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广州的日子

发布于:2024-12-25 16:06 　┊　阅读　┊　人参与　┊　文 / 梦想成真

　　1969年5月，我离开部队，带着惆怅、彷徨、甚至几分惧怕的复杂心情和丈夫一起回到他广州的家——东山新河浦，一座二层高的小洋楼。

　　这座别墅式的楼房是丈夫的祖父，年轻时漂洋过海到危地马拉谋生，用积攒下来的钱修建的，之后将全家老小从斗门乡下迁到了广州。

　　和新河浦一带的许多华侨屋一样，新颖别致，独具风格。后园中有丈夫童年时亲手栽培的番石榴，有黄皮树、龙眼树、竹树，还有一口水井。前园的几棵大树高过屋顶，浓荫蔽日。右边走道的桑树挂着或红或紫的桑椹，附近的男孩子嘴馋时翻墙进来采摘，整栋小楼掩映在青枝绿叶中，显得清静而淡雅。唯有左边紧挨着的街道小作访，简陋嘈杂，十分地不协调，这是特殊年代的产物。

　　特殊年代前，二楼全部出租，维持家计。特殊年代后因收租即为剥削，属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范畴被没收，由居委代管，全家十多号人住在一楼。我们回来之后，家公、大哥亲自动手将饭厅改为我们的卧室。直到特殊年代结束落实政策，才将物权归还，租户们陆续搬离。

　　当时，家里有八十多岁的老祖母，家公在番禺紫坭糖厂下放劳动。他原来是老师，字写得非常好,老人家每两周回来一次。家婆、大哥、大嫂都在市区工作。三弟高中毕业因腿有残疾待业在家，妹妹高中毕业当知青，去东莞插队落户，四弟在57中（现培正）读高中：学军、学工、学农，批这批那，那时的学生都这样“读书”。还有读小学、幼儿园的侄子、侄女，一大家人各司其职。

　　一天晚饭后，四弟说要回学校看牛。我没做声，心想广州怎么这样怪，学校也养牛？他见我不解，补充道“牛鬼蛇神”。我同样没吱声，下意识地联想到千里之外被监督生产劳动的父亲、打为走资派的姐夫、下放农村的姐，不知此时是何处境，勾起许多牵挂……

　　这时的广州，一切凭票购买：柴、煤、米、油、面粉及其制品，好象除了蔬菜、水果、药品外，都要票，他们戏说自己“周身证”。

　　光有票还不行，还得排队，而且供应量有限，去晚了未必买得到。为此，我曾经凌晨四点起床去市场排队。

　　这时的菜市场好多条长龙：肉、鱼、豆付等等，大都一人排几个：未开卖时用烂砖头、破纸团顶数，开卖后告诉前面的认帐，先去买别的，自有办法省人省事。相信很多市民的休息天都用在排队购物上，实际上休息比上班还忙。家婆的休息日也不例外，早早出去排队，安排一日三餐、料理家务，忙忙碌碌一整天。

　　我初来广州，印象最深的是广州人的吃和穿。他们吃得很清淡，爱喝汤、每餐饭都有一点点肉，也就一点点，不像我们老家平时不吃，一吃吃个够。我的一些湖南亲友来这出差，看见市民买一根排骨、一小块猪肉，感觉我在这里生活十分艰难，往往带些腊肉、黄豆之类的给我，这些都是他们从牙缝里弄节省下来的。

　　广州人什么都吃，这是他们自己说的。老鼠、蛇、猫在这里属补品，我们老家都不曾听说有人吃这些。有次家婆煮了猫汤，大家合起来骗我说是鸡，我一尝知道上了当，大家忍不住都笑了。最可怕的是老奶奶吃禾虫。买回的一条条还在蠕动的青虫，洗干净，搁些油盐或鸡蛋煮熟，她吃得津津有味。这时，我便急急忙忙挟点菜，端起碗跑到其他地方吃。见到这叫人肉麻的怪菜直想呕。

　　不过，我很推崇广州人这种吃法：细水长流，营养均衡。

　　至于穿，包括那张床，就真的不敢恭维。夏天倒没多大差别，大冷天上街一看很多人这样：上着蓝色大棉袄、下穿单裤，光脚拖鞋。广州人自嘲：上面蒸松糕，下面卖凉粉。不知为什么养成这样的穿着习惯。

