞。不过在我们孩子眼里，那些男女似乎都不正经，觉得男女搂着“不要脸”。总之凡文体活动应有尽有。周围的市民吃过晚饭后，大都涌向公园，而对我们这些小伙伴说来，更是要去。可公园进门要门票，五分钱一张。为了逃这五分钱，孩子们爬高墙，钻铁丝网，或者趁着人多时躲在大人身后，揪着衣服角，随着人流一拥而上。要是捉不住就赚了，要是捉住了顶多就挨一脚，或是被提着耳朵扔出去。其实想要看场电影，家长们都会给个一毛、八分的，但要的就是这份刺激，似乎只有这样才过瘾。

　　虽说我是大院里出名的“野小子”，上山下海无所不能，打架偷摸必不可少，可上天并无抛弃我，还赐给我喜欢看书，也喜欢学习的习惯。这兴许与小时候爱看小人书有关。我家楼底就是卖小人书的铺子。其实当时沿马路边上，放学路上，到处都有这种小人书铺，有的是露天，有的则在屋内。一般靠墙立着一排排书架，上面摆满了书，书架子前就是长条小凳，小人书有《三国》、《水浒》、《西游记》这样的名著故事，也有打鬼子的爱国教育书，价钱也很便宜，一分钱租一本。每当放学归来，总愿意花上两分钱，租两本坐在小凳子上有滋有味地看着。逢节假日，尤其是刮风下雨，或大雪纷飞时，租上厚厚的一叠小人书回家来，放到床头，钻进被窝，一本接一本地看。偶尔放下书，靠窗看看外面的漫天大雪，或不尽的大雨，那真是享受。时至今日，虽六十有余，如有人问起人生最快乐的事是什么，我还会说，在大风大雪天里，躺在被窝里看本好书。

　　因看过几本小书，我常在小伙伴前显摆显摆，讲故事给他们听。可要论起玩打弹弓、爬树、捉蛐蛐，就总比别的小朋友差一大截子。大概正因为多看了点书，上学写作文，做功课也总不差。每次考试，总能得第一，第二也凑合，第三我就觉得丢脸，抬不起头。

　　每每看到现如今的孩子，心真疼。七八岁小孩上学，硕大的书包压弯了腰，个个像小老头，被父母牵着手，接送上学。放学后无尽的作业，熬干了孩子的心血、灵性。好容易盼来节假日，为了不输在什么起跑线上，又被父母没白没黑地牵着进这个班那个班。这哪能与我们儿童时代相比呀。比比现在的孩子，我们那时像自由的鸟，而现在的孩子则象关在笼里的鸡。当然那时我们的物质上贫穷，吃不饱饭，衣服总是补丁加补丁，但让我做一个交换，我一定选择我们的童年。

　　六

　　在我十岁那年，一个由大人构成的世界，被我无意中撕开一个小口，我窥见了其中的险恶、残酷，也因此深深的受到伤害。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由于他老人家领导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导致全国饿死人三千余万。过后，政府动员老百姓自救，农村可有自留地，城市中鼓励市民在房前屋后种点瓜果、蔬菜。我家后面是观象山，其山不高，多是沙土地，建有我国最早的气象台。周围是小松树林，是大人们乘凉、小孩们玩的好地方。其间的空隙地、小路旁，人们拔去青草，种上地瓜，由于是山地，碎石多，又无水灌溉，所以种上的小地瓜，到初秋时节，只不过长成小胡萝卜那么大。就是这个干巴巴的小地瓜，使我终生难忘。

　　那年更秋之季，我上小学二年级，由于学习好，我还佩戴红领巾，两条杠。虽说是大饥饿年月，街上常有流民饿死街头，家中弟兄姊妹多的小伙伴，也大都饿得皮包骨头。但我没受多少委屈，姥姥、母亲吃糠咽菜，省一点粮食都给我吃。那天上午，我与一个小伙伴到观象山玩，玩完后顺小路回家，走至一小片瓜地，纯属好玩，我用脚踢开土层，扒出两个小胡萝卜大小的地瓜，一人分一个，啃着往山下走......

