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二三事

　　生产队长

　　父亲年轻时候的“业务”就是会计，完小毕业一出校门就协助本村老会计做一些账目。接着，“上调”高级社的副会计，以及人民公社后的大队会计。听说一手好账，小时候见到家里有一堆纸张，里面有一叠叠过时的钞票，还有一摞摞簇新的账本，表格上布满着阿拉伯数字，那个工整啊，现在想应该是父亲的手笔了。

　　七十年代批林批孔时期，本小队人“姓齐心不齐”，队长一职不好干。父亲被新任的大队书记相中了，推上来。书记是刚刚部队复员，喜欢场面，浑身革命干劲，大概和父亲很对路。麦收时节，上级要求，上工起大早，排好队，并且送饭到田头。社员们议论开了，说起早可以，排个队嘛也能应付应付，就是“送饭”，小青年都知道不能真干，有送饭功夫，还不如多几步到家哩。但父亲认为必须也应该执行，结果只有我一家在执行。收工时，大伙笑逐颜开地拿着镰刀往家走，奶奶孤零零地把饭送到渠埂子上。

　　盖房“特”法

　　小时候除了吃的是问题，住也是个问题，祖上的家业都在几十顷土地上，房产上也就比别人家多两间场屋，一律的土坯房，而且朝向不佳，面积狭窄。随着贫雇农翻身解放，一家家都下宅住到了敞亮的地方，我们还住在四面来风的祖屋里。

　　一九七九年春，三中全会刚刚落幕，伟人邓公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的同时，父亲也在新宅基线上“圈”了一块宅子，正月里垫宅，接着起土和泥。一坯一坯筑墙。麦收前已经上大梁了，麦子收清我们也入住了。三间堂屋两间锅屋一步到位，是前后庄破天荒的“腰二软”。别看“腰软”，上下却是硬的，在一眼望不到边的黑乎乎的茅屋村庄里，我家是砖腿瓦盖！因为那二年父亲的科学养猪法有了收益。

　　一切看似顺利。我家盖房子的主手是堂哥的岳父，一位说话做事非常稳妥令人尊敬的老木匠，也是和父亲处得来的“几位”之一。他拿住了整个营造上的尺寸和工艺，效果就是耸立在整个村庄人的面前，众目所睹，高大气派。但这里有一段插曲，就是筑墙筑到最上面，也就是三坯墙的时候，不是按传统的“踩”法，而是用制现成的干坯子“码”，这样的工艺，优点是避开了三坯墙的难度，节省了盖房时间，缺点就是当时人们看不惯，认为父亲搞独特，另类。而且土坯和下面墙体的宽度不一致，需要二次抹平。这一点美中不足，不知在老父心里留下阴影没有。

　　养殖计划

　　苏北农村，具体说是我家所在的宿城区屠园乡，生产方式是一稻一麦，外加老母猪一窝。再具体点到我的村庄，地亩多而土质劣。三粮五钱把可爱的乡亲们腰累弯腿成圈，还离不了土离不了乡。

　　嗯嗯呀呀地跨过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到了新世纪新千年，我的老乡土终于响起了打工的旋律。我们弟兄几个都在外做着“候鸟”，二老守着一大家二十来亩土地。我们叫唤着“抛吧抛吧”“转吧转吧”。但父亲计划是，从种到收，要人有人，要机子有机子，不就是出票子嘛。他要用“雇工”的方法来圆一个他少年时破灭的“地主”梦。

　　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养殖计划，因为大堆的粮食不值钱，粮食喂猪而猪价不错，这样一转换很符合经济效益。但有一个问题他视而不见，就是两个老人都跨越了古稀之年而奔八啦，在一无帮手二无技术的老岗地上，一根菜一颗苗一桶水都来之不易啊。他一边加盖猪圈，一边和我争吵，要上大牲口的养牛项目。我说你连一头牛都拉不动，怎么喂牛？他回我，你不在家就别担心！一直吵到村庄被大吊车扒平，住进了小区才罢手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