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歌岁月

　　（一）

　　公元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是我至今难予忘却的日子。那一天，我16岁。

　　清晨，我起得很早，大约刚五点吧。尽管时间还早，但火红的太阳已从东房窗户的玻璃框中，照射了进来。简单的洗漱后，检查了一遍前一天晚上已收拾好的行李，来到前堂，母亲已熬好了稀米粥。母亲说：快吃吧，一百多里的路，够你走一天呢。我看见母亲说这话时，眼角已悄悄地盈溢着泪珠。

　　按照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我们中断了学业，由学校分配支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藏（西藏）、上山下乡。支边、支藏的同学先期离开了生育养育了我们十六、七个春夏秋冬的故乡。剩下的我们被分别分散安置在边远山区的农业生产队。从县城去山区没有公路，只能靠双脚步行。在生命成长短暂的十六个年头中，从没离开过县城、离开过父母、离开过家。现在要独自徒步一百多里，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心中说不出是高兴或是惆怅，也难怪母亲的眼角会含满泪花。

　　顶着三伏酷署的日子，一路汗流浃背，背上的铺盖卷及简单的行李更加剧了灼热的烫伤、脚下的青石板小道，遗留下一串串失落的汗珠，瞬间便被骄阳炙烤挥散，空余般般印痕，仿佛预示着前程的艰辛。正午的阳光，散发出强烈的紫外线，增添了饥肠的咕噜之声。亏了母亲强塞进垮包里的冷面馒头，就着渠河清澈的江水，慰足了肚囊，甩开“年少不识愁滋味”的大步，昂首挺胸在山峦起伏，凹凸坎坷的乡间小道。随着太阳西沉的余辉，终于来到了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地方——华莹山下的一片丘陵沟壑。

　　在公社的大院里，找到了分管知青工作的陈书记，递上户口迁移证及学校（加盖有县知青办的大红印章）下乡派遣证明。陈书记面对我等类似的“小鬼”早已见怪不惊。随手写了张便条，说：“去二大队八队吧。出公社大院往南直到河边就是了。赶快去吧，天黑前，还能赶到。”

　　从公社大院出来，太阳已滑落进了山脊的背后，西边天际被如火的红晕笼罩着生涩的疲惫，象似在催促孤旅的人儿匆忙的步履。我情不止禁地加快了脚步，向着那望不到头的小径急赶。

　　天刚挨黑，进了村子。问到队长家，从木屋瓦房里出来一位近六十岁的老人，因为身材矮小，硕大的头颅象是趸放在双肩之上，一张近似木雕的面孔分不出生活的纹理。猜想他便是队长，忙说明了情况。队长眯起与那张宽大的脸庞极不协调的细眼，对我审视了半天，才问道：“十几岁了？”“今天刚好十六。”队长便自言自语般喃喃道：“造什么孽哟，这么小的娃娃，弄来咋个办哦！”我忙说：“学校统一下户口，不想来也不行呢。”沉思一片刻后，队长说：“知青房已住满了。先在我这里吃夜饭吧，今晚就住这里。明天再说。”

　　队长家的晚饭很简单，包谷面粥裹青菜，加上一碟酸咸菜。也许走了一天确实饿了，就老实不客气地喝了一大海碗。

　　晚饭后，队长扯过一张竹凉椅，递我说：“屋里太热，就在院里躺着吧。”我接过竹凉椅，到木屋外的院坝，此时天色已黑尽，借着隐隐约约的月光，看见院坝里布满了竹凉椅和竹凉床板，村民们都在院坝歇息。

　　这一夜，因酷热根本不能入睡，只好孑然座在凉椅上，周围成群的蚊子“嗡嗡”作响，一如当年肆意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鬼子狂轰烂炸的飞机，残酷无情地向手无寸铁的我猛然攻击，无伦我蹦起来跳向何处，“鬼子的攻击”总是弹无虚发。一夜的傻坐乱蹦，搅得六神去掉了五魂。仰望着启明星闪闪烁烁，但前一天徒步百余里路程的疲倦，加之一宿的熬煎，下乡第一个夜晚终于在忍不住眼框的泛意中，昏昏沉沉渐渐进入了梦境。

　　（二）

　　知青房建在渠河边的一处高坡顶上。背山面江，一排四间。虽说是知青房，其实也十分简陋。房屋下面是三条青石垒成，青石上再架筑起以竹篾编织而成的隔离墙，然后在竹篾上抹上泥浆，泥浆干燥后便成了墙壁。每间知青房大约有十平方米，一道泥浆墙将屋子一分为二，靠里间算是卧室，外间则是厨房。房间里的前后各有一扇窗户，所谓“窗户”则是卧室外墙上留有一约0.3平米的空洞（前面则是约0.5平米），空洞上插上了几根木棍而己。两扇“扇户”除了通气功能，总的来说是弊大于利。最大弊端在于知青房本建在一处山坡之巅，每至三九严冬，狂风肆虐，直从窗户扑击而来，凭添了无限的寒意。尽管如此，有此简陋的知青屋，比起许多寄居于村民家中的知哥知姐们巳经好上不知多少倍了。此时的知青屋，早已住满了四位知哥知姐。“知龄”最长的刘玉萍，是68年下去的老知姐；接着便是70年入住知青房的陈刚和杜梅；杨小兵72年落户；“知龄”最短便是我了：刚两天。

　　队长去与陈刚和杨小兵商量，希望我能与他们其中一人同住。杨小兵说：“我最近身体不适，打算过两天回城去调养段时间。既然小兄弟来了，就暂时住我房里吧，我今天就回城去。”

　　我便暂住在了杨小兵房里。这一住就是几年。因为杨小兵在家“养病”期间，利用其父母关系，很快便被招工回城，就再也没有回过队里。

　　日子久了才知道，我们生产队每十分工分值（每天全劳动力全勤为十分）价值人民币四分钱。因我初干农活，加之人小（瘦骨伶叮的完全还是个“小鬼”），被评每个劳动日值八个工分值，其中还渗加了照顾“知青娃”的感情成份。也就是说我每天的劳动价值是三分二厘人民币。为了这三分二厘，早上七点出早工，刨除包谷（玉米）地里的杂草，九点收工回家做早饭，饭还没煮好，十点又开始出上午工了，只好饿着肚子挑大粪，一担50公斤从山脚挑上山腰的积粪池，每人两担。还好山不算太高，小路远约二公里，如是全劳力青壮年人一上午挑两个来回轻松有余，就苦了我这“小鬼”，大粪臭气薰天的异味，不用说了；挑一趟已累死累活，到了山腰，农民兄弟早已收工回家了。下午四点继续开工，去稻田扯杂草，这个活比挑粪轻松多了。就是脚下被田里的杂石烂瓦割得四分五裂、皮绽肉开，真可谓人见尤怜。

　　下午收工后，我便忙着生火煮饭。刚从坡上砍下的柴火是湿的，弄得满屋茫烟，灶膛里却不见着火。

　　杜梅在隔壁也被我弄的烟雾薰得直呛，赶忙跑过来问我：会不会生火呢？不会就别弄了，过来大家一起吃吧。

　　至此，我才知道，陈刚也不会煮饭，平常都是由刘玉萍和杜梅做饭，大家都在一起吃的。老实说，以前在家里因有母亲罩着，就没做过饭。正愁这自己开伙的日子，不知怎样对付。大家一起吃，就减省了不少的麻烦。慢慢地感觉到知青屋就象一个临时大家庭，刘玉萍、杜梅除了做饭，还常常“顺带”给我和陈刚洗些衣服、被盖之类。当然了，打柴、挑水之类的体力活也理所当然地由我和陈刚承担。

　　那时，国家对每个知青们下乡的第一年实行每月补贴六元人民币，十五公斤的定量口粮票，三两肉食供应票。我去的时候他们三人都没有了供应粮，只能靠队里的分配过日子。至加入“大家庭”后，我的供应粮也就成了“集体”口粮。

　　一天天刚麻麻亮，队长忽然光临寒舍，诚惶诚恐地讨要我那三两肉食供应票。因为队长母亲七十九大寿了，疾病缠身卧床多年，眼见过不了几天了，老人半夜睡不着突然想吃点肉食，以满足人生最后宿愿。而村民们是没有肉食供应票的，除春节期间大胆者偷偷地私宰生猪，一饱口福外，平时基本上看不见肉食。出于同情还夹有点怜悯，我慷慨地捐出了肉食供应票，还附带捐赠了当时身上仅有的两元人民币。对于我的慷慨，在我始料未及之下，队长“卟嗵”一声就跪在了我面前，老眼泪溢、连声谢谢。面对近六十岁老人在我一个毛头孩子面前下跪，不禁心中一阵酸痛，说不出的滋味涌堵在喉咽之处，我急忙连抓带拽拉起队长，目送他跚跚而去，不由双眼逐渐模糊……

