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写作——济南七亩园文学沙龙主题活动

2011年7月，济南七亩园文学沙龙在大明湖鹊华居搞了一次主题活动，题目是“写作的体验与总结”，主题内容就是我们为什么写作？下面是济南、泰安、德州、济宁等地到会作家的逐一发言。

华锋：写作，在我是一种爱好，至于为什么爱这个东西，一时也理不清思路。我在部队14年，一直在写，从正营职干部转业到地方，在县委宣传部干过副部长，后来做党校校长，现在退了下来。我是1989年加入的省作协，但为什么没有做专业作家呢？我想有两点，一是天赋没有达到，二是在工作岗位上、在班上不能搞文学创作，所以我是一个“夜行者”。这么些年发表了不少东西，都是开夜车搞的，每一篇作品写到自己满意为止。现在回过头来看，基本没有很像样的东西。退下来之后生活比较充实，好多人劝我别写了，钓钓鱼、下下棋、练练书法，行了。而我认为文学这个东西是出于生命的需要，是老天爷、是父母给予我们的比别人更高的天赋，是最原始的源泉。可能我们出力干活推车子推不过人家，我们在官场上竞争不过人家，但文学这个东西是老天爷给我们的一种馈赠，使我们在这方面比别人强了那么一点点，强那么一点点也是强，它是生命本质的一种外化，所以我还会努力写下去，争取在散文创作方面写出自己满意、社会也认可的作品，能够有所成就。

张永：我开始写诗的时候，正是全国诗派林立的时候，什么非非、莽汉主义等等，我们那时也搞了个“东方狂人文学社”，坚持了七、八年，后来改成“三月文学社”。我是上学在学校，工作在学校，视野狭窄，学的专业从文秘到教育管理到历史学，比较杂，后来工作忙了诗写作停了四五年，转写散文，每年能写四五十篇，到了2008年又尝试写小说，我自去年来七亩园，学了不少东西，思维越活跃越能出作品，写作是自己选的一种功课，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今天我们讨论写作的意义，论题有点大，但很有价值。文学写作对一部分作家来说可以是一种职业，通过写作达到物质上的保障，但对广大的作者，物质方面的意义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精神上的。

赵方新： 古代的作家为什么留下了名篇，常读不衰？它是有密码的，通篇不仅有小我也有大我，所谓“静心写世界”，就是要写出小我，从小我中再写出大我。最近体会比较深的是写作定位的问题，我们自己适合写什么东西，一定要有个准确定位才好，好多人的创作处在朦朦胧胧无意识状态，有一点小感觉回去就写，但大都像一颗石子，投到河里泛个水花就消失了，没任何影响。所以我们还得再沉淀沉淀。现在雅安地震了，很多人又有了写头，抒发的东西过于浅薄。目前我编《齐河文艺》，看了很多稿子写得不错，但就是没能精雕细刻打磨出来，《边城》只有七万字，可沈从文写了足足半年，“大匠不示人以璞”。

朱多锦：文革中我写了很多诗，诗集《沉思岁月》选辑了十来首。当第三代诗到来以后，我开始补朦胧诗的课，朦胧诗主要是要找回失落的人性，朦胧诗就是现代派，是中国的被西方化。像我这个年纪，从写传统诗歌一路走来的人，能去补课和转型，能把筋转过来，是比较少的。现代派在西方兴盛了很多年，在中国短短四五年时间就走完了，后现代在中国也不长久。在文学研究上，我写过文革研究、鲁迅研究、诸葛亮形象批判等，我研究文革，不是从意识形态中找历史根源，而是从社会存在中寻找根源，后来研究鲁迅，我发现鲁迅还是从人的头脑中找症结，说中国人有劣根性，说劣根性是中国的文化造成的，鲁迅从人论到文化论，又从文化论回到人伦，我觉得鲁迅的观点是偏颇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实际形成的原因是中国历史的社会存在造成的。

