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当时在连云港读书，大二。
那年国际劳动节，学校放假，我是逢假必回家的。我从连云港坐车到淮安，准备在淮安转车到洋河。在淮安汽车总站上车，我坐在靠窗位置，右侧是一个中年男人。我的前排靠窗位置坐着的是女人，她的右侧是个男人。车内是熟悉的乡音，这种感觉让我感到很享受。
我习惯在坐车的时候假寐，然后以假变真。车子在徐淮公路上行使，在迷迷糊糊中我听到前面的女人在问她身边的男人是否认识**村，让我一下子睁开眼睛。因为**村和我所在的村子相邻，我小的时候经常去那里玩，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男人说不认识，我也没有搭话，因为我看见女人戴着一副墨镜，这可不像是个正经女人的装扮。女人把头转向我身边的男人，男人也说不认识。这让我感觉很奇怪，按理说，以男人的年纪是应该知道的。毕竟镇子并不大，即使没去过，至少应该知道大体方位的。难道仅仅因为女人操着一口普通话，他们就故意装做不知道？
或许因为我的面相有着读书人特有的书卷气，女人把头转向我，还拿出一本杂志，指着其中一则征婚启事说她是来相亲的。发启事的是**村小学的退休校长，丧偶。女人和他经过半年多的通信，感情日渐升温，约定今天女人上门来面谈。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撮合一桩婚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我自然要祝愿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且女人说她的盐城人，这让我感觉十分亲切。
我的父亲六十年代曾在盐城卫戍区司令部当兵，在部队得了肝腹水，是部队医院全力救治才脱离了生命危险。要知道，我的祖父、大伯父、二伯父都是因病无钱医治壮年早逝，他们得的病其实不是什么大病，和肝腹水相比简直就是小毛病。奶奶总是感谢共产党给她留下了唯一的儿子，不然她将孤老终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部队，没有盐城，也就没有我。所有我对盐城自小就有着特殊的情感，尽管我从来没有去看她美丽的容颜，但时刻能感受到她的温暖。
我说我认识这个村，并且邀请她先到我家住下。因为天色已晚了，到镇子上我们还需步行到村子里，那要花费不少的时间。一个外地女人走黑路显然是不安全的，大概她也清楚这一点，所有很爽快地答应了，并对我表示感谢。
到了家里，我简要介绍了一下情况，父母很热情，母亲更是马上生火做饭。吃过晚饭，母亲很快就探清楚女人的基本情况：四十岁，丧偶，有一个读初中的女儿，因不堪打光棍的小叔子骚扰而决定远嫁。我父亲以前做过十余年的村党支部书记，认识邻村的退休小学校长，认为征婚启事里描述的都是事实。父亲对女人说，明天带她去找那个校长，女人非常感激，连声说遇到好人了。
女人从随身的布包里拿了一只鞋底纳了起来，这让母亲很有好感。母亲和女人东扯西扯，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既然女人和校长还没见过面，那给女人重新介绍一个也无不妥呀！母亲想到的是我堂叔，因某种原因单身，当过多年民办教师，虽然家境一般，但也是居家过日子的人，牢靠。母亲刚提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匪夷所思，这算哪门子事呀，人家虽然没见面，但是通信半年多，多少也有了感情基础了。母亲不识字，对感情基础之类的也没兴趣，但是她却指出了一个我和父亲都没认识到的要害：那启事一发，得有多少女人来找校长呀，肯定不止一个吧！
我不得不佩服母亲，不识字不代表看问题就留于表面。可能还有其他女人和校长联系，但是堂叔连一个女人都没有。这不公平，于是我妥协了。既然是为堂叔介绍女人，我们就留心起来，生怕看错了人。我想起女人曾在车上抽烟，好女人是不会这样的。父亲不以为然，他说在盐城，不管城里还是农村，女人抽烟是很常见的事。父亲向女人要身份证，女人说农村人都不兴带那个，用不上。母亲点头称是，我知道母亲连自己的身份证平时放在哪里都说不清楚，这一点也是不必怀疑的。女人很聪明，主动说我把家庭住址写下来，可以查的。于是我拿了笔和纸，女人在纸上写下了住址和姓名，看起来也没什么破绽。
父亲就去村东头请堂叔来家里一叙。母亲在家里把堂叔的情况女人介绍了一下，想必父亲在路上已经向堂叔介绍了大体情况，所以堂叔和女人几乎是一见如故，很快就把对方情况了解得差不离了。堂叔还适时地把那个校长大夸了一通，因为彼此都熟悉。既然皆大欢喜，我们一合计，决定第二天到堂叔家聚一下，把事情定下来，反正也不是头婚，繁文缛节全免了。
堂叔摆了一桌酒席，算是定婚宴。女人很健谈，很难想象一个农村女人会有如此好的口才，而且言谈环环相扣，滴水不漏。我一直在观察，试图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但又不愿发现。如果女人是个感情骗子，那我无疑是个帮手，在堂叔曾经的伤口上再添上一把盐。所以我谨小慎微，生怕出什么岔子。女人在堂叔家过了一夜，说要回去给女儿办理转学手续，还要办理一些结婚登记前的手续（那时结婚需要村部出具证明），所以就先回去了。
堂叔跟我说女人看起来是想真心过日子的，因为她上车前堂叔塞给她的路费钱都没要。要是骗子，只会嫌钱少，还能这样？我说叔，你社会阅历比我多，看人比我准，你自己留心，一定不要轻易把钱撒出手。堂叔就笑，我就是想撒钱，也没那个资本啊，我家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反正以后出什么事，你可别赖我，我说。堂叔说，我怎么会赖你呢，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你看村子里这么多人，有谁想着为我介绍对象的？说不准有人在背后还指望看我笑话呢，也只有你这个侄子是真关心叔了。
可我还是不放心，总感觉事情太顺了，你不觉得吗？我问叔。
堂叔说，我们这年纪的人，哪像你们小年轻啊，早没有挑挑拣拣的权利了。碰到一个就是一个，西瓜没拣到，芝麻也跑了的事我们不会干的。
我说，那，鞋子合不合脚，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可别为了得到鞋子而不看鞋码，更不能委屈自己的脚呀！
堂叔说，你就放心吧，叔对你只有感谢，没有别的，其他的你不要担心。
假期很快就结束了，我也回了学校。通过电话，我陆续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
女人其实就是个骗子，堂叔根据地址找上门后，发现女人的丈夫根本就没去世，女人却有十年没回家了。女人的丈夫见有人上门找自己的老婆，叫人把堂叔扭往派出所，说堂叔拐走了自己的老婆。在堂叔找上门之前，女人借口办理结婚事宜，频繁来返于宿迁和盐城之间（鬼知道女人到底住在哪里），每次堂叔都会硬塞点钱给女人。女人聪明之处在于，从不主动要钱（包括路费），堂叔要费很大劲才能把钱塞到女人手里，最多两三百元（十多年前也不算少）。这种欲擒故纵的高明手段，不但让堂叔这个局内人深信不疑，而且让村子上其他旁观者也觉得这个女人是真心想过日子的。不过再高明的骗局终究也要露馅的，最后一次女人走了后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堂叔起了疑心就找上门去了（那时电话尚未普及，没有其他联系方式）。
这件事让我一直对堂叔怀有内疚感，虽然他从未怪罪于我。有的时候回想起来，骗子的手段再高明，也是有破绽的。被骗的人难逃骗局，并不是因为智商低，只是美好的愿景总会遮蔽住眼睛，让人顺着陷阱的边缘慢慢往下走，然后迷失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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