　　（三）

　　知青房里，刘玉萍年纪最大，下乡的日子也长，自然便成了“家长”。

　　刘玉萍也很有“大姐”风范。尽管在我们四个知青中，她是身躯最娇小的一个，却将陈刚、杜梅和我当成小弟小妹，默默地尽着无微不致的关照。刘玉萍与杜梅站在一起，明显比杜梅矮了半个头，大概也就1米58左右。但她勤劳、贤惠、轻声细语温柔的性格在我心中却无比高大。我、陈刚和杜梅都一度将她视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依赖。

　　当时，每个知青和当地村民一样队里划给了三分自留地。陈刚、杜梅和我的自留地都送给村民们耕耘，刘玉萍的自留地却是她自己种了不少蔬菜，她用自留地里收获的蔬菜，做了几坛的咸菜，便成了我们无蔬菜时的下饭料理。

　　队里对知青们的劳动环境还是相对宽松的。一般情况下，除刘玉萍外，我和陈刚、杜梅几乎没参加过出早工。只有上、下午工跟着村民们后面，磨磨噌噌地瞎混，干多干少，村民们也不理会我们。队长是出了名的老好人，常说：知青娃们，能干多少算多少吧。只要别出事，不要让你们在城里的爹妈担心，就行了。真亏了队长他老人家的这份菩萨心肠，让我们少受了许多苦。

　　陈刚和杜梅是重庆下放来的。全公社约三百多号知青中，重庆下放来的占了一大半。重庆知青喜欢结伴串门，陈刚和杜梅也时常不在家。从刘玉萍那里知道，陈刚和杜梅不但同是重庆一家大型军工企业的职工子弟，还是同学，是青梅竹马的恋人。

　　刘玉萍大我七岁。六八年小学没毕业，就被“动员”下乡来了。一天做晚饭时，刘玉萍边做边哼唱着当时知青中流传甚广的“知青之歌”：

　　蓝蓝的天空上

　　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

　　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

　　我的故乡

　　啊……

　　长虹般的大桥飞架南北

　　横跨长江

　　巍峨的钟山静静屹立在

　　我的家乡

　　告别了父母

　　告别了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

　　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

　　一去不复返

　　啊……

　　未来的道路是多么曲折

　　多么漫长

　　光滑的足迹深浅在

　　那僻静的异乡

　　迎着太阳升

　　伴着月亮归

　　沉重地修补地球

　　是我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我的命运

　　啊……

　　用我们的双手染红了地球

　　驰遍宇宙

　　壮丽的明天

　　我们相信一定会到来

　　那伤感的旋律，融和着她六年知青生涯的凄苦惆怅与渴望，回旋在空寂的山壑，撞击着心灵隐隐作痛。

　　我对刘玉萍说：“刘姐，听你唱这歌，心里有种沉痛的伤愁感觉。”

　　刘玉萍说：“这是知青中流传的手抄本歌曲，上面不让唱的。说是反动歌曲。”

　　我说：“读书的时侯，看《人民日报》社论，批判过这首歌。但不会唱。也没听过。今天第一次听，觉得蛮好听的，怎么就成了反动歌曲呢？”

　　刘玉萍说：“我也弄不懂。反正知青们都喜欢唱这首歌。听说写这首歌的作者已被判刑了，以后唱的时候要注意，别当着公社干部们唱。不然，会惹祸的。”

　　吃饭时，我又问她：“刘姐，你下来都快七年了，怎么不想想办法，争取早点出去呢？”

　　刘玉萍无奈地叹息说：“谁不想早点回去呢！我出身不好，父亲成分是地主，又没有背景。我与公社干部也套不上关系，所以，眼看着别人走了一批又一茬，想到自己不知还要等待多久，心里早就不是滋味了。”

　　看着刘玉萍泪眼婆娑，我的心第一次感受到了凄婉的惆怅。

　　（四）

　　有几天，杜梅一直无精打彩的，吃饭也总是反胃呕吐。刘玉萍问她：“怎么啦？”

　　杜梅说：“大概是感冒了吧。心里老是觉得不对劲，不想吃东西，一吃就有恶心呕吐的感觉。”

　　陈刚说：“都好几天了，让她去看一下，她也不去，挺急人的。”

　　刘玉萍对陈刚说：“要不你去找大队的赤脚医生来给她看看。老这样下去不行，万一有什么毛病，拖久了会很麻烦。”

　　陈刚答应了，说吃完饭就去。

　　下午，陈刚带着赤脚医生回来。赤脚医生是位中年大婶，看了杜梅的情况，摸了一番脉后，便让陈刚和我出去，说有话要对杜梅和刘玉萍说。

　　一会过后，赤脚医生离开了知青屋。我和陈刚回到杜梅房间，见杜梅眼泪长流，陈刚急忙问杜梅：“到底怎么了？大婶怎么说的？”

　　杜梅怨气地答道：“都是你做的好事，这下把我害惨了吧。”

　　陈刚一头雾水地说：“你倒是说清楚呢，到底怎么回事嘛。”

　　刘玉萍说：“刚才大婶说，杜梅不是病，是怀孕了。”

　　陈刚一惊：“啊。怀孕？哪可怎么办？”

　　刘玉萍说：“当务之急，这事必须保密，千万不能传出去。一旦让公社知道了，你俩就完了。”

　　陈刚说：“可是大婶已经知道了。”

　　刘玉萍说：“大婶那里已给她说好了，帮你们保密。但你们得赶快想办法去做人流。”

　　陈刚焦急地说：“那明天就卫生院做。”

　　刘玉萍说：“你们还敢到公社卫生院去做？就不怕万一公社干部知道，你俩还活不活得成？”

　　陈刚显然已经晕了，哭丧道：“哪该怎么办？”

　　刘玉萍说：“你明天就带她去别的公社卫生院做，要快。千万别耽误。”

　　那时，未婚知青怀孕可是件了不起的瞒天瞒地般大事。一旦事情败露，带来的将是很多麻烦。第一，“表现败坏”的名声是肯定的；第二，一旦“表现败坏”定下来，就将永远失去任何回城的机会。

　　刘玉萍安慰了杜梅几句后，问她：“你身上的钱够了吗？估计得要二、三十元。”

　　杜梅说：“我现在还有十三、四元吧。”她转向问陈刚：“你那里还有多少？”

　　陈刚掏出身上的所有零钱，数了数说：“只有七元八角二分。”

　　刘玉萍从口袋摸出十二元钱，便问我还有没有，我掏出身上的十多元来，递给刘玉萍。刘玉萍接过了那张十元的票子，将零的退我说：“这里凑足了四十元，应该够了。零钱你收着。”

　　第二天一早，陈刚便带杜梅去邻近的公社卫生院做人流。

　　下午时，陈刚和杜梅疲惫地回来。说卫生院做人流必须要结婚证和公社证明，他们拿不出，央求了半天，卫生院也没给做。

　　杜梅的眼晴早已泛起了红丝，显然一路哭了不少。陈刚也沮丧万分地说：“这该怎么办呢？”

　　刘玉萍考虑后说：“得尽快做流产，时间长了更麻烦。我有个姨在县城妇幼保健院工作，明天，我带你们回城里去，找我姨想想办法。现在只能这样了。”

　　陈刚和杜梅对着刘玉萍不断感激地说：我们听姐的。

　　（五）

　　刘玉萍、陈刚、杜梅走了，知青房剩下我一人。

　　夜晚，河风呼啸着刮过房顶，“呜、呜”的声响就象《聊斋》演义的鬼哭狼嚎。桌上的煤油灯似乎被室外的风啸声吓掉了一半的魂魄，熠熠闪闪、忽明忽暗，徒添着凄恻的浓烈。

　　我仰躺在床头，读着从刘玉萍那里拿来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那时，除了《毛泽东选集》是属于货真价实的书籍外，很少有正儿八经的一部书籍可供知青们阅读或消遣。可穷乡僻壤里无尽的孤寂和漫漫长夜惆怅的苦闷，又实在难熬，于是，在知青中不知从何时开始，盛行流传起了手抄本文学。所谓手抄本文学，其实就是一些普通得不再普通的通俗小说或情感小说。这些小说在今天看来，随处都可信手掂得，几乎不值一提。可在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里，通俗的便是封建的，情感的便是资产阶级的。所以，通俗和情感的东西都是违禁的，是毒草。但任何禁锢，都只能禁锢到形式，禁锢不到心灵。越是被禁锢的，却越有生命力。书籍不让看，知青们便采取手抄的方式，将一本本的通俗小说和情感小说眷抄在笔记本上，或者五颜六色的纸片上，供爱好者一个个地传阅。记得，当时最流行的手抄本有《第二次握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凋零的玫瑰花》、《简爱》、《罗蔓蒂莎夫人》等等。

