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反抗，无进步

　　不追逐名利并不代表要放弃争取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知识分子的清高一方面固然是对自己人格的坚守，但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纵容了一些小人，其行不善愈加放肆。公开反抗的那些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还有很多没有站出来反抗的呢？从古至今就如此，古代由于社会黑暗，制度腐败，门第观念而不得意的文人比比皆是，他们便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大声疾呼，用那蘸满愤怒不平的笔墨写下一篇又一篇不朽的诗词文赋。这种现象，属魏晋南北朝尤为突出，正是“离离原上苗，郁郁涧底松”。但古代文人或许又是幸运的，相比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也只是官场失意，抱负难以施展，在文场，他们还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因为如今不仅是官场腐败，高校、文坛、学术界也早已不是净地。某些教师为评职称买版面发表文章，学校机构管理人员以权谋私；作品炒作，商业化运行；论文抄袭，学术造假，此类现象无不比比皆是。

　　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梅贻琦老先生曾经说过“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而如今，纵观这以清华北大为最高代表的学府，且不说一些大学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绞尽脑汁去申请xx单位，xx奖。就说“大师”这一称谓，在如今高校里也已可谓是“多乎哉？不多也”。而能潜心做学问的人，有望成为“大师”的人恐怕也是没有多少。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一所学校的上层风气如此，而处在这种制度氛围下的学生又能有多少是专心学习的？他们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热衷沉醉于各种比赛竞选，不论有无意义，只要能助其在这有限时间和空间内崭露头角，平步青云。总会有一天是这一代人、这些人成为社会的主力，其言行必然对后来人有所影响。一代一代这样下去，我们真的要像九斤老太那样呼天抢地地大喊“一代不如一代”了。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事实证明，醉心于或者耽于政治的文人是很难创作出优秀的作品的。比如魏玛时期的歌德，比如由南转北之前的庾信，比如建国后身兼多职的茅盾。因为耽于政治，醉心于争权夺利，所以文人职责或者文人性质的方面就会有所削弱，更有甚者，在权利斗争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而在跟权利，利益挂钩的前提下创作出来的文学、学术作品也不会是优秀的。文艺多多少少会带有为政治服务的因素，并不是说文艺工作者一定不能从政，不能成为管理者，不能担任职务，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文艺工作者，其精神应该独立。

　　那么说到这儿想来对艺术工作者的类型稍稍划分（个人观点，请多批评指正）我认为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可以划分为这几类：纯文艺工作者，学者型文艺工作者，边缘型文艺工作者，市场型文艺工作者。纯文艺工作者“为艺术而艺术”,对他们来说，文学，艺术就是生命，对艺术的探索和追求是无功利的，准确地说，他们不应该被称之为“工作者”，因为其对艺术的热爱已成为其生活中如衣食住行一样不可少的一部分。学者型文艺工作者所从事艺术工作的最后往往会有一个成果，且这成果往往是明显显著的，他们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他们大多是带着目的去阅读，那就是找出其中可以为他们所用的信息，来完成其对艺术的重读，解构，新发现。边缘型文艺工作者常常是身兼二职或数职，也即他们不仅仅是文艺工作者，还在政治或商业上占有一席之地，或者是担任者某某机构，某某事业性单位的某个职务，并且他们大多是先发迹于艺术界，有了名气之后才身兼数职的。市场型文艺工作者从他们的个人定位到作品都是带有严重的商业化性质的，他们的文艺工作以市场需要为风向标，为市场服务，迎合大众，以赚取利润。

　　这四种类型，除了第一种之外，另外三种或多或少是有交叉渗透的。诚然从“文学是无功利的有功利”的观点来看，第一种其实未免有些理想化的色彩，但往往正是纯艺术工作者无功利的艺术探究创作活动才能创作出伟大而意义深远的作品，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表现对人的终极追问和关怀。除此之外，还有业余文艺爱好者这一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群体，没有划分入其中是因为当他们爱好的文艺一旦成为其工作，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分属于其中任一类型。

　　就这一事件来说，是中国现存的制度问题。而就整个人类社会看来，现存的任一种社会结构都存在着弊端，产生着种种社会矛盾。而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告诉我们，问题和矛盾如若越积越多得不到解决，有些事情就会爆发，毕竟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