　　床，一年四季垫草席，一张八斤以上的大棉被，据说还有十二斤重的。

　　这些，随着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人们生活快速改善，这些画面再也看不到了。

　　由部队到地方，由纯粹普通话到几乎清一色广州话的语言环境，由地地道道的大山沟的乡下妹到闻名遐尔的南方大都市，一切从头开始。

　　首先是语言关。按当时复退军人一律去基层的分配原则，我安排到市西某工厂，接触最多的是工人。老工人中大多不懂普通话，听都困难，只能像哑巴一样连比带划地与他们交流，或由他人翻译。好在年轻一些的会听，只是不会说。还有一些干部、复退军人会。为此，我闹过好些笑话。

　　一次，附近一商店来厂服务，那时不叫推销。其中一小包一小包，我听起来叫虾米的，二角钱。于是买了一包准备做虾米汤喝。回家烧开水放好油盐，就差虾米没放。打开包，奇怪，这虾米怎么和老家的完全不一样？相差得离谱。丈夫一看笑了，说是话梅，一种植物的果实。

　　又一次，开会时下起大雨，一位女工要外出，让我把旁边一位女工的“遮”给她。我不明白“遮”是什么，猜也猜不着。她反复讲了好几次我也没懂。最后她指指外面的雨，又作撑伞的动作我才领会到是伞。

　　再一次，我顺着一个人的话尾学说广州话，旁边的人打岔：“阿卓，莫学，系粗口来格”。

　　其次是饮食，准确地说是没有辣椒吃。

　　湖南人吃辣椒出名，其声誉高过四川。曾有战士因为吃不到辣椒讲怪话，将《我是一个兵》的歌词改为“我是一个兵，来自湖南省。没有辣椒吃，坚决不革命。”以示“抗议”；如果在鸡和辣椒中仍选一种的话，湖南兵宁肯要辣椒。可见它对湖南人多么重要。可广州人不爱吃，说“热气”。

　　食堂没有，我自己做。将辣椒炒熟，再用大玻璃瓶装好，泡上酱油，可以吃好几天。冬天很少有辣椒供应，不像现在。饭堂一位大姐家住效区，看见辣椒便买一两斤给我。

　　吉首的三妹知道这些情况，亲自制作了红辣椒粉——用油盐，不知还有什么佐料，炒熟后用玻璃瓶装好，托人捎来，叫我放心吃，一两年不会坏。不说吃，只要打开盖、辣香味扑鼻，只需一丁点准叫人胃口大开。

　　同事们开始还劝我不要吃这么多，广州水土不同等等，慢慢地经不住诱惑，跟着吃将起来。

　　每每回忆起这些有趣的往事，仿佛就在眼前，禁不住自顾自地偷着乐。

　　时值特殊年代中期，我们除了上班外，还要班后学习，开大小会议，学毛著和中央文件。党员组织生活在晚上进行。没有见到所谓暴风骤雨式的斗争场面，也没有部队那种雷打不动的早请示、晚汇报。厂里的“黑七类”集中挖防空洞，偶尔揪出一两个人在其所在车间批斗一番。

　　因为工厂职工相当部分乘公交车上下班，这时段拥挤不堪，人们，尤其是身为家庭主妇的女职工往往是打冲锋样的赶公交、挤公交。一回到家就要分秒必争地做家务，忙得两脚不粘地。于是不知不觉流行这样两句口头禅：“上班一条虫，下班一条龙”“得闲死，不得闲病”，诙谐风趣中折射着艰辛无奈。

　　从未见识如此乘车的我毫不例外，有次我跑步赶上一辆即将启动的拖卡车，简直是拼命似的才挤上，站在别无选择的车门处，开关门时被夹得几乎透不过气。

　　还见过一位刚休完72天双胎产假的女工，前后用背带系着婴幼儿，一肩挎着大袋尿布，急匆匆地挤车上班，工厂有托儿所。车上人纷纷避让，但没注意她后背还有一个，急得她大叫“救命”。试想这位女工一天能有多少时间休息？做母亲、尤其是双胎母亲多么不容易！

　　弹指挥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国家实力、国人生活翻天覆地。倘若跟现在的“九零”后讲以上那些“过去了的事情”，或许感到天方夜谭，不可思议，可它确确实实存在于并不遥远的昨天。我在尽情享受这梦幻般的一切改变的同时，感慨万千。来之不易呀，“饮水不忘掘井人，居安当思归来源”，唯有铭记历史，方可不负未来，我们记住了，满足了，知足了！

责任编辑：胡俊月作者文集作者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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