　　《第二次握手》中主人公苏冠兰与丁洁琼、叶玉涵的感情纠葛，让我第一次懵懵懂懂领悟到了人生的爱情意义。在那个时代，我们虽然顶着“知识青年”的“掩耳盗铃”之名，实质上却与“知识”很难搭上边缘，充其量也就是能认识几个汉字而已。更不用说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了。在那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对于爱情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盲区。读到小说中的热烈场面，在夜深人静的环境下，也止不住耳热面红，心潮澎湃。尽其自己的想象力，去试图分析理解爱情的真实含义与肉眼观察到的客观现象。例如，陈刚与杜梅之间是不是爱情？如果是爱情，几乎少了书中的热烈与细腻；如果不是爱情，杜梅又怎么会怀孕？

　　几个不眠的夜晚，思绪便在试图弄清苏冠兰、丁洁琼、叶玉涵、陈刚、杜梅的情感脉络里荡漾。或许，那时的年纪真的太小；从未开启的心智在长期的精神涸禁中，对忽然跃进眼框，闯进心扉的那片感情飘絮，充满了懵懂的好奇与莫名的渴望。

　　接着，阅读的另一个手抄本《少女之心》更让刚入青春期门槛的我，热血愤张。说实话，活了十多年，压根就不知异性的生理结构及心理成熟随现的变化。刚下乡时的大热天里，经常看到四、五十岁的村民大娘赤裸着上身，硕大疏松的乳房，垂落在胸前，目若无人般劳作在山坡田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视角冲击力，而且几乎所有村民都有一种熟视无睹的免疫能力。

　　所以，当后来有知哥知姐们聊起《少女之心》的神秘时，我压根就不当回事。

　　（六）

　　一天，队长找我说，公社要求生产队办扫盲夜校，让知青们帮助不识字的村民们扫盲学政治。

　　刘玉萍、陈刚、杜梅都还没回来，知青房里就只我一人。没有推迟的余地，便走马上任当起了村民的扫盲教师。

　　教室设在生产队保管室的前堂里，队长不知从哪弄了块黑板来，我便从村民中姓氏最多的“杨”字开始，一笔一划地教村民们。第一天晚上，来的人不多，也就七、八人，而且多是晚饭后闲着无事的大嫂大婶。第二天，队长宣布，给参加夜校的人记二个工分值。以后，陆续来的村民便多了，最多时达到六、七十人，保管室都坐不下了，便将黑板立在保管室外的坝子里。几天下来，没想到村民的识字热情和积极性空前高涨，还有村民主动提问XX字怎么写，什么意思之类的话题。一般的字，我还能凑合讲清个一笔一划一竖一撇的规则，但对字形字义的解释，可范了难；因为我们读书时，小学四年纪就遇上了“文革”“停课闹革命”，以至后来都没有认真读过几天书。

　　恰巧刘玉萍他们回来了，我象找到救命星一样，赶快求他们帮忙。但刘玉萍也只读了小学五年级，陈刚与杜梅虽说是高中毕业生，其知识文化水平也差不多。刘玉萍便提议去找本《辞海》来，大家都觉得办法不错。可到哪里去找《辞海》就成了问题，村民肯定是没有的，唯有公社小学或区镇中学里，才有《辞海》可能性。但路途都远，特别是区镇中学，去一趟就有三、四十里地，一个来回就七、八十里。

　　陈刚有个同学在区镇中学代课，便自告奋勇地去跑了一趟，果然借回了本《辞海》。此后，除杜梅刚做了流产，需要休息外，刘玉萍、陈刚和我三人，便共同为村民们上扫盲识字课。那时，村民中识字的的确不多，全生产队也只有会计、保管员等少数几人读过一、二年小学。村民们学习的热情，传到了公社，公社认为仅学识字还不够，必须加强夜校的政治学习。

　　于是，在除了识字之外，另加上了政治学习和忆苦思甜的内容。政治学习的内容都是些当时报刊上关于大好形式的文章，基本上也就是照报原读。以我们的能耐，对政治形势谁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更何况政治非同儿戏，一不小心，亦或是无心口误，都将招来毁灭终生的灾难，谁敢轻易碰撞呢？但读报毕竟死板枯味，很快夜校就名存实亡，有时连个人影都见不着了。

　　大队书记知道后，说弄个忆苦思甜报告吧，就让在旧社会为地主当过长工的老贫农出来，讲讲过去的苦、比比现在的甜。

　　忆苦思甜报告会在一个月朗星繁的晚上召开，因为队里的强行要求，来参加报告会的村民，黑压压地站了一坝子。队里七十四岁的老贫农杨大爷被邀请到台上作报告。

　　杨大爷说：“我讲不来。”

　　大队书记说：“你就随便讲讲在旧社会，你给地主当长工时受的那些苦吧。”

　　杨大爷说：“没有什么苦不苦的。吃了人家的饭，就得给人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吧。”

　　大队书记说：“那些地主阶级就没害过你？比如，给你吃的是什么？有没有现在的生活好？”

　　杨大爷说：“要说吃的嘛，那些地主也害过我们。一般都是地主吃剩下了的饭菜，才给我们长工吃。特别是栽秧搭谷农忙的时候，狗日的地主把瘦肉都留下自己吃，给我们全是巴掌大块块的净肥肉，害得我们吃多了，经常拉肚子。不过，好象比现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猪不让养，鸡鸭也不让喂，只能尽吃青莱白菜，油水都没一点，好很多哟……”

　　讲台下的村民们发出一阵哄哄大笑。

　　大队书记赶忙说：“杨大爷，你扯远了。”

　　杨大爷说：“我说的都是老实话哦。那些地主真的拿肥肉……”

　　大队书记急忙打断杨大爷的话，大声说道：“今天的忆苦思甜报告会就到这里，下面让知青娃们给大家念报纸。”说完，便匆匆离开了会场。

　　陈刚虽然读着报纸，但因大队书记一走，村民们谁还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听那些枯燥无味的废话，不一会功夫，便三三两两走得一干二净。

　　（七）

　　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按部就班地淌过春夏秋冬。

　　一天，刘玉萍说七大队有位与她一起下乡的老知哥过生日，邀请大家一起去凑热闹。陈刚和杜梅因他们重庆同乡有约，不能去。我便随刘玉萍一道同去了。

　　到了老知哥处一看，去的人还真不少，几间知青屋里熙熙攘攘都挤满了。大家七嘴八舌闲谈着各自的生活状况以及从小道上打听来的什么时候又要招工了、听说公社又有了几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等等。我下乡二年不到，知道那些什么招工、招生、当兵都还轮不上我。因此对那些闲聊不感兴趣，便随意溜达到几处正筹备午餐的地方，看看老知哥的生日，都弄了些什么好吃的。在一口大铝锅前，闻到飘出一股浓浓的鸡香味，我对正烧火的姐们说：“哇，还有鸡肉吃呢。”

　　姐们说：“锅里炖着三只鸡呢。”

　　我惊叹说：“老哥很富有嘛，一下就买了三只鸡。去年过年，我老爸也没舍得买一只。”

　　姐们说：“什么买的？都是昨晚他们出去“甍”的。”

　　我知道“甍”就是偷，我惊奇地张大了口：“怎么会是“甍”的呢？！”

　　姐们看着我惊奇的表情，说：“小弟，才下来不久吧。“甍”有什么稀奇？咱们要改善生活，只能自己想办法呢。”

　　午餐时，因没那么多的桌子和凳子，只好分散在几间知青房里，大家流动着选择进食。大概也就类似现在的自助餐吧。

　　菜肴不算丰盛，但绝对堪称足够份量，塘瓷面盆盛满的鸡汤和黄焖的田蛙，特别是两大盆红烧的狗肉，吸引着大家强烈的食欲。

　　大家边喝着老白干烧酒，边继续着闲聊的话题。

　　餐间，不知谁带头唱起了《知青之歌》，那凄婉忧伤的旋律，引起人们心中的共鸣。众人随心的合唱，将愁肠百结的思绪，喧染得淋漓尽致。出于对渺茫前途的忧虑，不知回城的路在何方？随着歌声触动心弦的痛觉，泪水在不期然中潸然而下。

