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财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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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有财是城里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我们庄上开了五六年代销店，那段时间算得上是他一生中的“峥嵘岁月”

　　那几年，我在在生产队里当队长，代销店就开在我家隔壁。那两间不大的房子是我邻居家的，那户人家58年去了江西，一直没回来，房子快要倒了，村里作了一次简单的修缮，将其租给公社商业社作购销网点。晚上没事时，我也常在他那里跟他拉呱话，他对我无话不谈，因而对他的身世和为人有较多的了解。

　　早先，王有财的老爸是县城码头上的装卸工，因为他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六口之家只有他爸一个人有工作，日子过得自然是紧巴巴的。王有财是家里的老大，小时候贪玩，成绩很不好，加上他个头不高，发育迟，上学上得晚，到了十六七岁时才混到了一张完小毕业证书。后来在街上当了好几年的小混混，二十五六岁时才得到了一份工作，被分配到县商业公司仓库做送货员，整日里踏着一辆人力三轮车给城里各个网点送货。干的净是些现在农民工才愿意干的活，因此直到三十大几岁还没找到对象。

　　他被调到公社商业社时，起先领导上仍然想叫他干老本行负责送货，但他没划过船，又不会游泳，领导怕出事，那时农村里连一座像样的桥都没有，送货非船不可，于是就叫他负责一个小庄子上的代销店，这样他就从一个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商业职工了。一开始将他分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自然村，叫沈家舍，只有二个生产队三百多人口。那个小舍子自古以来还不曾有过商店，他是城里人，吃的是商品粮，月月都能领到工资，因此，在那里他被舍上人崇拜得一塌糊涂。过了一年，还娶到了舍上的一个比他小七八岁的寡妇。那女人叫扣娣，男人是在挑河工地上跟人打赌，一次吃下了三斤米煮的饭胀死的。当时扣娣还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儿，像她这样的条件，能嫁到王有财这个主，也算是高攀了。不过，王有财已经年届不惑，到了这个岁数，要想找一个城镇户口的女人也注定是没戏了，更何况，三十刚出头的扣娣生得丰姿绰约，身材高挑，稍加装扮就是一个美少妇，跟猥猥琐琐的王有才站在一起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要不是他有城市户口，要不是他不用出力干活就能拿到工资，扣娣哪能看得上他？那时农村中身强力壮二十几岁的大龄小伙子有的是，那些人并不在乎年龄大小头婚二婚。

　　他成了家以后，在沈家舍又蹲了一年就被调到了我们村，原因是舍上人反映他短斤少两做得太离谱。领导上也考虑到他已经不适宜再在那里了，他婆娘的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太多，个个都想得到一点照顾，让他没法处。到了我们这里，夫妻俩就算是两地分居了，因为扣娣还要在队里上工、称粮，凭他那每月二三十元的工资和三十多斤口粮计划，也养活不了她娘儿俩。沈家舍离我们这里也不算太远，只有有五六里路。走旱道化不了一个小时，不过，全是走的田间小路，路上还要过两条河，幸好这两条河都有人摆渡，过一条河也只要化二分钱过河钱。负责代销店的人一年到头都是没有假期的，而且是必须二十四小时在店里值守，因此，扣娣隔三差五地都会到我们庄子上来一趟，大都是晚上来早上走，只过一宿，农闲时来得频一些，有时也会一连过两宿，第三天才走。遇到忙档有时成月地见不到她来。每当她进了庄，庄子上的一些碎嘴男人们就会窃窃私语：“今天晚上王有财又有活儿干了。”一开始，只要扣娣一来，代销店就会比平时关门关得早，为此，也常有好事者故意跟他开开玩笑，一会儿有人敲门说晚上队里开夜工要打煤油点汽油灯，一会儿又有人敲门说晚上碰头（聚餐）烧肉要打酱油，王有财弄不清楚是故意找碴还真的是群众需要？碰到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他都必须磨磨蹭蹭地起来开门。后来他学乖了，扣娣来了他特意把营业时间还延长了些，直到夜深了，庄上定了人脚才关门打烊。等到他上铺时扣娣已经睡了一大觉了，好在夜天还长着呢，不耽误做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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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负责代销店的人，虽然也是一种“软苦”，一个人死守在那里任何地方都去不了，但也是能捞到一点儿额外油水的。王有财在方面的经验很老到，他吸取了在沈家舍的教训，觉得人的心路不能太大，只能小打小闹针尖上削铁，做得过分了群众会“造反”。他曾在私下里告诉过我，哪些环节能多少捞到一点，比如在收蛋的时候，虽然用的是同一把称，而且称上绝对不能做手脚，都是经商业社校过的，只能在称的时候玩点小手法，每回最多只能沾人家几钱的光，即使是人家在家里称好了来的，看到相差不大也不好说什么，上百斤的蛋收下来总会多出两三斤，这是其一。其二是打酱油和打煤油（那时还不曾有散酒供应，都是那种二两五的瓶装酒），过去卖这些商品都是用“端子”计量，虽然端子都是经过商业社严格校准了的，但如果操作的人有手法其中也难免有猫腻，一斤的端子能打到九两五就算不少了，这里面的学问还真不少，什么快打油、慢打酒，我不太懂，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晓得最低级的伎俩是在拎端子时，手故意哆嗦一下也能达到短斤少两的目的。不过，这样做有时容易被买家看出端倪，会要他重打。最能捞得多些的是卖香烟，那时很少有人舍得卖一整盒烟，大都是拆散了卖，记得有一种上海卷烟厂生产的浦江牌香烟，每盒一角八分钱，拆散了卖每支一分钱，一盒烟他就能明赚二分钱，更加离谱的是常有人拿鸡蛋换烟，一般的草鸡蛋，只要不是太小，十只都能称到一斤，那时每斤收购价是七角三分，应该能换到七支烟，如果碰到忠厚老实人，他就会说那只蛋不足一两，只给人家六支烟，一两的东西在老式的杆儿称上又没法称，人家没办法，只好认宰。不过，假如碰到是狠角色，他不敢，哪怕就是再小的一个蛋，他都会给七支烟。

