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二奶”参政

    从古至今，我国历史上演绎的“二奶”故事算不上稀奇，但“二奶”参政却并不普遍。这或许是因为“二奶”阶层总体上文化素质不高——毕竟高级白领“二奶”不多，同时“二奶”承包商也不愿意让她走上政治前台，进入公众视线。

    《水浒传》里讲述的李师师，恐算得上是有史记载以来政治上极为成功的一个二奶。她不仅依靠魅力成了合法的“御用二奶”，而且凭借强烈的参政意识和出色的参政能力，主动为水泊梁山和大宋皇帝牵针引线——姑且不谈她的经济意识，通过当“政治红娘”，得到了财物上的实惠——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难能可贵的政治觉悟，足以令后世“二奶”们慨叹不已。若史上果如传说所言，那她在梁山好汉与大宋朝廷的政治博弈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最起码说在当时梁山的归顺为皇室分了心头之难、为国家解了燃眉之忧，大宋皇帝可以安心地和大臣们享受歌舞升平了，可以安然拥美入卧不必担心“铁马冰河如梦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师师着实替社会做了件大好事，避免了生灵涂炭和刀光之灾，上升到政治高度，她的参政无疑维护了大宋王朝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团结。

    李师师也有政治短视的地方。她还没有“权力寻租”意识，不会放长线钓大鱼，没有积极参与承包工程，没有变着法儿为皇帝卖官鬻爵，依着她当年的地位，批发省部级干部或承包一批大型工程恐怕是小菜一碟。在当时干部的提拔使用和工程建设上，至今还没有她参与谋划的传说或记载，最悭吝的史学家恐怕也不会否认这个事实。谁都明白，只要李师师的“石榴裙”稍稍摆动，皇上也不会不顾儿女情长的面子，下面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也许她就不用再受皮肉之苦了。她有着较强的参政意识，心系天下苍生和国家安危（别认为施耐庵在小说中没有点明，但细细想来确实如此），但惟独没有她自己，否则向宋徽宗开口，最起码可以做个享有一定实权的名誉官员，然后就可以披着合法外衣批发干部，搞“权力寻租”染指国家工程。也许正因她没有这么干，那个朝代才少了一批高俅、童贯这样的贪官赃官庸官。

    同样的时代，却诞生和造就了不同的“二奶”。当时闻名遐迩的民营企业家西门庆，他的“二奶”潘金莲却在身后留下了千古骂名，成为谋杀亲夫的荡妇代名词。她除了会发贱外，身无长物，至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历史节操观念就更不必谈了。若她有李师师那样的机遇，恐怕就天下大乱了。对她的参政能力和水平，受其所接触的圈子所限——她的活动圈子毕竟无法与李师师相比——她也许从未有过参政的梦想和奢求，这一点甚至无法与宋押司的阎婆惜相提并论，后者在发现宋江与梁山有瓜葛时，还想着去官府告发，不过不该将此想法对着宋江说出来，才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历史走到了今天，现代二奶们的参政意识和政治觉悟有了空前提高，她们开始讲究实现政（治）经（济）双赢、互惠互利。刘方仁在任贵州省委书记时，陈林被称为贵州的“地下组织部长”，其实真正的地下组织部长头衔我想应属于陈林的情妇（后来被转租给刘方仁）——一个发廊女，她在短时间内成就了陈林的“暴富事业”和赫赫的政治地位。很明显，正是由于她的积极参政，为陈捞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后者才得以在贵州不可一世、呼风唤雨。也正是因为她，堂堂的省委书记才在政治上最终摔了个大跟头，被人耻笑身为巡抚大人连郓城县令的品位都不如。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二奶”的政治手腕（包括具有强烈吸附作用的色相）面前，像刘方仁这样的人民公仆们道德观、是非观逐步扭曲，最终迷失自我，身陷泥潭而无法自拔。

    二奶左右王侯，风月影响政治。这被称为我国古代的政治陋习。我想在那“苛政猛于虎”的时代，从某种角度上而言，被官员承包的“二奶”们若都能够像李师师那样，积极参与政治而不玩弄政治，则天下幸也，万民幸也！

今天在位置上做人民公仆的，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坚守本分，远离诱惑，管好自己的欲望，可千万别拿自己不当回事。从查处的官员违法案件到“二奶”编外参政，从山东省国土资源厅纪检干部王志华到安徽宣化原市委副书记杨枫，无不昭示着这样一个简单得不可再简单的道理，“二奶”的石榴裙下总或多或少遮掩着贪污受贿。诚然，在市场意识冲击下，区区工薪不足令“二奶”挂齿，必造成或导致揽得美人归的官员们想方设法，铤而走险捞钱索贿，或助其参政或为其谋个工程，以身试法为红颜，以取博美人一笑。可是，别忘了， “二奶”的危害丝毫不逊于洪水猛兽，那些包“二奶”的官员在她们出色的政治手腕和“远见卓识”下，常常在上游作案，在下游落马，最终害得自己也害了百姓。成克杰和李平的故事距离我们并不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