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驴事春秋

　　拿动物的习性或者动物的某个器官来骂人，算是国粹了。说人笨，就是笨猪；说人嘴馋，就是馋猫；媳妇偷人了，丈夫就是王八；一个人要是毒辣了，就是虎性。但这些被用来贬损人的生灵也有讨巧的时候，比如说，要是一个女人温顺了，可以说她像猫一样柔美，甚至就是一只波斯猫；谁要是有些韬略，当用虎胆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就连乌龟王八也有令人羡慕的时候，比如它的阳寿就是许多讲究养生术的人所崇奉的。这一正一反的褒贬揉捏，纯粹就是实用主义心性在作祟，一切从自我需要出发，想咋说就咋说。这是人性最诡异的地方之一。

　　唯有驴是个背时鬼，驴身上所有的器脏都是可以用来骂人的。不懂孝慈、感恩的，是驴肝肺；脸孔生得瘦削，叫驴脸；说话语无伦次、不得要领，叫驴券；谁要是凶残恶毒了，就是驴王；身材细溜，肤色白净的，本是敏捷、清朗之人，却被戏谑成驴颓。何谓驴颓？驴颓就是驴的生殖器。就连文化经济领域，也少不了驴骂。谁的文字粗糙了，当然是驴鸣犬吠；高利贷呢？干脆是驴打滚。

　　早先，我一直疑惑，讲究属相的中国人，在组合十二生肖时，连猪狗都成了某种图腾，为什么忍辱负重的驴不能忝列其中呢？后来似乎懂了缘由，原来讲究生相学的国人是很看重人生之祸难福祉的，也习惯自己给自己作揖，哪怕是在动物身上，也要挖掘出能显摆的元素。忠诚的狗，哪怕是一条疯狗；彪悍的马，哪怕是一匹野马；灵巧的蛇，即便是一条毒蛇，都可以照应内心深处的某种期盼，唯独一文不值的驴，满身都是晦气之物，当然不能给人性描红画绿，只有界外于此，沦落到总是遭人奚落的田地。

　　我最早听的寓言，也是关于驴的。说一头驴驮着一个员外路过街巷，满街的人拱手作揖，一跪三拜地恭迎。驴，很是得意，驴腿长了脚力，尾巴欢畅地摇着，嘴巴里“嗯昂嗯昂”地叫个不停，它觉得仿佛全城的人都是自己的臣民。待到员外进得衙门，衙役系了驴，飞起一脚踢了驴腿：“真他妈的蠢驴，你以为那跪拜是给你的？那是跪给员外的。”

　　不谙世相的驴尽管挨了衙役一脚，但它不晓得自己究竟错在哪里，所以，这一脚是无论如何踢不醒驴的。驴从来都不曾上过台面，没见过大世面，它的命运是遭人差使的，一生的活计要么是驮，驮物驮人，行走的都是荒山乡野，要么是被人蒙住眼睛、箍住嘴巴，一圈又一圈地围着磨盘转，它的方向是模糊的，欲望是被遏制的，它的单纯、率真无法辨别享受掌声、跪拜是要有资格的。驴压根儿不知道，在一个等级森严的语境中，所有的物主都在三六九等的定格中，同样的声音，从一张嘴巴里出来的叫圣旨，从另一张嘴巴里出来的叫驴叫；同样都是人，有的叫皇上，有的叫臣妾；同样是说话，有的叫幽默，有的叫驴头不对马嘴。

　　不过，驴也风光过一次，曾被老虎当做“神”敬奉过，尽管是短暂的。那是它被好事者运到贵州后，着实让老虎受了一次惊吓。“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但时日一久，驴，终于还是被老虎看破了，它的把式也就“嗯昂”一声，或是“碲踢”一招。黔驴技穷了，终敌不过山大王，被老虎吃了。

　　所以，身在异乡的黔之驴，并没有在柳宗元老先生的《黔之驴》中讨到好的口彩，它只不过是柳宗元笔下用来骂人的道具。当初，我读《黔之驴》的时候，老师说，学习寓言，关键要领会寓意，《黔》文的寓意就是，貌似强大的东西并不可怕，只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一定能够战胜之。今日想来，觉得其寓意并不止于此，或者说，还有些牵强。这个寓意显然是读者站在老虎的立场得出的结论，黔之驴，也许就是柳宗元用来泄私愤的。

