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纸箱厂里当“杂工” （打工）

　　那年，我高中毕业了，因三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可想而知，就只得回到农村去务农。但，回到农村后，我却没有务农，而是跟一个亲戚学木匠。可这木匠只学了两年，还没有完全地学会，此时我就不学了，我觉得学这个木匠没有啥意思，整天地跟锯子、斧头、木料打交道很枯燥无味。木匠不学了，尔后，为了谋生，我便从家乡来到了广州打工，这年我22岁。

　　广州是我国南方的一座大都市，这里的工厂、这里的企业很多，可以说是多如牛毛，有很多四面八方的人都纷纷地跑到这里来打工，他们不仅在这里找到了工作，而且还得到了很不错的经济收入，他们能那样，难道我就不能吗？哼，不会！绝对不会！我相信他们那些人能找得到活干、能挣得到钱，我也一定能！我也一定会！我相信我并不会比他们差！

　　果然不错，确实如此，我来到这里后的第三天，就找到了一份活，是一家纸箱厂招工，这家纸箱厂要招“杂工”，对杂工没有什么要求，一不要文凭，二不要技术，但有一点，那就是只要男的，而不要女的。我想，这很适合我呀，我就是一个没有文凭、没有技术的人，再则，我也是一个男的，这工作就好像是专门为我“量身定制”的。于是，我便报了名，一报名，很遂心如愿，就被录用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只差一点儿就要歌唱起来了！

　　这家纸箱厂是一个香港老板开办的，该厂有三个车间，那就是原料车间、半成品车间、成品车间，共有职工450多人，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企业，所生产的是瓦楞纸箱，是搞包装用的，其销路很广，客户甚多。这个香港老板虽说他的厂办在广州，但他的人却不在广州，而是在香港，那里是他的“总部”。据人家说，这个香港老板是很发财的，他在台湾、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办有多家厂，他平时都是坐在总部里搞“遥控指挥”，用电话听他的下属向他汇报工作，再传达他的指令，只有遇到很大的问题时，他才会亲自“身入”到厂里去解决，一般的情况下他是不去的。那些厂，他都安排有自己的“亲信”在打理，他给这些亲信以很高的待遇，一年把有三十多万的工资（这里指的是人民币），他们对老板都很“忠心耿耿”，都很“高度负责”，把老板的事看得就像自己的事一样，抓得很好，老板对他们也很放心，所以也就不常来，只是用电话联系，这样方便省事，跑来跑去很辛苦，划不来，用电话联系就轻松多了。

　　这家厂这次招了两名杂工，加上以前这里已有的两名，现在总共就有了四名。厂长把我们这四人叫到一起，给我们开了一个会，他说：“你们这四名杂工主要是服务于车间，过去是由我亲自领导的，但由于我现在手头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所以就决定从今日起把你们交给车间的徐主管了，由徐主管来给你们当指挥，徐主管叫你们干啥你们就要干啥，要绝对地服从，不能有丝毫的违迕，听见了吗，啊？”我们说：“听见了！”开这个会的时候，那个徐主管也在场，他认识了我们这两个新来的杂工（那两个老杂工徐主管早就认识）。会议结束后，这个徐主管就把我们带走了，给我们吩咐事情做，叫两人用板车拖“料”（就是原材料），叫两人打扫车间外面的场地，他叫我们加劲地干，说干完了这事，还有很多别的事等着要做。

　　我是一个刚步入社会不久的青年，以前还向来没有给人家打过什么工，自然就不知道这个“杂工”是个什么样的工作，可自从在这里干了几天后，才晓得了它的内容。其实这个杂工，讲穿了，那就是：在这家厂的整个生产区域内，除了机台上的活不要你干以外（因为机台上的活要有技术，杂工是干不了的；如果你能干机台上的活，那就不叫“杂工”了，而是叫“生产工人”了），其他的一切事，你都是可以干的，都是你的工作范围。所谓杂工嘛，顾名思义，那就是“杂”，其门类很多，七七八八，零零碎碎，没有专门的“界定”，凡是需要你的地方，你都要去，去了就要干，而且还不能讲什么二话，不能有什么丝毫的“不满”。