　　“给我站住！”山坡下十几米处，一个三十余岁、脸色黝黑的壮男人，坐在小凳上冲我们怒吼。

　　小伙伴被吓住，呆立不动，我意识到不好，转身就往山上跑。没想到这个黑脸男人竟几步追上来，我像一只被恶狼追捕的小鹿，在树丛中、小路上狂奔，一路跌跌撞撞。黑脸汉子紧追不舍，六七阶的台阶，我情急之下一跃而下，他也紧随其后跳下。我人小灵活，终于把那男人落在后面。跑着跑着，看到前面就是出口，大约几十米，只要出了这个口就是马路，就算逃出去了。想到这里我又卯足劲儿咬着牙向前跑去。道路前面有三两行人驻足观看，不知所云地盯着我和后面的男人。可就在这时，忽然我身后的黑脸汉子大喊：“抓小偷！抓小偷！”

　　刚刚还在看热闹的那几个行人听到叫喊，一下子意识到什么似的纷纷伸出手就来拦我，我顿时瘫倒在地。

　　那个壮男人紧接着扑上我，脚踹、扇耳光，那几个行人也帮忙搂住我。我拼命挣扎，末了他们三条大汉抓住我的双腿和两只胳膊像抬一只猪一样把我抬回刚才我偷地瓜的地方。

　　一路上那条黑脸汉子骂着：“混蛋！兔崽子！叫你跑，这会打断你的狗腿！”那两条汉子也迎合着：“不能饶过这杂种！”

　　为了怕我逃脱，一路上他们扒掉了我的衣服，只剩下一条小裤衩。那时我不懂得，一个人在众人面前，被人扒掉衣服，是莫大的羞辱。很多年后，我看到一则小报道，一群村民为泄私愤，把一个小女孩扒掉衣服，当众羞辱，被判重刑。我深深理解这种法律的严肃性。对一个人，尤其有着尊严的人，当众扒掉他的衣服，这种耻辱对他说来，勿宁死。

　　惨剧这才刚开始。

　　待我被抬到一棵大树下时，那个黑脸汉子说了一句：“让XX来收拾这个小混蛋！”我的心一阵紧缩、恐惧，就是说刚才的暴行还算不上什么，还有更厉害的人将出现。果然，从远处来了一个五短身材，粗胳膊粗腿身材很壮实的一个中年女人，只见她一脸横肉，手持树条走过来。她果然是高手，上来就抓住我一条胳膊，使劲抽起来......

　　“救命！救命！”我终于忍不住了，平生第一次，向周围的陌生人们呼喊救命。

　　周围人围成一圈，抄着手，寒着脸沉默着，无人说一句话。

　　对这个女人和那几个男人说来，好像仅此还不够刺激。那胖女人指指旁边的一棵大槐树吼到：“把他绑在树上！”

　　几个人回头就要去找绳子，正在这时母亲闻讯急急赶来，一把把我揽到怀里，大声怒斥他们：“一个孩子偷吃了你们一个地瓜，你可以骂几句，怎么能往死里打！”

　　他们终于放了我。

　　这件事伴我一生，从不会忘记。

　　一个仅十岁的小孩，从地里捡了一块萝卜大的小地瓜，姑且算偷吧，为何遭如此的暴行？是为了维护国家、集体利益？显然不是，那不是国家的，亦不是集体的。

　　或者那是在饥饿年代，我夺去了他们的口粮？也不是。我手里的那块地瓜还不足大人一口。更况且那也不是他们种的地，尤其与那个女人，还有一起绑架我的那几个人毫无关系。

　　那只是因为他们具有很高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如果回答是，那这种道德和正义太可怕了。仅仅因为一个小孩偷了一块小地瓜，而要致孩子于死地，那这种道德与正义就与希特勒把犹太小孩送去焚尸炉相距不远了。

　　在极权制度下，许多人沦为杀人的工具。比如二战之后，法西斯遭到审判，他们都有一个理由，说那是上级的命令，非如此莫可。可对我施暴的人，并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他们是主动地向我施暴的的呀。

　　到底为什么？若干年来，我一直苦苦寻找答案。

　　逐渐地我从许多优秀的人文作品中，尤其是鲁迅作品中得到一些答案。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就是一个崇尚暴力的国家。几千年暴利轮回，国家权力是靠暴力取得，也是靠暴力维持着。看看“水浒”，每一页都沾着血，每一章都在张扬着暴力的痛快淋漓。若干无辜的生灵如同草芥，随时被践踏。仅仅在集市上逛逛街，居然掉了脑袋。每一次战乱，每一次改朝换代，无不是上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当然在皇朝稳定天下太平时，统治者用儒家忠孝节义教育国人。国人也是礼尚往来，尊老爱幼，和睦相处，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但骨子里仍潜藏着冷漠、暴力。逢战乱、饥饿，这些潜藏的恶行，会像火山爆发一样迸发。

