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彦文杯）

　　前段时间父亲说腰疼，有几次走着走着竟然摔倒了，后来买了根拐杖，虽然没再摔着，但疼痛的症状却丝毫没有减轻。哥说还是到南京复查一下吧。父亲三年前查出鼻咽癌，医生说位置敏感，神经多，不适宜动手术，只能保守治疗。结果化疗了一段时间，病情得到了控制，三年多了，父亲只是感觉到腰有些疼。哥学医，在医院工作，对疾病有一定的敏感度，哥担忧地说还是到南京复查一下吧。

　　父亲行伍出生，十九岁就去当兵了。那时候家里穷，父亲兄弟姊妹五个，家里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父亲排行老大，渐渐地长大、懂事了，就开始担忧着家里的生计。那时父亲读高中，遇着招兵，父亲就去报名，顺利地验上了。当时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爹爹还是希望父亲读书的。父亲天资聪明，成绩一直都很好。爹爹说这些年都熬过来了眼看就要高考了这样走的话这些年的书不是白读了吗？父亲说能走一个是一个吧，再说，即使考上了学校，还需要更多的费用，上哪找去。

　　父亲当的是炮兵，拉炮、背炮弹，很累，也很苦。但却锻炼了父亲坚毅的性格和强壮的体魄。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很少生病，即使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的，挨几天就过去了，很少看见父亲吃过药。但父亲一直有咽炎，长期咳嗽，吐很厚的痰，后来有时候还咯血。在母亲的催促下，父亲到医院看了，医生说是咽炎，开了些药，父亲吃几次就不吃了。也不知是听谁说的，父亲说咽炎治不好，吃什么药都没用，不过也没什么大碍。

　　后来父亲常常感到头晕，身体乏力。我们都只说年纪大了，整天操持家里的事情累的。父亲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这可能也是由于当兵的关系。父亲心灵手巧，在部队农场的时候就喜欢做木工活，退伍后自己置办了一套做木工的工具。家里的桌子、柜子、椅子都是他自己做的。父亲说自己做的东西结实、耐用。当然，因为是自己劳动的结晶，用着也舒服、顺手。所以父亲直到退休以后还喜欢做点凳子什么的。虽然我们嫌他做的凳子土，基本上不坐，但父亲就是要做，父亲说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要让他歇手，除非他死了。哥有时候暗地里对我说父亲这病，怕是不好呢。我知道哥的意思，但不敢也不愿往深里想。后来也不知是哥对小姑说的还是小姑也感觉到了，小姑对我父亲说你还是到大医院去查查吧没什么也让大家放心。父亲虽然脾气倔，别人的话听不进去，但小姑的话他还是听的，小姑年龄最小，小时候都是我父亲带，父亲最疼小姑，我和哥都有些嫉妒。

　　哥联系了南京的医院，父亲在小姑的陪同下去做了检查，结果是癌症。这个结果对于我们家所有的成员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吓傻了。父亲却很坦然，似乎早在他的意料之中。父亲是个敏感的人，他可能早就想到过最坏的结果。父亲说我倒没什么，遇着这种病，谁能扛过去。只是家里两位老人。父亲说到的老人是我的爹爹奶奶，都八十多岁了，虽然在老家和二爷过，但经济上都是父亲承担，父亲也经常回家去看望老人。父亲让我们不要把它的病情告诉两位老人，父亲特别叮嘱母亲。我理解父亲为什么要特别叮嘱母亲，因为母亲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我奶奶的关系不怎么好，父亲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陷于两位女人的矛盾之中。然而据我所知，母亲与奶奶的矛盾并没有父亲想的那么严重，母亲每次回老家都要为老人置办些衣物、买些老人喜欢吃的东西，每月给老人的钱也要母亲经手，给多给少父亲都会征求母亲的意见。父亲之所以担心母亲，我觉得主要还是他对自己母亲的私心，或者说对母亲的孝敬和爱。

　　父亲由于是高中生，能吃苦，头脑灵活，在部队不久就提干了，一直干到营长，后来转到一个部队农场做场长。父亲和母亲结婚之前，部队上有不少战友、领导要把自己的亲戚介绍给父亲，都被父亲拒绝了，父亲说父母在乡下老家，年纪大了，自己在外面不能尽孝，一定要找个老家的女子照顾父母。我母亲的娘家和父亲的老家就前后庄，父亲回家探亲的时候看到我的母亲在屋后挖地，大热的天，母亲脸上的的汗和着泥灰一条一条地淌下来。父亲站在屋后杨树的树荫里一直看我母亲把不小的一块地挖完，回家就让我奶奶找人去提亲。我奶奶没怎么看中，对我父亲说你现在是部队的官了，怎还能回来找这样的女子。但我父亲愿意，我奶奶也没得法子，找人去一说，我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毕竟，在那个时代，找一个当兵的是年轻女孩的梦想，而我父亲也不是一般的兵，已经提干了。