　　这家厂的杂事很多，像什么打扫卫生、清理垃圾、货物入库、运送材料、装车卸车、搬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把成品和半成品分类、将那些纸箱一个一个地平放叠好、帮仓库里清货点货标号……等等，简直是多得不胜枚举。按理来讲，这么多事，这四个杂工怎么能吃得消呀，应该要多招几个人才行呀！可由于该厂把杂工的工资开得低，一个月要比车间里的生产工人少一百八十多元，再加上有很多人都对这个杂工不感兴趣，嫌这活儿很累，一看见这个“杂工“就摇头，所以这个厂想多招几个也招不到。本来招我们进来的这次，这个厂是想招四名杂工的，可最后却只招了我们两名，还缺两名，人家不来报名应聘，你总不能把人家强行地拉来吧，你说是不是？

　　我们这新老四名杂工，如果个个都齐心、肯干、下力，那上面的一些活，要把它们做好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问题是，有人偷懒卖滑，这就叫难办了，他们在领导的面前表现得很好，可一背着领导的后面就搞”另一套“。这偷懒卖滑的人，不是我们新来的两人，而是过去的那两个老杂工。那两个老杂工，一个是贵州的，一个是陕西的，两人的年纪都是三十多岁，他们两人的关系很要好，平时徐主管安排活儿，他们总是要让徐主管把他们安排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的目的，就是为了偷懒。有一次，徐主管叫他们把厂后面的污水沟去疏通一下，这活最多两个小时就可以干完的，但他们却干了四个小时都还没有干完。因为我和那一个新来的杂工正在用板车拖成品入库，马上就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把这活干完以后才能吃饭，我很想他们来给我们帮一帮忙，于是我便跑到厂后面去看（是偷偷地看，没让他们发觉）。一看，原来他们两人正坐在一块石板上悠闲地抽烟。我马上找到徐主管，对他说了这事。徐主管开始不相信，我说：“您不相信，那就去看一看吧，我保证讲得丝毫没有假。”徐主管便赶紧地跑去一看，果然如此，他们确实是在玩，我没有诬陷他们。徐主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说他们两个是“懒东西”，背着领导就玩，搞“两面派”，这个月要扣50块钱，事后也真的是扣了50块，并不是放“空炮”，而是有说有行，言行一致。受了处罚，他们两人吸取教训，就再也不敢偷懒了。

　　我在这里干了一段时间后，才晓得，这家厂是面向社会招过几次杂工的，可那些招进来的杂工，除了上面所讲的那两个偷懒的外，他们没有哪一个是长干的，最多只在这里干年把日期就走了。要问其原因，那主要是报酬不公，把杂工看得太“低等”了，认为杂工没有生产工人“有用”，所以就给杂工的工资少，而给生产工人的工资多。其实，杂工虽说没有什么技术，没有什么专长，但其付出的劳动并不小，每天干得满头大汗的，有时候为了完成任务，工人们下班以后很久了，而杂工却还在干，可见我们也为厂里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理所应当地该平等地看待才是。我把我的意见写成一封书信，递给了徐主管，徐主管看了以后认为我说得有一定的道理，他说他将向厂长反映，认为过去的“规定”有修改的必要。

　　没过几天，厂长就派他的秘书张丽来找我，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到了他的办公室，厂长叫我坐在沙发上，并给我递了一杯茶，他从他的办公桌里拿出我的那封书信，问我：“小郑，你是不是一个大学生？”我说：“我不是一个大学生，只是一个高中生。”厂长说：“你是一个高中生，很行呀，讲道理讲得令人很信服呀。我今天把你叫来，就是想告诉你，你递给徐主管的信，徐主管已转交给我了，我看了，认为你说得很切实，我把你在信中所讲的事已向老板作了汇报，老板答应从下个月起，你们四个杂工的工资跟车间的生产工人一般多，说过去对你们‘不公’，很不应该，现在马上给予纠正！”我听了此话，真是感到好欣喜，我为有这样善纳“良言”的好领导而欢呼雀跃。你可知道的，如今的社会，有好多厂的领导（这些厂主要是个体企业居多数），都是不采纳普通职工意见的，他们认为那些职工只有劳动的权利，没有发表意见、提要求的权利，而我们这个厂的领导却不是这样，你说这能叫人不高兴吗？

　　这事以后，厂长对我引起了注意，他向徐主管了解过我的情况，徐主管说我这个人很不错，表现很好，既踏实肯干，又很认真负责，不久，厂长就叫我当了杂工小组长，我们小组的活，就由徐主管告诉我，我再作安排，那三个人就成了我手下的“士兵”，我就当了他们的“将领”，每个月就比他们的工资多了一百多块。

作者：郑名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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