　　即使在和平年月，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也是饱受欺凌，一生受奴役，毫无人的尊严，有权势的阶层根本不把他们当人。久而久之，他们自己也不拿自己当人。面对强势，他们不得压抑住自己，低头弯腰，供人驱使。可一碰到比他更弱的人，比如一个孩子，或者一条狗，他们被压抑的仇恨便会立刻爆发，虐待或暴打一个孩子，足可是他们像喝了半斤好酒，快乐好几天。

　　我不幸成为一条他们宣泄仇恨的一条狗。

　　解放以来，我们经历过一次次运动，这些运动伴随着暴力，暴力是维持推动运动的推动器、润滑油，直到“文革”时期到了顶峰。每一次运动只要不轮到他们被“专政”，他们都会乐此不疲，看到别人挨打，他们会兴奋异常，即使不能亲自动手，看看也很过瘾。

　　我在谴责那几个打我的人时，也在思考、忏悔自己。暴力是一种传染病，几千年里它已经深藏于全民族的每个人意识深处。我在“文革”当红卫兵时，打过同学，也打过老师。是在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路线吗？是！当时就那样认为。可又不全是，是这面旗帜给你了一个理由，一个正当的理由。借此，你可以发泄你曾遭受过的屈辱，曾有人在你身上抽过鞭子，你便可以再抽别人。儿童时代我所受到的屈辱，终于可在同学、老师身上得到宣泄。

　　通过这件事，使我太早地看到大人世界那阴暗的一面。慢慢长大后，再经历许多事，或通过接触大量的文艺作品，使我看人看事不会只看到光鲜的一面。尤其我又从事了文学创作工作，对于粉饰天下太平，对现实一味歌功颂德，对人性极尽赞美之词，总抱有怀疑。让我写，更是写不出。早些年，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个剧本，名曰：“向阳院的故事”，其中写到一个居民大院里住着各种各样的人。教师、医生、工人、打工者、生意人等，大家在居委会领导下互相帮助，和谐相处。小日子过得幸福、美满，当然也有些小矛盾，但还是充满着光明。剧本在讨论时，大家都说挺好，有生活气息，人物写得挺好。我也应景地说了几句好话，这位朋友私下问我：“你说的当真？”

　　“当真呀！”我笑着说。

　　“你没说实话。”他一脸严肃。

　　“你真让我说实话？”

　　“当然。”

　　我说道：“你写的根本不真实，是对现实的粉饰。天底下根本就没有这么个小院。你笔下的下岗工人，干了大半辈子，工厂倒闭，厂长卷走了国有资产，他每个月拿几百元钱，他会那么快乐吗？那个打工者，他们告别家乡，告别老人孩子来到几千里外的城里，拼死累活的辛苦一年，为了让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他幸福吗？你笔下的生意人和有权势的人，真的那么善良，那么愿意帮助别人吗？这些人的心理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一概没有看到。反过来，我们看看鲁迅的作品，那里面才是真实存在的人，那些人和事才是令人信服的。祥林嫂辛苦一生，临了为上天捐一块门板，华老栓为给儿子治病，那个沾血的馒头......你会说那是百年前的旧中国，是的。那为什么这些人物如此鲜活的存在你脑子里？就是因为现实中，就是你我的脑子里就有阿Q的影子，那个沾血的馒头兴许不见了，但对别人的苦难，抱着冷漠甚至兴灾乐祸的人不是到处可看到吗？”

　　我这一席话，使我朋友无言。

　　七

　　我九个月时，母亲被迫与父亲离婚，我从未见过他，也习惯于没有父亲的生活。在我居住的大院，似乎这也平常，许多小伙伴们也从小失去父亲，比如有的是解放前，其父两房太太，解放后国家不允许，其中一房就被抛弃，再过个一年半载的也许能见上一见。有的是刚解放，因其父在旧社会做过什么事，比如当过军官，警察等，解放后就被管制入监，剩下孤儿寡母。又有其父临解放跑到台湾去了，虽巴望着一家再次团聚，可这一天却总也遥遥无期。母亲带孩子苦苦守望......有这样多的小朋友做伴，我从不觉得少了什么。