　　泪水感染效力的功能，竟会产生天倾地覆的效力，是我所没有想到的。几十人同声共哭的嚎泣，演义了那个年代最悲怆而又无奈的沧桑。

　　几十人同声奏响的嚎啕，撞击着空旷的沟壑，山壁折射的回声增添了凄哀婉曲的硬伤。村民们被突如其来的嚎哭震憾，初始以为知青们发生了什么大事，纷纷跑来知青屋一看究竟。不一会功夫，知青屋前聚集起百余村民，当大家明白了知青们喧泻的悲哀，发自对前程无知的迷惘触痛，只得婉惜同情，许多大娘大婶大叔大伯不禁陪着落下心酸的泪花……

　　（八）

　　七六年春节前夕，下乡一年多后，我和刘玉萍结伴回城过年。

　　我肩上挑着的是我们用生产队分配的小麦和包谷磨粉后，加入了不少鸡蛋特制的晒干面条。刘玉萍背着的是生产队分的芝麻和花生。一路上说说笑笑，回城的脚步仿佛有无穷的力量。

　　想着当初，我孑然一身走在下乡的小路上那茫然迷失的情景，感叹着时间过得真快。一百多华里的乡间小道，在不知不觉中就甩在了身后，故乡的轮廓已清晰在望。

　　进城先到了刘玉萍家。刘玉萍的母亲正在烧晚饭，见我们回家，十分高兴，便要留我吃了晚饭再走。

　　我说：“我想早点回去，父母也许正等着我呢。”

　　恰巧，刘玉萍父亲回来了。我曾听刘玉萍说过，她父亲成分是地主。那时，因教育环境的影响，在我的脑海里，地主都应该是《半夜鸡叫》中周扒皮或者是《收租院》中刘文彩那幅模样：尖嘴猴腮、阴险狡诈、横脸横肉、吃人不吐骨头。但刘玉萍父亲看上去憨厚本份、和蔼可亲，与地主的形象相差太远，甚至八竿子也挨不着边。

　　我不太相信，犹豫地以为是我弄错了或者是刘玉萍介绍错了。便试着怯生生地叫了声：“刘伯伯。”

　　刘父呵呵笑着说：“真是难为你们这些孩子了。回来就回来吧，干嘛要带这么多东西。把你们身体累坏了，可就是造孽哦。以后千万不要再带这么多东西了。”

　　听见刘父的话，便有与我父亲一样的亲切感，就不再怯生，大着胆子说：“这点东西不算重，都是我和刘姐带回来的心意。”

　　刘父见刘玉萍已将我那份分好，就说：“给小弟弟多拿点回去吧，我们留点尝尝就行了。”刘玉萍答应着就往我那份里添。

　　我急忙说：“不行。我和刘姐说好了的，一人一半。”

　　刘父说：“拿着吧，小弟弟。你年纪小，父母对你牵挂也大。多拿点回去，孝顺他们是应该的。再说，我们家萍儿每年回家都带回来不少呢。”

　　结果，虽然我再三坚持，刘玉萍还是将我那份里添加了不少。

　　（九）

　　离开刘玉萍家，天色已晚了。回到家里，父亲母亲和弟弟正在吃晚饭。见我回家，一家人很是高兴。母亲连忙要去给我拿碗筷，我说：“我吃过饭了。”

　　母亲很惊诧说：“回家了，怎么还在外面吃饭？”

　　我便将在刘玉萍家吃饭的情形和刘玉萍在队里对我的照顾的事，说给父亲母亲。父亲说：“难得人家姑娘照顾你，哪天，请她到家来吃顿便饭吧。”

　　我说：“行呢。哪天我约她吧。”

　　春节前夕，下乡的同学们都陆续回城了，但支边、支藏的同学一个都没回来。大家相约着一起聊起一年多下乡的经历，都有说不完的感慨。

　　猴子说，他落户的生产队在大山旮旯里。从队里到公社就要走一天，如果回城来，要走两天，还得起早摸黑。更要命的是他们生产队，就他一个知青，原先有两个重庆下去的，因为太苦，说是回重庆休假，可一走，就再也没回去过。他想找个人说话都没伴。说着两眼就泪汪汪的。

　　小娟说，她那里离城倒近，只有三十几里路，一个上午就能跑个来回。但就是因为太近，县上、区里、公社隔三叉五就有干部下去检查工作，一检查工作就问知青们的表现，还时常监督着知青要全心全意与村民同劳动。有时实在累了，想请个假都不行。不信，咱们都伸出手来，看看谁的老茧最多。

　　大家一齐伸手，果然小娟的手掌上布遍了不少的茧迹，还有老茧揭去后，血红斑斑的印痕。

　　相比之下，我的境况算是比较好的。特别是有刘玉萍那个大姐的照顾，我简直就似生活在蜜罐里。

　　一天，大刚和华子来找我玩。大刚说起林跃进在西藏，被雪崩冻坏了左腿，听他哥哥讲估计得截肢。

　　我问大刚：“是不是真的？你可别拿这种事来吓人。”

　　大刚说：“绝对真的。我前天遇上他哥，他哥亲口告诉我的。”

　　听着心里蛮不是滋味。一年多前，分别的时候，还是活蹦乱跳的健全人，忽然就变成了残疾，撂倒谁心里也不会好受。

　　大刚说：“还有呢，来的时候，华子还说蒋毅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跑到缅甸参加游击队去了。是死是活，至今都没消息。他爸上个月还专程去趟云南，结果兵团倒说蒋毅是叛国，找到了还要追加处分呢。吓得他爸再不敢追问他的下落了。”

　　当年，蒋毅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个性爱动，思想也很活跃。一次在批林批孔的小组学习会上，他即兴“高论”：林彪其实是个大傻儿，党章都确定了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都七老八十了，还能活多少年？忍一忍就过去了，何苦搞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白白害得自己丧了命。这番话不知怎么就传到了老师和校领导那里，差点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只因他发表此“高论”时的年龄还不满16周岁，有关部门就责令他父亲将其领回家中教育一个月，才算完事。想不到这家伙支边去了云南，照样不老实，居然跑出了国境，不知他的未来又会怎么样。

　　回家过春节，本想大家重逢开心一番，不想尽是些让人沮丧的消息。干脆就将自己关在屋里，生怕出去，再听到什么不吉的事，让人徒生怨愤。

　　（十）

　　大年二十八，家里提前团年。父亲让我去请刘玉萍。我到刘玉萍家，刘玉萍正帮母亲洗被子。

　　我给刘玉萍说了父亲的意思，请她去团年。她将头摇得象货郎鼓，说：“你们家团年，我去算怎么回事？”

　　我说：“又没有别的意思。父亲就是想当面感谢你在队里给我的照顾。”

　　刘玉萍说：“有什么好感谢的。你也帮了我不少忙呢。”

　　我说：“感谢你是我父母的一片心意。老实说，如果不是遇上你，我想我会和我们那些同学一样多受许多罪。”

　　刘玉萍说：“你别说了，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我看刘玉萍态度坚决，就转向刘母求救：“伯母，你帮我劝下刘姐嘛。不然我回去没法向父亲交待。”

　　刘母已听我们说半天了，见我求她，就说：“萍儿，去吧。别浪费了小弟弟一家人的好心。厨柜里有两瓶你大哥拿回来的酒，顺便带去给小弟弟的父亲，就说我们给他全家拜早年了。”刘母径自到屋里拿出两瓶“泸州大曲”，递给刘玉萍。

　　刘玉萍见母亲也支持，就不再坚持，和我一起到我家去了。

　　到得家里，父亲母亲对刘玉萍十分热情。特别是母亲，因为家里只有我和弟弟两个男孩，母亲一直想有个女儿；见到刘玉萍，真的就象是她的女儿似的，问寒问暖、家长里短，有说不完的话。刘玉萍也很乖巧，一边陪着母亲闲聊，一边手脚麻利地帮着母亲干活。

　　说是团年，其实很简单。与往年不同的是除了父母和我们两兄弟外，多了一个刘玉萍。餐桌上挤挤密密地摆放着十多个盆碟，分别是什么腊香肠、腊猪头、炸酥肉、八宝丸子、魚香肉丝、麻辣肉片、炖鸡汤、海带蹄花汤……等等。反正是那时的普遍现象，几乎一年中所有好吃的食物都集中到了这一餐团年饭上。

　　刘玉萍毕竟大我几岁，在这种场合很懂得进退分寸，不论应酬我父母、还是礼节仪态，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她的礼貌和热情。

　　父亲免不了说了许多感谢她照料我的话，刘玉萍很得体地对父亲说：“我只有两个哥哥，没有弟弟。两个哥哥和我的年纪都相差很大，没有多少同龄人的相同。我把小弟弟当做自己的亲弟弟，是想在农村那个环境里相互有个照应。所以叔叔和婶婶用不着那么客气。还有经常性的砍柴、挑水都是小弟干的，说起来我还要感谢他呢。”刘玉萍的一番辞说令父母非常喜欢。

