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汴京，是故乡还是他乡？（故乡）

　　在一盏清茗的陪伴下，细细品读《乐章集》，静静体悟柳永对汴京的情愫。一盏香茗伴韶光，一片词情幽处浓。

　　宋真宗咸平五年，十九岁的柳永通过了乡试，离开家乡崇安，准备前往汴京应礼部试。彼时柳永自觉有惊世之才，一心憧憬青云直上，断然没有想到，之后他的大半生，竟会落得剑满尘埃书生蠹的命运。年少才高的人极易如此。总是把一时的顺遂当做终生都会拥有的常态，要等被恶意伤害后才明白自己道行太浅；总是习惯仰望星空，以为自己定然是其中某颗灿星，最后才发现自己不过是一粒尘埃，随便一阵风就能把自己吹得粉身碎骨。

　　后来，柳永就在一年中最美的清明寒食左右到达了汴京。每日诵读诗书以备科考之余，柳永用大把闲散时光填词谱曲，须臾之间就在汴京才名显赫。然不见文人士子来与他谈经论史，独见愈来愈多的乐工歌伎来慕名求词。大考之前，先富词名，而且这个词名并非庙堂之上的评委赋予的，却是源于市井的声音。试想身居高位的评委们岂肯自降身价，与庶民的审美趋同？柳永于风流倜傥中不知不觉地酝酿着他未来的悲剧。

　　妻子病逝的噩耗促使柳永匆匆回了一趟崇安，不久柳永又在汴京的召唤下再度回到汴京。对“仙禁春深，御炉香袅，临轩亲试”有过翘首企盼的柳永，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第一次在汴京考试，二十六岁的他最终落第。而柳永落第之根源，并非无才，而是“无德”。是年春闱开始之前，宋真宗下了一道诏令：“读非圣之书及属辞浮靡者，皆严谴之。”而柳永在策论中还能把自己束缚在四书五经的范畴内，在填词中却无法摈弃自己的“属辞浮靡”。

　　“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恁时、等著回来贺喜。好生地。剩与我儿利市。”此乃柳永《长寿乐》里的词句。皇帝临轩亲试这般严肃之事，在柳永笔下俨然儿戏，魁甲位置好似已成他囊中之物，他还将这桩大事嬉皮笑脸说与青楼女子听。如柳永这般以“狎亵”闻名的文人，纵使有满腹才华和治国之志，也注定会被宋真宗“严谴之”。

　　宋真宗祥符八年，柳永第二次参加礼部考试，落第而归；又过三年，宋真宗天禧二年，柳永第三次应考，仍旧折戟。彼时三十五岁的柳永，于迷茫愤怒却无计可施之际，写下了那首《鹤冲天》，自诩“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自嘲“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其实这不过是一时的抒怀之作，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对功成名就的向往。可这首词却让继宋真宗之后的宋仁宗耿耿于怀，当柳永第四次应试终于中榜时，宋仁宗却御笔一批：“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无疑，宋仁宗是开明的爱才的，可一个领导有多开明，就有多介怀细节；有多爱才，就对人才有多苛求。这是一体两面，恰似一棵树，上面有多挺拔，地下就有多深邃，否则立不住。成也词名，败也词名，一首《鹤冲天》让柳永沦落至此。人生就是如此微妙，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就在不经意间。自己猜不到、想不透，即便身处其中，也未记得为自己留条退路。

　　宋仁宗的黜落，让汴京的街巷瓦肆里多了个自命不凡的“奉旨填词柳三变”。此前，父亲柳宜已经去世，柳永仕途无获，生活潦倒，从此与乐工、歌女合作，成了一个专业词人，以词博情与博财。当英雄梦成了英雄冢，他也就只能躲进温柔乡里，体味歌妓们给予他的千般暖意、万般温情：“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情路通达，财路平坦，却非他最想要的。不知是否因了人人心中都有对残缺的执念，故而破碎的美才显得尤为动人。后人大可以不痛不痒地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柳永的不幸恰是文学的大幸。可柳永当时的痛苦，又有几人能与之分担毫厘？

　　汴京彻底伤害了柳永，柳永决定四处漫游以疗伤。离开汴京时，柳永写下了那首所谓“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岁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著名的《雨霖铃》，感人至深。

　　离开汴京后，柳永漫游江南，近十年间没有再参加科举。远在汴京的“美”而“能染翰”的青楼女子瑶卿曾给他寄来书简，其中附有小诗一首，令柳永读后久久难忘。漂泊他乡，有红颜知己特意从千里之外遥寄小诗长简，慰藉他孤独的灵魂，这如何能不让多情风流的他欢欣雀跃呢？

　　柳永在苏杭一带游历了许久才因疲困而辗转回到汴京。重新踏上这阔别已久的土地，柳永在某一瞬间恍然也有归乡的感觉。已然四十六岁的他，在异乡漂泊的时光远远超过了在崇安度过的岁月，其中最重要的光阴多是以汴京为舞台。因之，不知从何时起，他和汴京已然血脉相连。久在他乡，他乡也如故乡。当年离开时，飒飒秋意把偌大汴京晕染出了三分凉薄，一去经年，待他此刻归来，汴京正值春暖花开，蜂飞蝶舞好不热闹。

　　悲凉的是，人是在对比中感受到自己的幸与不幸的，当正值青春年少的人们从柳永身边走过时，柳永看到了自己的沧桑。他是累了才回来休憩的。可当他从醉人的美景里走出来时才恍然惊觉，一切已物是人非。与他“执手相看泪眼”的佳人，为他“旋挥翠管红窗畔”的瑶卿，如今已如迎风飘去的花粉，不知散落何方。