　　这种状况，直到有一天被改变，那年我十岁。

　　九月中下旬，已接近中秋。天气稍有些凉意，几个小伙伴心血来潮，相约去栈桥钓鱼。栈桥是青岛的标志性建筑，一条长长的石桥延伸四五百米，直插进深海，游人可步行桥上观赏海景。矗立在海中的桥头处是一圆亭，现在看来也十分的美观，与周围海景相得益彰。那时我们手持长竹竿，高兴地来到桥头钓鱼，结果瞎折腾半天，一条小鱼也钓不上，反而让海水打湿了我的鞋子和衣服。一怒之下，我扒掉鞋子衣服，只穿着小裤衩，对伙伴们说：“你们从桥上返回，到前面沙滩等我，我游回去！”

　　此时辽阔的海面上，杳无人迹，水已经凉了，没有人再下海游泳了，我很有把握自己的水性，从桥头一跃而下跳入海中向岸边游去。大约游至一半时，我从水中观察到岸上有许多行人驻足观看，不时用手比划着，大概是指向我，我猜他们是在议论，这个季节有人在海中抓狂地游泳，当真有些奇怪。当我游到距离岸边又近了一些时，发现沙滩上的人群在向当中聚拢，好像在等待着我上岸。我想他们发现有人游泳已经奇怪，待到近时，才注意到竟是一个小孩的脑袋，就越发好奇，非要当面见到我不可了。终于我浑身水淋淋地游上了岸，果然他们向我聚来，整个把我围成了一个圈，纷纷向我提出问题，好像我在开记者发布会。

　　“小朋友，你真勇敢！”

　　我看着他们不好意思地低头笑着，心里却是很得意。

　　“你多大了？”

　　“十岁。”

　　“上几年级？”

　　“三年级。”

　　“你家大人怎么没陪你来？”

　　“用不着。”

　　我注意到，这些人大都不是本地人，说话都是普通话，心里越发骄傲。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我没爸爸”我脱口答道。

　　......

　　正待我急切地等他们再问问题时，竟无人再提问。我接过小伙伴递来的衣服，抬头看看他们，期望着他们再问什么，可他们就那么望着我，再无人说话。

　　我多少有些失望地与小伙伴离开。我忽然明白，就是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我没爸爸”，让他们无言。在当时的我看来很不当事的一件事，在大人们眼里却十分严肃和重要。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弄不明白，但这件事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我从没问过别人，深藏于心里。好像从那天开始，我隐约明白了一个孩子没有爸爸是一件很大的事。

　　第二年，夏天。

　　我正在院中玩，远远地看到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提着一堆水果走入我住的楼梯道。起初我并没在意，直到一个小伙伴告诉我，有个人打听你家的地址，到你家去啦，我这才匆匆跑回家。

　　一推门，我正看到刚才那个中年男人，头枕着被子半躺在我家床上。母亲立在一旁，一脸笑容。我脑子迅速闪过，这个叔叔怎么半躺在我家床上，这是绝无仅有的事......

　　那个男人手指着我，对母亲问：“这是谁？”

　　“一个邻居家的小孩。”母亲笑着说。

　　我忽然很纳闷。

　　“这是福善！”母亲这才笑眯眯地对那个男人说刚才自己开了一个玩笑。

　　那个躺在床上的男人听到我的名字，一下子坐起来向前倾着身子一只手伸过来一把把我拽过去，紧紧地搂在胸前，我感觉他的胳膊还有他的整个身体都在哆嗦颤抖着，半天不说一句话。

　　“这是你爸爸！”母亲忽然对我说。

　　我没吭声，惊慌地挣脱开他，跑掉了。

　　第二天，我随他出门逛街，他在前我在后，像条小狗步步紧跟。小伙伴悄悄地拉住我：“这是谁？”

　　“我爸爸！”我回答他们，声音不大，语气中却充满骄傲。

　　父亲身材高大，约有一米八，身材微胖，那时刚刚四十出头，头发已经半秃了。我注意到他穿了一双黑半高胶鞋，这双鞋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那时我觉得这双老式的鞋子让我很没面子。记忆里我以前曾看过他的照片，与母亲一起的合照。那时的父亲西服领带，脚底还穿着那时候非常时髦的皮鞋。我还见过我家箱底里收藏着的他的英国呢料西服。每年母亲总会拿出晾晒，我朦胧的觉得，他一定是很“排场”的。可是再见他时怎么会穿这样一双鞋？