　　有一天夜里，我听到他店里有磨东西的声音，我从门缝中看到了他在用一块砂石磨端子口。第二天，我跟他说：“你真胆大，如果群众意见大了，告到你们经理那儿，过来给你校验一下端子，你就要倒大霉了。”他说：“你千万别声张，经理那边没事，经理也是人，每回来我对他招待得都不丑，临走都还要揣一盒烟给他，个个店里都这样，端子磨掉些，打的时候就没必要再做手法了，一斤少个三五钱也看不出来。”我又说：“你这怂真是吃人不吐骨头，酱油里掺水，又磨端子，也不怕会遭报应。”说是这么说，但他不怕我，他知道我不会坏他的事。他说：“告诉你一句实话，这也是我们这一行的潜规则，只要在原则问题上不乱来，就不会出什么大事。”他说的原则问题我知道就是说的价格，比如上级规定下来的收购价和销售价，那可是铁板一块，一斤食盐规定卖一角四分，如果你卖到一角五那就是犯法了。

　　王有财是庄子上唯一的一个不吃代食品的人，一天三顿都是吃的纯白米，这一点是挺让人羡慕的，那年头，农村人食量大，一个人一顿就能吃得二斤米煮成的饭，喝粥都是用那种粗瓷蓝花大碗，就连半桩子伢儿一顿都能喝两三大碗，就那么点儿口粮，哪舍得煮纯的吃，全靠胡罗卜、青菜等代食品当家。王有财一个月的口粮计划也只有三十几斤，平均下来一天也只有斤把多米，他吃得不多，我看到他拿米下锅时大都是用手抓，早晚餐一回只抓两小把，他说他有数，一小把是一两，二两米能煮得两碗不算太薄的粥。中午煮饭，一回抓五把，说是半斤米。这么多的粮食定量放到现在应该是绰绰有余了，但在那时没得任何副食品吃，肚子里没油水，只能算是吃了个半饱。王有财除了顿顿吃纯白米，也舍不得天天化钱买什么好东西吃，只有他们经理过来视察、盘点时才破例剁斤把肉。平时顶多是在饭锅里炖一个鸡蛋，或者是到我家菜地拔一小把青菜烧汤，碰到了有垛田那边的人过来卖韭菜，他就拿一个蛋跟人家换一把韭菜。

　　有一次我问他：“你吃这么少的猫儿食，肚子不觉得饿吗？”他说：“老实告诉你，虽然我一顿吃不了二斤米煮的饭，但吃斤半米煮的饭肯定不费事，我也是人，怎么就不饿？只是没办法而已，一个月就这么点计划，总不能月头上放开肚皮，到了月底做菩萨（意谓不吃不喝，那些年家里的粮吃光了就说是‘要做菩萨了’）？再说扣娣每个月还要来几趟，她在那里活计又苦，又没什么好东西吃，到我这里来一回我总要特为她一点，你说是不是？”我就说：“也是的。原来你也在挨饿。”后来我还记得还帮他买过几回高价米。队里常有一些超支户，老小多，工分钱不够买口粮，口粮就被卖到了粮管所，没钱往回买时就卖掉一部分高价。那时大米的供应价格每斤只有一角二分钱，高价米最紧张时卖过五元钱一斤，后来，随着粮食形势逐步好转，黑市米的价格才慢慢地降下来，到了六十年代后期，降到只有一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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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上的人都晓得，王有财对他爸妈可不怎么孝顺，那时他爸妈都是六十大几的人了，那年月这么大岁数的人大都是有些老态龙钟了。每年也都会来一两回，一回顶多过两宿，也没什么好吃的招待他们，就是家常便饭，早晚一人供两小碗粥，中午供一碗饭。如果过了两宿后，老两口还不想走，王有财就会对他们发脾气，甚至有时还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赶他们走。代销店是个公共场所，任何私事都瞒不住人，没过多久庄子上就传开了，说他是如何忤逆不孝。更加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说他说过一句非常难听的话。说有一次庄上有个人说他这人没良心，婆娘来了是一副嘴脸，爸妈来了又是另一副嘴脸，他竟然敢大言不惭地说：“怎么啦，关你什么事，要孝顺你家去孝顺去，本来就是‘亲娘亲老子抵不到婆娘瘪屌子’。”