　　母亲和奶奶的矛盾我直到结过婚了才有所体悟。确实，婆媳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最难处的关系。我虽然极尽小心，和婆婆或多或少地还存在着一些误解、隔阂，好在大家都是有修养的人，先生又从中做了不少的工作，十几年了也没发生过什么冲突。父亲和母亲结过婚后父亲回到部队，母亲从后庄搬到前庄成了我奶奶的儿媳妇。母亲是那种传统的、任劳任怨，不说多少话的乡下女人。奶奶虽然没多大本事，家里过的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却有着传统的做婆婆的权威，家里的经济全部由她掌握着，大事小事都由她安排，整天使唤着母亲做这做那。起初倒也相安无事，不久母亲怀了哥哥。人就有些懒，喜欢吃东西，妊娠反应也厉害。奶奶就看不惯，说母亲是装的，偷懒。托人写信给父亲说母亲在家怎么怎么不孝顺。父亲就回来责问母亲，有时还打母亲。母亲总是一个人承受着。

　　这样的情况直到我稍微大了，哥哥要上学了才有所缓解。父亲为了照顾家庭，放弃了部队很好的前途转业了，在老家附近的乡政府做宣传委员。为了上学，我们就和父亲一起住在政府的宿舍。

　　回到地方以后，父亲很不适应官场的事情，处处受人排挤。好在父亲为人豁达，倒也没得罪什么人。父亲喜欢木工，工作之余就自己买木头打家具，自己用不完还送给别人。这样反而结识了不少人，即使那些反对他的人，也说不出他的坏处，在宣传委员的位子上干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提升，但也没有降下去。

　　由于工作的不顺和家里的矛盾，父亲的脾气有些暴躁，有时候会动手打哥哥。但对我却特别的疼爱，几乎没有打过我，而唯一的一次也只是用尺子打我的手。我刚上学的时候喜欢各种颜色的铅笔，自己买了一些，别的同学也给了一些，我都小心地收藏着。结果被母亲发现了，就问我哪来的？我说买的。母亲就问我哪来的钱？我对母亲喊着说胡太宏给的。胡太宏是父亲的名字，我一急就喊了出来。母亲见我急了，怕吓着我，就没再问我。我也不知道母亲是怎样对父亲说的，我提心吊胆地等待着父亲的惩罚，可一连几天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像没发生这件事一样。我稍稍地松了一口气。一天母亲回老家拿东西，不在家，父亲把我叫过去，让我把手伸出来。父亲拿过桌子上的尺子，在我的手上重重地打了两下。我自知理亏，忍着痛没敢说什么。打完了父亲问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父亲说第一下是因为你说谎了，我什么时候给你钱了？第二下你要老实告诉我，是拿了家里的钱了还是拿了别人的铅笔？我说钱是平时省下来的铅笔有的是自己买的有的是同学给的。父亲不怎么相信，但也没再责罚我，只是要我把铅笔还给人家。父亲说即使是别人给的也不能随便要。我知道父亲怀疑我偷别人的铅笔，但我没偷。我把铅笔全部还给了同学。从那以后我时时检省自己的行为，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想一想是对还是错。

　　父亲到南京复查我没跟去。女儿已经初中了，虽然聪慧，但学习不怎么踏实，成绩一直上不去，我准备利用暑假时间找人帮她补补课。再说，也就是复查，去人多也帮不上忙。

　　第二天下午接到哥的电话，电话中哥的声音有些颤抖，平静了很长时间哥说父亲的病已经转移到骨骼上了。

　　我到南京肿瘤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父亲靠着床头坐在病床上，苍白的灯光从屋顶打下来。父亲有些疲惫，已经露出老态。为了再一次接受化疗，父亲把满头的白发理光了，我看见父亲光秃秃的脑袋靠着墙耷拉着，眼睛半闭着，听见我的声音才艰难地睁开。父亲责备我说不在家照顾孩子这么晚了还来干什么？我看着父亲，没说话，我担心一说话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父亲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对我和哥说你们不要担心，现在你爹和你奶都已经走了，你们都已经成家立业，我也没什么牵挂的了。父亲生病的时候虽然关照我们不要告诉爹爹奶奶，但这样的大事怎能瞒得了两位老人。结果两位老人没有撑得住这样的打击，由于对儿子疼爱和担心，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相继离开了人世。父亲说以后我怕是不能到老家扫墓了，你们兄妹两就轮流着去吧。

　　父亲睡着了我才从病房出来，在一处墙角我靠在墙上，再也忍不住眼里的泪水。哥在电话中说医生说了，父亲这次治疗很危险，即使最好的结果也最多能活两三年。我拒绝任何一种结果，在我的心中，父亲是绵延在远处起伏的山梁，高大、永恒！我望着天空中模糊的星群开始回忆记忆的源头。年轻的父亲穿着草绿色的军装，总是恬静地望着我。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常和哥哥坐在村头的河堤上，望着远处被树荫遮盖的小路，想象着父亲突然从高高的杨树林里出现的英姿飒爽的身影。我记得最深的一次是母亲带我和哥哥到部队去看父亲。父亲带我们到天安门广场去玩，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广场。父亲把我举过头顶，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顶着我绕着广场转了一圈。那时父亲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健壮的身体，清晰的棱角。父亲顶着我在那么大的广场上转了一圈，竟然没有感到累，呼吸还是那样清晰，匀净。就是这样山一样的男人，时间还是无情地剥夺了他的年轻，让他疲惫、衰老，让疾病不知不觉地进入他的细胞。但父亲的内心是满足、平静的，当我轻轻地为他掖好被角，熄灭屋里的大灯，悄悄地走出病房的时候，他已经轻松地进入了梦乡。

　　梦中的父亲，是否又回到那个阔大的，几乎看不到边际的广场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