　　父亲话不多，我说话他总是玩味地看着我，最多的话“你这个傻样，你这个傻孩子”，至于他这些年怎么过来的，为什么服刑，他从不说起，后来才从母亲那里慢慢知道……

　　他服刑在东北漠河，河对岸就是苏联。开始服刑的时候很累很苦，日本人撤退时，留在坑道里若干炮弹，每颗百多斤，这都要服刑人员一个个抗出来。刚去的时候他还年轻有力气，扛起一个没什么问题。可是硬撑了一两年后就不行了。尤其接到母亲要离婚的信，他彻底垮了。他不是心底很宽的人，想想前半生风风光光，而如今妻子离婚，老父不能尽孝，遥遥万里无法见到儿子，眼前残酷的现实让他很快撑不下去了，接着就病倒了。那时国家对犯人的政策比较好，病了就住院看病，后来的几年他就一直住在医院。刑满释放后，他又在劳改农场待了几年。

　　后来我明白了他为什么穿这样一双鞋。

　　我生平唯一一次，与父亲母亲到海水浴场游泳、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父亲故地重游，感慨甚多，与母亲喃喃低语，回忆着他们永不再来的往昔。我只顾玩自己的，挖沙游泳，虽然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我真的很快乐。

　　还记着唯一的一次与父亲下饭馆，那年月正是大饥饿时代，饭店里也冷清的很。我们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父亲叫了一大盘肉包子，他几乎不大吃，只是抽着烟看我吃。我从没吃过大饭店的包子，原来那么好吃，我拼命地吃，嘴里塞得满满的，手里还不停地从盘子里拿起包子。边吃边听父亲问我：“你将来做什么？”

　　我摇头不知，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看做个演员吧！”大概父亲年轻时好看京剧，电影，对演员名角很羡慕，加之我小时长得挺精神，所以父亲这样说。

　　大概我表示不喜欢，父亲说：“那就做个海员吧，可以驾驶轮船，到世界各地。”

　　我可能对这个行业表示认可。

　　因为父亲已和母亲离婚，他不可能久住，大约待了一个星期就要走了。那时候母亲靠绣花挣几十块辛苦钱钱，还要养活姥姥和我。父亲已是一个丧失劳动力的人，加之重病在身，再走在一起已是不可能的了。

　　父亲要回离青岛几百里的老家——昌邑县去。那时爷爷已不在了。他老人家命也够苦，中年丧妻，独自靠教书培养俩儿子，小儿子因抗战被打死，唯一的依靠大儿子即我父亲，却又早年叛逆，让爷爷劳心上火，待而后又入监，押解于万里之外，平生无法相见。每每想到这些爷爷都夜不能寐，父亲被关押后不久就撒手而去。

　　但父亲老家还有一个早已离异的农村妻子，还有俩儿子，他们愿意接纳父亲，两个儿子也愿意为他养老。

　　父亲临走的那天晚上，特别想让我到车站送送他，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可我呼呼大睡，任凭母亲怎么敲门我也不醒，父亲只好独自坐夜车离开了青岛，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年，父亲来信说很想念我，想让我回去看看他，母亲也同意，我便随一位叔叔回了趟老家。

　　那是一个不大的小村庄，离潍坊不足百里。村头一个很深的大水湾，一面是高一丈多的土崖。我刚回村看到这景象，立刻显露出我的顽劣，从土崖上直接跳入水中。这对我算不了什么，在青岛时，我不也常常从栈桥大堤上跳入大海吗？可村里的孩子们却佩服得不得了，都瞪大了眼睛围成圈看着我。几十年后，我曾回过那个小村庄，彼时的小孩子们也都变成了灰白头发的老农民，几十年不见却都还清楚地记着我，记得那个从土崖上跳入水中的野孩子。总之我这一壮举在那时很快就传遍村子，传到父亲耳中。父亲听说勃然大怒，狠狠教训了我，还一再嘱咐二哥要时时盯着我，生怕出什么意外。

　　虽然父亲曾经抛弃过家乡的妻子、儿子，又落下大难，最终两手空空地回到老家，但倒驴不倒架，在家里仍端着个架子，像太爷一样端坐在太师椅上，行使家长的权威。常来看望他的乡亲们似乎对他也甚恭敬。每每听他高谈论阔，讲起天南地北的所见所闻，天下大事，人情世故时，亲戚们也都连连称是。他那前妻为他守寡多年，再见面也还是战战兢兢，百依百顺。可是父亲并不领情，似乎也不大理睬她，自己单独住一间房。父亲与前妻的两个儿子，即我的两个哥哥对他也很孝敬，端茶倒水送饭，还时不时地要听父亲教诲。