　　饭后，我送刘玉萍。想起她父亲的形象问题，就问刘玉萍：“我怎么看你父亲是个挺好的人嘛，怎么就成了地主呢？”

　　刘玉萍说：“以前父亲在城里开了家自己的杂货店，挣了些钱后，便在乡下买了几块田地，打算收些租金积蓄家产。刚买上还不到一年，就解放了。土改时土地被没收了，就被划为了地主。其实，父亲是个很好的人。他与母亲很和睦，对我们兄弟姊妹也从不打骂。只是经常教我们要与人和善，多做积善行德的好事。”

　　我说：“从你父亲身上，让我对地主的认识，完全被颠覆了。看起来，很多的地主、富农、右派分子，并没有以前想象的那么坏呢。”

　　刘玉萍说：“这些都是政治问题，一时半会，我们也搞不清楚。不过，我始终认为我父亲是好人。”

　　我说：“我看也是。就是搞不清这个社会，怎么很多事情都是稀奇古怪的。”

　　送完刘玉萍回到家里，听见父亲和母亲正议论着刘玉萍。

　　母亲说：“玉萍这孩子真不错。模样俊巧，又会说话处事，看上去又还蛮贤惠勤快的。”

　　父亲说：“就是。这孩子一定会体贴人。大娃子要是能找上这样的女孩就好了。”

　　母亲说：“可惜玉萍这孩子就是年龄大了些。不然说给大娃子，倒挺合适的。”

　　我羞涩着进屋，对父母亲说：“你们别瞎聊了。人家只是将我当弟弟照顾。再说，在哪山旮旯里，什么时候能回城都不知道，谁还有心思想这些。”

　　父母亲便笑而不语了。

　　（十一）

　　过完春节，返回生产队。日子在暖阳一成不变的东升西落中潸然消逝。不知不觉中就看到了满地的油菜花盛装起金黄油艳的彩衣，散发出阵阵醉人的芬芳。

　　一天中午，刚吃过午饭，六大队的老知哥陈海涛领着另外一个知哥，突然来访。陈海涛是重庆老知青，他简要地介绍了另外一位知哥：系邻公社的知青。从他的脸上和语言中，猜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果然就听他接着说：邻公社的一位重庆女知青，前天遭到了一名公社干部的强奸，女知青受辱后含悲投江自杀，幸遇村民从河中救了起来。邻公社的知青们听说后，义愤填膺，找到公社要求惩办罪犯，但公社态度暧昧，故意搪塞推辞，不予理睬。于是所有知青决定在大后天，集体到区委请愿。

　　邻公社知哥说：请愿有两个目的，一是要求严惩强奸犯，并保障知青人身安全。二是要求公正对待知青，增加推荐知青被招工、升学、当兵等回城机会。这是关系所有知青共同利益的事，我们希望全区知青团结一致，共同参与。

　　陈刚与杜梅因重庆老乡关系，立即答应参与行动。我望着刘玉萍，希望遵从她的决定。刘玉萍思考后也答应届时参加。老知哥说了些感谢之类的话就赶往联络其他知青去了。

　　二天后，是个逢集日。

　　我们四人按约定向区委赶去。一路上，赶集的村民很多，加上三三两两不断云集的知青，把条通向区委集镇的乡间小路，排挤得密密麻麻，严严实实。

　　在临近区委集镇不远的小路旁村子里，突然传出高音喇叭的声音：

　　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知识青年同志们：区委紧急通知，因发展当前大好革命形势的需要，区委决定，取消今日集市。所有社员，知识青年，迅速返回本单位、农业生产队，抓革命，促生产。以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农业学大寨，建设新农村”的伟大号召。

　　喇叭里不断反复播放着这条“紧急通知”，前往赶集的村民，议论纷纷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知青们隐约感到与聚集请愿有关。

　　不一会，从前面退回来的村民口中得知，各公社干部们把守在进区镇的路口，劝说赶集的人们返回。社员们在骂骂咧咧，猜疑迷惑中，逐渐退去。剩下成群结对的知青，仍在往区镇聚集。

　　我们到了临近区镇的路口，前面以挤满了黑压压的一大片知青。各公社的干部大约有近百人，站在进区镇的路上，阻止、劝说着知青返回。

　　随着公社干部与知青们的僵持，后面赶来的知青越聚越多。

　　前面人群里，忽然有人扯出用被子床单书写的标语：

　　“严惩强奸犯，还我人身安全”

　　“我们要父母，我们要回城”

　　在标语的激励下，知青们开始强行冲过公社干部们的阻拦线，涌向区镇。

　　看着大多数知青，群情激愤，热血沸腾，刘玉萍悄悄拉住我，小声说：跟在后面，别作声。

　　我随着刘玉萍，磨磨噌噌走在人群最后。进了区镇，只见狭窄的街道上已被上千的知青挤得水泄不通。街道两旁的店铺，本来盼望着难得的一个逢集天做点生意，可一看满大街涌挤着的全是知青，很多人还带着激动、愤慨、恼怒的神情，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些善于思考的市民，联想到几年前“文革”初期红卫兵大肆打、砸、抢的情形，立即将刚刚开门不一会的店铺重新上门闩窗紧闭起来，从门缝的间隙睁着咕噜噜的眼珠，静观外面事件的发展。我和刘玉萍站在人群的最后边，根本不知前面的情况，只能听见前面不间歇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喇叭里响起区委书记的声音：知识青年同志们，区委已经作出决定，对强奸女知青的XX公社党委副书记梁明坤，给予撤销党委副书记职务处分，交由公安机关刑事处理。你们提出的要求，区委正在认真研究。请你们相信区委。你们是毛主席亲自派下来的知识青年，要坚决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农业学大寨，建设新农村”的指示，回到生产岗位上去，搞好抓革命，促生产工作。……

　　区委书记讲话后，接着传来另一个声音：知青战友们，我是XX公社知青陆伟峰，大家推举的此次请愿代表。鉴于区委已对强奸女知青的梁明坤，作出了处理决定，并承诺考虑我们的请愿要求。我们的目的已基本达到，我们相信区委对我们作出的承诺。战友们，我现在宣布，此次请愿结束。请大家各自返回生产队。

　　像酷夏里的一场暴雨，来得快，也去得快。不一会，知青们便陆续开始撤离区镇街道。

　　（十二）

　　又一个仲夏的炎热，随着渠河水悄寂无声的东流漫漫消退。河滩上的花生枝繁叶茂，预示着又将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公社决定在国庆期间，进行一次文艺调演。各队的知青们便当仁不让地挑起了重担。调演由各队知青出一个节目，然后在大队进行筛选，最终确定一、二个节目，参加公社汇演。

　　刘玉萍征求我们几人的意见，问准备个什么节目。从刘玉萍、陈刚、杜梅和我身上，都找不出多少文艺细胞，大家都觉得就凭我们几人，要弄出个象模象样的节目难度很大。刘玉萍说：实在不行，就弄个简单点的，象相声、朗诵之类的，应付了事。

　　陈刚说：说段相声倒简单，但段子资料不好找呢。

　　我说：既然是应付，就不要要求太高，把文革初期流行了一段时间的“忠心”对话，改一改，弄成一段相声，其实蛮有意思的。

　　“忠心”对话，大家都明白是当时全国人民为了表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三忠于，四无限”的忠诚，无论何时何地何事，开口说话前，必先朗诵一段或一句毛主席语录。但随着林彪“九.一三”事件后，这种对话形式，便逐渐被人们遗忘。

　　刘玉萍说：你先将基本内容弄出来看看，能够凑合交差最好，不行就另想办法。

　　我说：这简单，就几句话，我一会就弄出来给大家看看。

　　我回到屋里，根据记忆，略作构思，便写了一篇相声段子。但因这个段子设定的场景是饭店，那时饭店里的售票员普遍都是女同志，为了逼真这个节目就得有女生参加。当时，说相声的节目，都是由两个男的表演，没有女的说相声的先例；再加相声段子一般没有特定情景，但我弄的这个却设定饭店的情景，所以，初看上去就有点几不象的感觉。