　　柳永在汴京停留数月，就选择离京西游，一路到了关中地区。“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柳永写下一首《少年游》，长叹一句“不似少年时”。当年少已过，老大无成，失路无期，柳永那光鲜而执著的少年心就随风而去。苍老是世间最无法避免的事，老来虽变得沉稳淡然，可意气风发也就随之消失无踪。

　　四十九岁的柳永游至渭南，又写下了著名的羁旅行役词《八声甘州》。中有一句“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渲染了柳永对汴京的眷念。柳永说的“故乡”并非遥远的崇安，而是向东就能到达的汴京。久在他乡为故乡。当柳永漂泊异地时，常常向往回到汴京；可一旦置身于汴京，他又会觉得汴京终究只是他乡。

　　宋仁宗明道二年三月，听政长达十一年的刘太后病逝。柳永策马回程，重返汴京。宋仁宗亲政后，特设“恩科”。这一年春闱，五十一岁的柳永登进士第。在与汴京的这一场恋爱中，柳永握不住丢不掉，反反复复终成折磨。可真正的悲剧不是毁灭，而是把从前一笔勾销，一次为人却活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故而柳永始终不愿将多年来对汴京的向往一笔勾销。好在这一次，他多年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命运的垂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可柳永被授予的第一任官职是地位极低的睦州团练使推官。柳永虽忿忿不平却也一直兢兢业业。一个月后吕蔚向朝廷举荐柳永，却遭到了朝中大臣的反对。昔年的放浪生活已然成了柳永现今的绊脚石，歌妓赞他风流多才，仕途同僚却斥他行为不检。可年少轻狂的时光并非笔墨晕开就能悉数抹去，昨宵甜蜜成了今朝苦果，此番举荐风波使柳永郁郁寡欢。

　　景祐四年，已然五十四岁的柳永从睦州团练使推官调任余杭县令。柳永依然勤勉政务，但也仅此而已，他已不敢再奢望命运的青睐，但求安稳。可安稳的归宿固然令人潇逸，却也意味着抱负的搁浅。两年后，柳永被调离余杭，任命为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的盐监。在此，柳永写下了“洞悉民瘼，实仁人之言”的《煮海歌》。柳永并非一个只会吟风踏雪的风流才子，而是确有能力，也有一颗为国为民效力的赤子之心。可柳永的年代，享有评判权的都在庙堂之上，而他始终处江湖之远。所处太远，纵然他一样忧国忧民又能如何？

　　不知不觉，柳永六十岁了。按照宋代官制，柳永在睦州、余杭、定海三任上已达九年，且颇有建树，就此升迁为京官亦是理所应当。谁料，庆历三年，柳永被调任为泗州判官，仍是幕职。这年秋天，“久困选调”的词人又得到了一次改官的机会。司天台奏报说老人星垂眷天际，老人星素来被视为长寿的征兆，宋仁宗因此龙颜大悦。适逢教坊进献了新曲《醉蓬莱》，因之一位“爱其（指柳永）才而怜其潦倒”的史姓官员趁机向宋仁宗推荐柳永，让柳永应制来作新词，宋仁宗欣然颔首。

　　彼时柳永“欣然走笔，甚自得意”，可现实往往与他的期待背道而驰。柳永颂词里有“此际宸游，凤辇何处？”一句暗合先皇悼词，使宋仁宗“惨然”，又有“太液波翻”一句让宋仁宗不满：“何不言波澄？”最终宋仁宗将柳永的颂词“乃掷之于地”。

　　因作《醉蓬莱》触怒了宋仁宗，吏部不放改官，柳永无奈之下只好寄希望于素有词名的宰相晏殊的提携。可晏殊也同样轻忽柳永，他故意问柳永：“贤俊作曲子么？”柳永答：“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于是说：“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针线闲拈伴伊坐”出自柳永年轻时作过的世俗情爱词之一的《定风波》，而晏殊辩解自己填词从不似柳永“针线闲拈伴伊坐”般低俗。

　　毋庸置疑，晏殊是以诗自鸣的士大夫，词于晏殊而言不过是余事，况晏殊即使作爱情词也是含蓄清雅。“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晏殊的心境温婉而阔大，他始终懂得：生命自当有认知，更当有节制，方不失人生本色。奈何柳永年轻时或许认知尚可，节制却着实欠缺，“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的他又如何入得了把言情词写出了格局的晏殊的法眼？

　　宋仁宗的放逐和晏殊的拒斥将柳永美好的希冀击得粉碎。他大病了一场，病愈后不久，范仲淹向宋仁宗提出了庆历新政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对磨勘法的修改，此前受到的待遇不公者，可向朝廷申雪。因之，柳永得以申雪，经过吏部磨勘成为京官。晚年官至屯田员外郎，属从六品，是京官之中官阶最低的，这便是他在仕途上奔劳大半生所获得的最高荣誉了。在最后的岁月里，柳永依然沉沦下僚，直至七十而致仕。柳永致仕后，晚景终归还是悲辛无尽，在他所写的惊世长调《戚氏》里，那位衰老词人的孤单背影，让人忍不住“泪落连珠子”。

　　柳永终其一生期许汴京成为自己真正的故乡，他不愿仅凭“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词名欢欢喜喜过一生。可汴京究竟是故乡还是他乡，他即便在晚年任京官时亦说不清。柳永在汴京始终找不到归属感，他的悲剧，我见犹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