　　官场上的文人多有通病，心里惦记着仕途，嘴巴却又是清高的，一旦落魄后，就是所谓的归隐，而做了隐士也不忘捏造一个意象，据此把朝廷骂个狗血喷头。这是古代文人的功夫把式，李白们都曾经做过。唐顺宗永贞元年（805），柳宗元因参加翰林学士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失败，被贬为邵州刺史。在被贬途中，朝中有人认为贬得太轻，又被贬为永州司马。唐宪宗元和十年（815），虽然柳宗元被召回长安，但也就一泡尿的工夫，他们又被放逐到远州做刺史。多年的贬谪生活，使他的身心备受折磨，四年后病逝于任所，年仅47岁。

　　联系他的终不得志的宦官生涯，不得不说，柳宗元的一支笔就是一把铁扫把了，极尽讥讽。就说老虎和驴的过节吧，柳宗元从写老虎的畏驴、察驴，再到最后的吃驴，都是有明显心理对应的，老虎的变化过程都是围绕着对驴的观察和反应作出的，全文明写虎的深谋谙练、谨慎精明，暗写驴的麻木不仁、愚不可及。这样，驴的形象便活龙活现了。明眼人一看，就晓得柳宗元的隐喻了，谁是精明的老虎，谁是愚不可及的蠢驴，哪里是官场的险恶，哪里是柳宗元的郁闷，该是很明了的。

　　不过，在动物中像驴这样与古时文人结下渊源的怕是不多，这或许是驴的福分。骑驴吟诗就像煮酒挥毫一样，是古代文人的一大嗜好，据说，李白、孟浩然、秦观、陆游等诗人、词人的许多佳作都是在驴背上哼出来的。对此，钱钟书在他的《宋词选注》中打了一个很贴切的比方，说驴是“诗人特有的坐骑”。也是，高头红马、雕龙花轿是权贵的，潦倒的文人骚客只能倒骑毛驴、恣意山水了。杜甫一声穷困潦倒，四处飘零，骑驴子是他的不二选择，所以，他只能“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杜甫《示从孙济》）。李贺呢？“关水乘驴影，秦风帽带垂。”（《出城》）写到自己落拓的样子时，也是一副戚戚然的神情，连帽带都了无生气。“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道中遇微雨》），陆游写这诗的时候，他已经官至严州太守，想必是花轿侍候，断不会骑毛驴的，但诗文中描述的依旧是一介书生“细雨骑驴入剑门”的落魄景致，细雨斜，剑门阔，此时，作为宦官兼诗人的陆游，写的是仕途的的悠闲，还是一场亲民秀，既不知，也难考，权当是权贵对驴的一次不经意的恩赐吧。

　　“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驴背上居然有“诗思”，该是驴儿的造化了。其实不然，长安灞桥是文人雅士聚集的场所，把酒问月，折柳相送是文人墨客赋兴的习惯，灞桥拱月，秋月流觞，风雪湿踪，都是诗兴大发的由头，与你毛驴何干？你只是诗人不得已而为之的胯下之物罢了，与诗词是毫无干系的。愤怒可以出诗人，驴背倒不尽得就能驮得起一个落魄诗人的忧愤。“雪晴驴背兴无穷”（唐彦谦《忆孟浩然》），灞桥之上，雪晴之时，诗人念故友、忆旧情，便有诗情勃发，这无穷之兴来自雪晴后的和风丽日，驴背只是诗人放荡林泉之间的坐骑了。

　　但是，对于驴，我是不吝啬赞许的，它性情温顺、敦厚，好使、好养、好骑，忍辱负重，要它推碾拉磨，它就闷着头，脚踏实地，不舍昼夜地一圈又一圈地推拉；要它驮物驮人，它就从容而进，不疾不徐，一步一个脚印。这可是满世界都需要的一种精神啊！

　　驴肉细腻可口，嘬一口都是唇齿生香，这是所有食客共同的味觉体验，也恐怕是人类对驴最高的一致性褒奖了，至于驴肝肺、驴血还能入药，或者驴马杂交后，如何产生一个生命力强大的物种，那是郎中和遗传学家的事，在下不可瞎说一气，不然就是驴头不对马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