　　有一回，我问他：“你怎么能说得出那种话来？”他很委屈地告诉我，“我哪里是那样说的，是那个家伙添油加醋地嚼蛆子，那天我爸妈已经走了，店里有好几个人在玩，有两个厚脸的婆娘跟我说“侉”话（意谓下流话），说我对婆娘好，对爸妈不好，我就跟她们说了那一句话，本来是拿这话跟她们开玩笑的，哪晓得现在传成这样，我要是真那么说，我还是个人吗？其实我也晓得是哪个传出去的，那天那个人要跟我赊一盒烟，我不曾肯。”我又对他说：“不管这事是真是假，但我看到你对爸妈的态度确实很不好，我早就想说你了，哪能对老人那样？”他说：“一家不知一家事，你不晓得我那老头以前是怎样对我的，我没工作整天在街上瞎混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管我，也不替我找找人安排个工作，弄得我三十多岁连对象都谈不成。要不是到乡下来遇到扣娣，我可能就要打一辈子光棍了。再说，你也晓得我现在的处境，哪有多余的‘计划’给他们吃？他们那么大岁数了，‘计划’也不比我少，他们的‘油’都被我那个老二耗光了，回过头来还要‘剥削’我，你说我能对他们好吗？”我听他这么一说，觉得他也有他的难处，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不过，他埋怨他爸当初没替他找人安排工作，我倒觉得不能怪他爸，他一个码头上装卸工能找到那个？

　　那个代销店在庄子的中心，到了晚上就好像是庄上的“俱乐部”，柜台外面几乎站满了人。那时连收音机都是一件稀罕物，人们聚集到这里能听到一些庄上的“新闻”和一些粗俗不堪的黄段子。柜台上点着一张罩子灯，可能是好几天没擦罩子了，不大亮。王有财像个菩萨似的坐在柜台里的一张木头凳上，凳子特别高，我怀疑他的双脚可能还够不着地。因为凳子不高不行，那个柜台是一个老式的家神柜，凳子不高点人就不方便在台面上做生意。王有财是说黄段子的高手，不光是男人，女人们也喜欢听他讲荤得不能再荤的民间故事。最热潮的是常常有人在那里赌东东（打赌），大都是比谁吃得多，店里能吃的东西只有一样，就是从伊拉克进口过来的蜜枣，每斤三角多一点，不要票证，随便买，因为是议价，平时没人舍得买，有一天有人打赌说，谁能在规定的时间吃掉二斤蜜枣，他愿意再送二斤让他带回去，如果吃不了也同样要输四斤蜜枣。结果吃的人还真的赢了，就是看他吃到最后那一刻，样子十分悲壮，几乎是硬塞进去，后来那个人告诉我说：“下次无论如何都不会再赌吃那种东西了，你别看吃几颗觉得特别好吃，吃多了甜得进不了口，要多难吃有多难吃。”还有一次赌喝酒，一个人用一只手抓住房子的大梁，双脚悬空，另一只手拿酒瓶往嘴里灌酒，要在很短的时间里，脚不沾地，把一瓶二两五的高度白酒喝下去。好像那回那人赢得还很轻松，不过赌注不大，除了一瓶酒钱，只赢了一盒向阳牌香烟，而且战利品被当场拆开，在场的男人都有份，还被两个婆娘抢走了两支。

　　过了几年，扣娣又生了个女儿，王有财也被调到镇上当仓库保管，扣娣的那个舍子离镇上不远，他每天下了班都能走回去，听说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想不到后来却听说扣娣又跟他离了婚，原因是王有财做了一件禽兽不如的混账事，他把那个才十四岁的前夫的女儿祸害了。起初扣娣还被蒙在鼓里，直到发现丫头肚子鼓起来了才发现了真相。女儿是未成年人，就是算不上是强奸，王有财也难逃法网。他在看守所里接到了判决书的那天，又很无奈地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他人生中短暂的“峥嵘岁月”也被划上了一个不完整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