王霁良：我觉得我还是多读了些名家的诗歌，觉得有新意，从模仿开始搞写作的。写诗需要发散性思维，一根筋直奔主题，往往展不开，像普希金的诗《小花》，看到书页里夹着一朵枯干的小花，普希金展开了无限联想，这朵小花是一个男子放进去的？还是一个女子放进去的? 还是一对情人共同放进去的?——“它在哪儿开放？开在什么时候？是那一年的春天？它开了多久？是陌生人还是朋友把它摘下？夹进这本书是什么缘由？”，“是为了纪念情意绵绵的幽会？还是纪念命中注定的别意？也许是在独自散步的时候，采自浓阴下面，或荒僻的野地？”想到这里还不算完，放花的人现在是健在还是已经离开了人世？——“是他，还在世？是她，还健在？如今哪里是他们栖身的家？也许他们都已经枯萎，就像这朵不知来由的小花？”当下汉语诗歌有叙述性特点，寻求内敛化，企图有更深一层的意味，这也是比较有难度的。现在有些人很能写，七一写建党，八一写建军，国庆到来也提前赶制，这类跟风作品都是主题先行、动机先行，先竖个电线杆子，再往电线杆子上缠假花，这样的诗，能否称其为诗也很值得怀疑。

黄秀峰：这几年写诗，和文学圈同行们交流比较多，我以前写了很多诗，从九十年代至今，在文学道路上步履蹒跚走过了二十余年，从年少时的追风到步入社会在疲于奔命的生活间隙里倾诉为之，我已经把文学作为生命的一部分。从对诗歌、散文、小说的写作发展到以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角度剖析作品、时代以及作家的创作意图、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和社会意义的深度分析，让我深深的知道一个真正的文人在自我创作、自我深化、自我超越的过程中，不仅仅要让文学给人们增添阅读的食粮，还应当承担起文学赋予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邵一劭：我在省司法职业学院图书馆当个小馆长，写作上主要是以诗歌为主，我最钟爱的还是诗歌，像自己的老情人，也出了几本诗集，此外也写一些书画评论。

曲伟华:1970年我开始发表作品，那个时候著名诗人尹延滨找过我，想让我进报社干编辑，后来单位不放没有走成。年轻的时候主要写歌词，订报刊也主要是订《诗选刊》，不订别的，现在意识到传统诗应该放一放，多读现代诗，求变，虚心向年轻人学习好的诗歌表现手法。在七亩园沙龙能学到很多东西，感觉我们这里头能出大人才，我自己也在高要求自己，争取写出好的诗歌作品。

陈总功：现在的诗歌没人看主要还是看不懂，朱多锦老师说你写的诗神仙都看不懂，那也叫好诗，可这种好诗不好写啊。我现在是有感觉的时候写一点像诗的东西，当下发表点东西这么难，没有关系你得拿钱去疏通；出书得自个掏钱，人要想出名，也得先掏钱。一个掏钱就消灭了很多文学人才。我这么些年，因为得把精力用在教学上，得带出优秀班级，无暇写东西，几乎要放弃，后来当了校长，参加了七亩园的活动，坚持写一点。

张志云：小时候还算聪明，从农村出来考上了学参加了工作，现在看自己是越来越笨了，连自己的亲属都认为我不成功。文革那时候我十四五岁，有次跟着父亲赶集，有几个红卫兵拦住不让走，非得背几段毛主席语录才让走，我背了而我父亲就是不背，红卫兵纠缠了很长时间才放他过去了，谁知他回头对那些人说：“迷信！”现在看一字不识的老父亲是多有见识啊！我参与七亩园的文学活动，前两年在朱多锦老师的小寓所举行，常常在他那里住一晚，两个人彻夜长谈，自己也反思了很多东西，写的诸葛亮人物批判发在了《当代小说》上，前些年出了几本集子，而今用了四五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30万字的长篇《土屋》，正在打磨，叙事还行，突破了传统的主题意识。说到写作的意义，在我看来是无为而为，不间断地搞点创作，是要在生活当中不至于太消沉，至于名望，我在小县城里生活，面比较窄巴，比较小，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信奉操作的时代，不会操作，不会经营名声，只能独饮寂寞。

王德席：我一直比较欣赏朦胧诗，每首都有较高的思想，我觉得诗歌要有生命的力量，类似于武学。诗是一种来自内心的希望和力量，也是精神的一种重金属。前几年台湾诗人台客给了我一本书，说“诗是一种能言鸟”。我觉得诗是心灵最美的永久的一种折痕。她来自于万物，属于生活，也是一种生命的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