　　我将段子大意给大家讲了，杜梅首先说：听起来还有点意思。

　　刘玉萍说：先排练一下，试试再说。

　　于是，我扮顾客，杜梅扮饭店售票员，陈刚扮厨房师付。

　　场景：售票员坐在售票柜台里。厨房师付在厨房窗口。顾客进入饭店。

　　顾客：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同志，买碗面。

　　售票员：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臊子面？或是小面？

　　顾客：要斗私批修。多少钱碗？

　　售票员：节约闹革命。臊子面一角二，小面八分。

　　顾客：下定决心。臊子面一碗。给你一角五。

　　售票员：不怕牺牲。面票拿好。找你三分。

　　（转身进入内堂，将面票交煮面师傅）

　　顾客：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师傅，臊子面一碗。

　　师傅：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你这是小面票。

　　顾客：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买的就是臊子面。怎么成了小面？

　　师傅：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你去问前台。

　　（折返前台）

　　顾客：发杨革命传统。我买臊子面，怎么给我小面？

　　售票员：争取更大光荣。臊子面？小面？当场为啥不看清楚？

　　顾客：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谁知道哪是臊子面票？哪是小面票？

　　售票员：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当面看清，过后不认。

　　顾客：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你是啥态度？

　　售票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就这态度。

　　（煮面师傅在内堂高喊）

　　师傅：打倒蒋介石。买面的，还要不要？

　　顾客：解放全中国。算我倒霉。（高喊）要了。

　　试排后，大家笑得前呼后仰，都说这个节目不错。于是这几不象（那时还没有小品这个概念）的节目，就定了下来。没想到一路顺风，最后还参加了公社汇演。

　　（十三）

　　七六年元旦刚过，传来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我们都为之震惊。周恩来总理在我们心目中，是继毛主席之后为数不多的最受尊重和敬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那时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是第一位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关心、爱护知青生活的最受尊敬的领导人。他主持召开的“延安知青工作座谈会”，实际上是对知青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的极积肯定。以至后来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犯罪活动的通知》对知青生存现状和生存权益作了改善和保障。

　　那个年代，法制缺失，民主贬义，全国上千万知青的日常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的边缘。经常发生知青被强奸、殴辱等事件。正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干预知青工作，才让广大知青得以安定人心。

　　但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报纸上说尊重总理生前遗愿，不开追悼会，不举行悼念活动。让我们不能理解。那时，许多知青都自发地自扎了小白花佩戴在胸前，以示对总理的悼念。

　　四月五日，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事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公开刊登了许多因悼念总理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事实。一股郁闷、愤慨的思潮，悄悄在知青中流传。随着一些悼念总理的文章也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知青中广为传播。其中有二首，传诵甚广：

　　一、《不尽歌》

　　滴不尽怀念总理悲咽泪，

　　痛不尽顿足捶胸肝欲碎，

　　望不尽浩气贯虹像生辉，

　　怀不尽耿耿丹心鞠躬瘁，

　　赞不尽兢兢业业功殊伟，

　　学不尽沥血呕心德高贵，

　　心往神追。

　　恨不尽妖魔切齿谤忠骨，

　　烧不尽革命烈火焚污秽。

　　啊！恰更似

　　滔滔黄河扬子水，

　　波浪滚滚不尽追。

　　喜看来浪开不尽，

　　开不尽啊，

　　杜鹃怒放红遍地，

　　神州尽朝晖！

　　二、《五言诗》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但当时读过的手抄本，与上面记载的有了相当部分的“误差”。原因有许多读者在转抄中都按自己的心境作了相应的修改，以致后来，我再重读这些诗抄时，竟然发现每次都有改动。

　　（十四）

　　那年的五月，公社一连七天召开了知青大会。目的是集中学习响应中央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召。

　　公社为所有知青提供一顿午餐，每个知青限定写出一篇“深揭猛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并贴在公社大院的院墙和街道上。

　　前几天是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的社论、批判文章等，以及学习心得交流。后几天，便是写批判文章。

　　说实话，除了报纸上罗列的邓小平罪状外，我们普通百姓哪知道邓小平究竟干了些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也谈不上有什么心得体会。既然公社要求必须写文章，那就照着报纸抄吧。不几天，公社的院墙和街道的两旁墙壁都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批判文章。仅形式上看去，还真有点轰轰烈烈的味道。

　　最后一天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两个记者，对着满墙的批判文章，又是抄录又是拍照。

　　几天后，便在《四川日报》上，看到了宣杨我们公社批邓丶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得声势浩大，如火如荼的报道。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公社书记因此荣升区委副书记。全公社知青混了七天工分，还有每天一顿的免费午餐。

　　但对我们来说，这七天的意义，恐怕更多注重在这难得的聚集机会。大家兴致盎然地三五一堆，六七一群，谈天说地、打趣成浑，留下了下乡以来少有的欢乐时光。

　　最有创意的欢乐，该是几百人共跳“忠字舞”。大家知道“忠字舞”是文革初期人们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三忠于”“四无限”，以舞蹈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肢体意境。在知青会的最后一天下午，不知是谁出了个主意，以集体复制一次“忠字舞”来表达，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的决心。

　　三百多人在公社狭窄的大院里，依次排开，因大院实在太小，容不下那么多人；于是，办公室、走廊、食堂都站满了人。一声令下，众人翩翩起舞，高举的手臂，在旋转中，尽管已万分小心，还是没能避免与左邻右舍发生碰撞。一时之间，“嗨哟”、“呀呀”之声和责怪声、叫骂声，混杂一片。

　　忽听见陈刚的骂声：“你龟儿，啷门回事？把人都撞倒了。”

　　回头一看，杜梅已倒坐在地上。陈刚怒眉圆眼瞪着身旁的一位老知哥。

　　老知哥，看得出也不甘示弱：“老子也不是有意的。你绿眉横眼还想做个啥子？”

　　陈刚气势汹汹道：“你妈个屙，撞倒人还有理啥。”

　　老知哥也气往上涌：“日你个先人板板，撞了你又要做啥子？”

　　我急忙挤过去扶起杜梅，劝说陈刚少说两句；都说年轻人气盛，一点不假，眼看双方火气大涨，幸得众人忙对双方连拽带劝，乱哄哄地闹上了好半天，才让双方平静下来。“忠字舞”也就半途而废。

　　（十五）

　　秋雨珊珊来迟，总算给肆虐了许久的酷热，泼了一场跨时季的凉气。

　　傍晚的时候，队里的治保主任来知青屋，例行布置“治安”工作。刘玉萍、杜梅和我在屋里与“治保主任”有一句无一茬地闲聊着，就听门外刚挑水回来的陈刚在与人打招呼：大脑壳，今天放假回来啦？

　　大脑壳是我们队的村民，因头比常人大，说话又有口吃的毛病，被村民们取了个绰号叫大脑壳。大脑壳会石匠活，所以长期在公社水库工地干石匠活。吃宿在工地，一般很少回队里。只听大脑壳突然说到：“毛，毛主席死，死了！”

　　初始，我们屋里的几人，以为听错了大脑壳说的话。屋外的陈刚显然也没听清楚，听他问道：你说啥子？

　　大脑壳再次说到：“毛主，主席，死，死了！”

　　这下听得清楚了。治保主任一个箭步冲出室外，伸手就揪住了大脑壳衣领：“看不出你个大脑壳，吃了狍子胆了！竟敢咒骂毛主席。”

　　“治保主任”说完，不由大脑壳分辩，便揪着朝村里扭去。

　　说实话，突然听大脑壳说毛主席死了，我们也不相信。从小就喊惯了“毛主席万岁”，在我们的意识中，他老人家不说真的能活万岁，至少应该百岁长寿，不成任何问题。大脑壳看来真的是头大脑水少，这样的玩笑也敢乱开。这回不死，起码也得脱成皮了。

　　吃过晚饭，我对大家说：“没事了，我去村里看看大脑壳怎么样了。”

　　到了村里，只见大槐树下站满了人。我走拢一瞧，只见大脑壳被五花大绑在槐树竿上，大脑壳的母亲，跪在树前，哭泣着不断数落着大脑壳：“你个背时的傻儿啊，什么玩笑你不能开，偏偏要说那些大逆不道的混帐话。这下看你啷门脱得了爪爪哟，我的儿啊，你啷门就那么傻哟！”……

　　民兵队长在一旁说：“别哭了，大脑壳他娘。我们也不是要为难他，他这回可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罪。怎么处理他，只有明天一早送到公社去，看公社咋个说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刚吃了早饭，就见治保主任、民兵队长与大脑壳一起从公社方向回来了，我惊奇地问：“大脑壳，你没事了？”

　　民兵队长无限婉惜地说：毛主席真的死了。

　　我闻言一楞，心里想着：毛主席怎么会死呢？！

　　（十六）

　　国庆节刚过，我的双腿无故发了许多红痘，开始只是一些骚痒，不几天就变得双腿红肿到了溃烂，我只得回城去疗伤医治。在家呆了一段时间后，迫不得以又回到了生产队。因为回城去“疗伤”，加之人年轻好玩，时常又隔三叉五地与知哥知妹们聚结玩耍，“耽误”了参加劳动挣工分；一年到头竟只有五百多个工分值。那时生产队分配粮食是按全队总工分值除以上缴公粮后剩余的粮食数量，按每个工分值均摊分配。一般村民壮劳力年工分值约会有三千六七百个左右，但我却只有五百多个工分值，也就是说我只能分得来年仅够不足两个月的粮食。一年要饿十个月的饭，想想心里就不寒而颤。