　　唯有我，在父亲眼里算的是“正根”，对我很是溺爱。

　　亲戚们来吃饭，父亲总是让我陪着坐上座，还给我夹菜夹肉，而我那两个哥哥还有他的前妻却只能在一旁照料，端茶送饭，不能入桌。一顿饭吃完若能剩下他们就吃一些，若剩不下就只能另吃地瓜面窝头。平日里自己家人吃饭，父亲总是吃小灶，我也跟着吃小灶。

　　大哥对我似乎很不满，大约他认为我沾了太多的光，抢走了父亲的爱。有一次趁着给我理发，几推子下去，就给我理成了个大光头，气得我大喊大叫，他却洋洋自得，很是高兴的样子。

　　与父亲住在一起的日子不长，很快就回到青岛，可是现在想来也甚是幸福和快乐的。

　　再一次返回老家，是接到老家电报，父亲病重，急于想见我与母亲一面。

　　接到电报母亲便带我连夜乘车赶到潍坊。刚到时天还没有亮，那时只有一趟长途汽车能通到老家，可等待我们赶到汽车站时，车早已发走，住下又不可能，母亲似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手提起带给老家的礼物，一手牵着我，迈开腿徒步往家走。从潍坊到我的老家有近百十里路，天越走越热，太阳暴晒，我口干舌燥，肚子也饿，两只腿越发迈不动了，最后瘫坐在地上哭着喊着让母亲拦住路过的汽车捎我们一程。母亲又气又急，被我逼得不得已，只好站在路边胆怯地伸出手拦车。一辆辆汽车从我们身边疾驶而过，扬起满天的尘土，呛得我和母亲捂住口鼻不断地咳嗽，纵使这样却没有一辆汽车停下。我恨母亲的无能，扯着嗓子与她吵闹，可是我们还是毫无办法，只能一步步挪回家。

　　待到傍晚，终于走到老家的那个小村庄，我像头死猪一样，一头栽在炕上呼呼睡去。朦胧中却还感觉有人为我烫脚、挑掉脚底的大泡。

　　第二天天一亮，母亲便带我去看父亲。他已是肝腹水后期，肚子涨得老大，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他很清楚自己来日不多，却很是平静，对我说话还是傻孩子，傻孩子的叫。我虽然还小，心里也已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他很快就要离开我，我纵是难过，却又不会说安慰他的话，只是絮絮叨叨没头没尾地给父亲讲我青岛的小伙伴，讲我的学校，我的学习成绩，他说话不多只是听着。母亲在一旁向父亲夸赞我学习好，经常受到老师表扬，父亲听到这些频频点头，好像很高兴。

　　在老家待了几天我便和母亲坐车回去了。回家的路上，我呆呆地坐在长途车最后一排，扭头望着窗外，可眼里却并没有看外面一一闪过的小河，小桥，庄稼地，心里想的啥也都忘记了，只记得，当我转过脸时，车上的人都齐刷刷地扭盯着看我，我那时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是满脸泪水。

　　若干年后，我与朋友出差，经过那个汽车站，那条路，我笑着说：“当年我曾与母亲走过......”话还没说完，我便觉得嗓子一哽，眼泪夺眶而出，朋友什么没说，点上一支烟递给我。这一瞬间，恐怕不仅仅是为曾经的那条路，那片景，它承载了太多的东西，太多的回忆，那里有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有年幼的我，似乎还有我的一生。

　　回到青岛没几天，又接到电报，父亲已去世，我没再回去。

　　八

　　我的老师－—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女学生，留着长辫子，长得很漂亮，有一对会说话的大眼睛。她平时对我挺好，曾几次约班上几个成绩好的学生到她家去玩。她家住一座小洋楼，大概以前是个很体面的家庭，在家里常常与我们讲起她的大学生活。我们学生对她也很是尊敬，还觉得特别亲切。每次课间出操，学校的老师们都要一一站在每个班的前列，这时候我们班孩子都特别骄傲，因为我们的老师长得最漂亮。因为这个，每当看到学校有男老师讨好我们老师，我们几个孩子就会十分生气，在背后嘲笑挖苦那些男老师，说他们给俺老师提鞋都不配。