　　那时我们几个知青里，除了刘玉萍挣足了能够分回全年口粮的工分外，陈刚、杜梅和我都成了大问题。陈刚和杜梅依靠家里补贴，按每十个工分值四分人民币计算，补交现金换取了工分，才保证了口粮的分配。

　　但我家里拿不出钱来，只能靠自己。赶快想办法吧，这已不是闹着玩那么简单的事了。失眠了一个晚上，最后鼓起勇气去找副队长兼记工员大哥，死皮厚脸地央求加点工分。副队长兼记分员大哥到还通情达理，说你们这些知青娃也确实可怜，就照顾你们点，加记一、二千个工分吧。听见了副队长兼记分员大哥这么说，我差点就要振臂高呼“大哥万岁”了，在我还没来得及振臂的时候，忽又听副队长兼记分员大哥说：“你们城里好弄’云南白药’，帮我搞一瓶吧。”

　　天啊！我一下又傻了眼。“云南白药”在那时可算得上是“圣药”，传言可以治百病，但却百分之百的属于“计划经济紧俏商品”。要弄到它必须得有当权人士的批条，我一普通老百姓到哪去弄“可恶”的“云南白药”。我一看情形，如果照实推脱，到手的二千个工分值就有“泡汤”的危险，答应下来又不知该去哪里弄得到。第一次遇上左右为难之事，犹豫不决。大哥见我如此，说如果麻烦就算了。

　　我一听即痛下决心，管他三七二十一先答应下来再说。

　　答是答应了，但到哪去弄还真费了不少劲。最初回城去托三朋四友到处买，都无效果。也曾装病去医院骗买，还是空手而归。眼看队里该分粮食了，再不回去，就真的只好饿肚子。急情下我只好托朋友搞到了一个“云南白药”的空瓶，心一横就弄了些面粉和粉笔灰混合装入了瓶里，将盖拧紧滴上腊烛封口，做贼心虚般地送给了副队长兼记分员大哥。于是，顺理成章我的工分值也就增加到了二千五百五十个，分回了全年的口粮。

　　只是对不起呀，我的副队长兼记分员大哥，那瓶“云南白药”是假的，我也是迫于“生死攸关”的无奈才出此下策。

　　（十七）

　　一次，我与刘玉萍一同赶完集后回队时，路过二佛寺庙。刘玉萍说：“寺庙后面有位瞎子，会算命。听说还很准。我们去试试。”

　　我一向不相信算命之说，心里根本就不以为然。但刘玉萍说了，我便不好扫她的兴，只好陪着去找瞎子。

　　找瞎子算命的人还真不少，我们等了好一会，才轮上。刘玉萍先算，她向瞎子报了生庾八字后，瞎子装模做样地一阵手戳捻拈，然后说：“你命上今年要占鸿运。有好事降临。不过，为了成全好事，你可能会受些伤害或者委屈。”

　　轮到我时，瞎子说：“如果今年内有蛇肯为你做枕头，你就有鸿福。否则，你将延续至少五年的苦难。”

　　对瞎子的话，我全当是瞎子放屁。有谁愿意捉条蛇来放在枕头下，枕着睡觉？果真如此，不是神精病也离神精病不远了。何况我从小就怕蛇，见到蛇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倒是刘玉萍一路上对瞎子的话，若有所思。特别对“可能受伤害或者委屈”那句话反复斟酌。看着刘玉萍出神的表情，我说：“刘姐，别信瞎子的。他那是哄人的骗计。”

　　刘玉萍喃喃地说：“不管多大的伤害和委屈，只要能回城，我都认了。”

　　（十八）

　　公社武装部长下队来检查工作，路过我那三分自留地，见到一片长势很好的土烟叶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绿油油的青光。便问身边的民兵队长：这是谁种的？

　　我刚好下工回来，民兵队长就喊：“小知青，过来。指着烟叶地问我：这块地是你的自留地，是吗？”

　　我心里“格登”一下，知道按政策是绝不允许私种烟叶的，因为它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序列。心想这下麻烦了，肯定要挨训。

　　恰在这时，一条肥壮的山狗跑过烟叶地，部长望着跑远了的山狗，说：“那是谁家的狗？那么肥！”

　　我忙接过话说：“这种狗打来红烧着吃，一定非常漂亮。”

　　部长带着遗憾说：“好久没吃狗肉了。想着那味就香”。

　　我见部长不再追究种烟叶的事，就随便说道：“部长喜欢吃狗肉啥？”

　　民兵队长接话说：“部长最喜欢狗肉了。只是现在狗少，不好弄哦。”

　　我说：“要不，哪天我去弄条狗来，大家打打牙祭？”

　　部长说：“你会弄狗？”

　　我说：“可以试一下。”

　　部长说：“你千万不要在我们公社弄，要弄就远一点，到其他公社去。免得惹麻烦。”

　　说实话当时我有这么一说，纯属敷衍，目的在希望部长不再追究私种烟叶的事。基本上属于说着玩儿，没想到部长倒认了真。这下骑虎难下了，迫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要得。哪天我弄到了，给你送去。”

　　（补充一点：烟叶不是我种的。我那“三分”自留地原本是因我懒惰而荒芜着，一村民见了觉得可惜便自己种上了烟叶，当然帐还得算在我头上。）

　　几天后，我和陈刚下田捉了不少田蛙。按我们当时的简单方法，将田蛙脱皮去头后，用红辣椒、花椒、老姜、盐和大料腌制后，再用油一炸，一道香气浓郁，酥脆可口的美味便出来了。

　　我将吃剩下的田蛙骨渣收集起来，用在城里医院搞来的麻醉液调合好，便到邻近的村子寻找弄狗的机会。

　　转了好几天，都没寻到合适的目标。大概狗类们也觉查到了危险的气息；往日里山沟凼凼里、荒坡草丛中，到处都能看见野狗的踪影。可这几天里，转了不少的旮旯角角，连根狗毛也没碰上。大概又过了好些天，我不死心地再次跑到相邻公社的地盘上寻找狗迹。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刚到一村子后面的山凹坑，就见一条大黄狗在地里悠转，我看看四下无人，便将田蛙骨渣扔向黄狗。骨渣散落开后溢出的香气，很快便吸引了黄狗。只三五下黄狗便将骨渣添得一点不剩。不到几分钟，黄狗便晕晕浊浊地倒下了。我急忙用事先备好的麻袋，装裹起黄狗，趁着天色未黑，向武装部长家送去。

　　到了部长家，部长显然没想到，我真的给他弄了条狗去。异常兴奋地说：“哈，这回可要好好打顿牙祭了。我今晚就宰了，你明中午过来吃狗肉吧。”

　　我说：“狗肉我就不吃了，部长留着慢慢吃吧。”

　　说完，我便告辞。部长热情地将我送到屋外，还不断鼓励我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回城等等。

　　从部长家出来，尽管天色早已黑尽，田野小道上坎坷崎岖，但是，我彷佛看见了前程一片灿烂的光明。

　　（十九）

　　上午，我和刘玉萍都没有出工。陈刚和杜梅对串门仍旧乐此不疲。几年的知青生活积蓄了太多的欢乐与愁苦的交融，更多的是迷茫与失落。当目送走周边那一位位因父母关系或具“特殊”本领，被招工、当兵、升学而跳出“农门”远走高飞的“知哥知妹”的战友时，残灯摇拽下的孤寂心灵就会一次次地被无情烫伤、愁肠万段、凄水潸流。

　　太阳从窗户中抻出温馨的臂膀，将我从梦呓中拽醒，就听刘玉萍在外叫喊：“起床没有，懒虫。快把脏衣服扔出来，我好一起洗。”

　　我赶紧起床，将脏衣交给刘玉萍，说：“刘姐，谢谢你呢！”

　　刘玉萍笑笑，捧着一盆衣服转身向去了河边。

　　不一会，队长的小外孙女来到知青房，说外公请知青们去他家陪公社书记吃豆花。

　　我打发走小姑娘，便到河边看刘玉萍洗完衣服没有。刚下坡，就见刘玉萍拎着洗好的衣服回来。我便说了队长请我们去吃豆花的事。那时，一般情况下，村民们大凡家有生日贺事，或节气喜事，都会顺便叫上我们知青。一是出于怜悯，二也是同情我们远离爹娘的辛酸。

　　我和刘玉萍到了队长家，豆花已端上了桌，队长正给书记斟酒。见我们到了，书记和队长同时让我们坐下。难得与书记同一次桌，趁此机会向书记敬上两杯小酒，表表心意是义所不辞的。

　　刘玉萍先向书记敬了两杯，我便看见她的脸色一下红润了起来。就象刚刚成熟的苹果，透出诱人的芳香。

　　我也向书记表达了敬意后，书记慢条不讳地说：“这次公社分到了几个铁路部门的招工名额，要求解决家庭条件相对困难的知青。全公社符合条件的知青，少说也有一、二百人，名额就几个，难办呢。”

　　刘玉萍小心意意地说：“书记，我都下乡七、八年了，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希望书记多考虑一下。我会非常感激书记的大恩大德。”

　　我知道，这次招工根本就轮不上我。我便替刘玉萍说了不少好话。队长也在一旁打边鼓，说刘玉萍的表现是我们几个知青中最好的一个。

　　午饭很快吃完了，书记说想休息一下。队长面露难色说：“你看我这屋里乱糟糟的，怎么休息呢？”

　　刘玉萍说：“到我屋里去休息吧，不知书记嫌不嫌弃？”

　　书记说：“也好。就去你那吧。”

　　我和刘玉萍陪书记到了知青屋，刘玉萍打开自己的房门，请书记进去休息。

　　送书记进了屋里，刘玉萍说：“书记，你休息吧。”便和我准备退出房间。

　　书记转向对我说：“你先出去。我和小刘谈点事。”

　　我转向刘玉萍望去，看她向我点着头。我便离开了刘玉萍房间，回到隔壁我自己的房间。刚在桌前坐下，就听见刘玉萍房间传来“怦”的一声关门声。我以为是刘玉萍出来了，便走到门前看，可是没见刘玉萍的影子，正纳闷着，忽听房间里传出刘玉萍“不要，不要！”的惊恐声音。

　　我赶紧跑过去敲打刘玉萍的房门，并高声喊问：“刘姐，你怎么呢？”

　　屋里一阵沉寂后，才传来刘玉萍脆弱的声音：“我没事。你回屋去吧。”

　　我只好疑惑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顺手抓过一本书来想打发时间，可怎么努力也看不进一个字，心里总担心刘玉萍会出什么事情。约半个小时后，听见刘玉萍房间开门的声音，我立即跑出去，只见书记大摇大摆地离去。

　　我再赶紧跑进刘玉萍房里，只见刘玉萍头发蓬乱，双眼红肿，双手使劲拽住被子，躺在床上。一看便知她遭到了书记的侮辱。一股热血顿时直冲我的大脑，我咬牙切齿地说：“这个畜牲，老子去宰了他！”

　　刘玉萍急忙叫住我，说：“别去找他了，我，我是自愿的。”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盯看刘玉萍看了半晌，极不情愿地问：“刘姐，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呢？”

　　刘玉萍向桌上一努嘴，我顺眼看过去，桌上放着一张招工表。我顿时明白了刘玉萍的忍辱和无奈。

　　（二十）

　　仲秋的细雨，绵绵不停地敲打着房顶的瓦片，就象远古的怨妇，叙说着不尽的哀伤和凄惘。

　　我躺在床头，心不在焉地翻读着无聊的手抄本文学。

　　刘玉萍的招工表报了上去，静等着最后的通知。想着刘玉萍即将离去，心里即为她高兴，也总有被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愁绪所堵塞的感概。

　　忽然听到枕下的铺草里不断发出“嗤嗤”的声响，以为是老鼠倒乱，心中暗想本人穷得早就揭不开锅了，哪还有残汤剩饭来喂你呢，便用力拍打了几下枕边铺草，想着惊走它了事。拍打之后“嗤嗤”停息了，但不一会又再次响起，这下我可来气了，心想你既不愿走，说不得就只好让你作我明日的早餐啦。一边想着这可恶的东西难道在我枕下筑了窝不成，一边手持油灯低下头掀开草席要一看究竟。那知刚揭开草席一角，“嗤”的一声从铺草里窜出一条大花蛇，从头发梢上一掠而过。我不由“啊！”的一声惊叫而起。看着长蛇从床边的书桌上滑过窜入石条墙缝里钻入了隔壁刘玉萍的房间，我赶紧拍门叫起了刘玉萍。

　　刘玉萍听说大花蛇窜入了她的房间，吓得再也不敢回屋。我只好让她到我房里。

　　房外的沥沥细雨没有停息的意思，沿河岸吹来的丝丝凉风，增添了夜晚的寒意。刘玉萍合衣钻进被窝中，说：“今晚，我只能在你这里睡了。”

　　我看也别无办法，也就合衣钻进被窝的另一头。刘玉萍忽然问：“你还记得上次瞎子说的话不？”

　　我一时没想起来，问：“什么瞎子？”

　　刘玉萍说：“二佛寺庙的那个瞎子呀。他不是说有蛇给你做枕头，你就会走好运了吗？”

　　“哦”我想起来了，瞎子是说过这回事。便将心将疑地说：“也就是说，我今年也有可能回城了？”

　　刘玉萍幽幽地说：“其实那瞎子说的很准。你看我们俩的事的事呢，基本都让他说中了。”

　　我说：“你招工回去，已成定局。但我会怎样离开生产队呢？”

　　刘玉萍说：“上个月，你不是给武装部长送了条狗去吗？赶在最近再给他弄两条去。马上就要征兵了，说不定，你的希望就在这里。”

　　我一想，对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便与刘玉萍讨论着怎样进行下一步的计划。

　　片刻后，刘玉萍打了一个哈欠，说：“我困了。睡吧。”

　　看着刘玉萍侧身翻睡，不一会，就发出均匀的鼾声，知道她已熟睡了。我便在脑海里盘算着如何下手，再弄上两条狗，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会，争取在今年底的征兵中，修成“正果”。

　　不知是年少青春太懵懂，或是刚刚燃起的壮丽前景所迷惑，面对狭窄床铺另一头近在咫尺、触手可及、活色生香的刘玉萍，我竟然没有一丝半点的邪思杂念。到今天偶尔忆起这一幕，时常会怀疑当初是否情感神经短路？还是懵懂的脑细胞被水浸泡了？亦还是青春的欲望折沦？麻木？发育不全痴呆所至？总之，那令无数人历尽千年修行也难予窥视的美妙时光，就这样被轻轻易易、平平淡淡、迷迷糊糊坠入酣然梦呓而浪费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忽然感觉体内有一股如火的烈焰，澎湃咆哮，奔腾撞击着漆黑天穹旷阔的深渊。烈焰肆虐，毫不受约束和控制，狂野地窜出躯体，浩浩荡荡地卷向床次另一端的刘玉萍。我不由一阵惊骇，颤抖着强迫睁开双眼，却发现自己依然合衣而眠在床上，只不过心跳的速度，超过了平常的频率，直至面红耳赤，浑身灼热难受。

　　刘玉萍仍在床的那一端发出馨香优美的鼾声。

　　我知道自己什么也没做。不过是一场“梦靥意淫”的结果。我赶紧理了理思绪，意识中强烈的责备着自己不该对亲如自家姐妹的刘玉萍，产生如此罪恶的邪念。

　　（二十一）

　　秋末的季节，虽然百花在无可奈何中凋零。但那些残败的枯叶，并没有随风飘去，而是植根于沃土之中，意味着这片深恋的土地，待得来年春的滋润后，必然又是一个万紫千红的世界。

　　刘玉萍终于等来了去工作单位报到的通知书。

　　临别那天，陈刚、杜梅和我依依不舍地与刘玉萍拥抱告别。当我伸出双臂欲与她一个拥抱时，她竟目无旁人地给了我一个长长的香吻。从那一吻的瞬间，我内心里真实地感觉到了她那一片纯洁、善良的情感。片刻后，她离开我的怀抱，轻轻拭去眼角的泪珠，喃喃地对我说：别忘了，你自己的计划。记得给我写信。我强忍着泪水，一个劲地点头：刘姐，我这辈子都会记住你的。

　　刘玉萍走后，没多久，冬季征兵开始了。因为武装部长的关照，在一个大雪飞舞的日子里，我兴高采烈地换上了一身草绿色的军装。

　　离开生产队的那天，我站在生产队后面的山岗上，眺望着这片贫脊的土地，内心里奔涌着苦辣酸甜纠集不清的感慨。注目良久，说不清是依依不舍的怀念？或是酸楚悱恻的刺戳？不管曾经沧桑了几多岁月，人生中琢烙过如何的艰难，这块土地毕竟给予过我养育的水份。默默中不禁挥手作别：

　　再见了，我曾朝夕相伴的善良村民。

　　再见了，我亲如兄弟姐妹的知青伴侣。

　　再见了，承载过我无数痛苦和欢乐的知青房以及那片熬煎过又养育过我的山丘沟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