　　得知父亲死讯后，连续几日我都闷闷不乐，上课也不听讲。老师看到我的样子以为我不爱学习了，就把我叫到办公室狠狠训斥我。可是后来听我说我父亲死了，她便没说话，把我抓到她身边，手在我头上轻轻地抚摸，我忽然感到从没有过的温暖，还夹带着一丝丝另样的感受。

　　很快一件事情的出现，改变了我的一生，其实是因为我会画画。

　　我爷爷、叔叔都会画画，不知是否有此遗传，从小我就愿意看画，临摹大老虎，临摹徐悲鸿的马，临摹斯大林画像，画完就挂在我家墙上。邻居家伯伯看后都夸奖，说我画啥像啥，还说这孩子将来会有出息，母亲为此也挺高兴，每每我要钱买画笔、颜料时候，她都舍得给。

　　就是因为这个爱好或者特长，我入选了青岛少年宫。那时候少年宫在全市选拔有艺术天分的孩子继续深造，有唱歌、跳舞的，也有画画写字的，能被选上是一件很荣幸，很骄傲的事情。每到星期三，老师布置第二天课程时，我都举手站起来大声说，“报告老师，我请假，少年宫活动。”老师当然乐得批准，望着周围同学羡慕的目光，我心里可得意了。

　　在少年宫画画不用个人花钱买纸笔、颜料，全由国家供给，那是很快乐，又很短暂的一段时光。我还没来得及充分享用，省里一所艺术中专学校来老师挑学生，我就又幸运地被选上了。

　　其实我到现在也很纳闷，为什么选了我。那次选拔少年宫现场做了比试，要求孩子们当场画一幅画，我本来就自认为在少年宫里画的不是最好的，又由于天热、紧张，我画得很不像样，画纸都被手心里的汗抹花了。我很失落，心想自己肯定没戏了，可命运非选了我，没多久家里就接到正式入学通知。我还曾猜测是不是因为来挑选学生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专业绘画老师？后来才知道这老师是搞发电机、无线电出身的，这还真是瞎猫碰上死老鼠我被他选中了。

　　那是一九六四年夏，我不到十三岁，刚刚上完小学五年级。

　　一件不当事的事成了大事，母亲拿不定主意，起初不同意，认为我年龄太小，还不会照料自己。十二岁孩子第一次赴几百里之外的省城独立生活学习，她怎么也放不下心，可我激动得不行了，像小鸟渴望飞向蓝天，鱼儿期望游向大海，非要去不可。为此我和母亲争吵，大约还说了很多狠话威胁她。

　　这件事在我们大院引起了很大的波澜，因为不仅我一人被选中，还有两男孩同时被选中。不同的是他们是学表演，学地方戏吕剧。应该说我们几个在学校都是好学生，都是两条杠、三条杠。如果不上这个学校，没有“文革”将来都是会上好大学，都会有出息的，但那个年月，被国家选上，尤其是学艺术，是很诱惑人的。不下与当今有学生考入北大、清华一般。有些见识的叔叔伯伯都赞成，也都来说服母亲。大概说到，被国家选入，又由国家出钱培养，将来一定是国家有用之材，前途不可限量。母亲大概心是活动了，另外两位的家长也动摇了。

　　为了说服这些家长，省里学校派来了一个据说很厉害的老师，所有的家长都带着孩子集中在一个小礼堂，由他演讲，并回答家长提问。记得他讲到学校地理位置时说道，学校紧挨着济南有名的千佛山，学生可手持课本在千佛山脚下，绿树丛林中读书。学校里有大汽车，每个星期天，有老师带领到大明湖，趵突泉游玩。当有家长说担心孩子小不会照料自己，那位能说会道的老师就安慰说这点不必担心，学校雇佣大量保姆，几个孩子由一个保姆照料日常生活。当有家长问，吃的好不好时，此老师又举一例，说以前也有家长担心孩子吃不饱，从千里之外赶到学校，正逢孩子们吃饭，见到孩子们把剩下的鸡蛋到处乱扔。归根结底去了那里孩子就像到了天堂。虽然后来证明相差甚远，过分夸张，可是家长们哪里知道，只得纷纷同意了。

　　哎！中国人容易被忽悠很有历史了。

　　八月二十日晚，全院大部分老邻居都来为我们送行，在那位善于忽悠的老师带领下，我们登上列车，告别了青岛，告别了母亲，也告别了我们的童年时代，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