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的莫言

　　莫言荣膺诺奖后，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自曝了他早年“伪造学历”的一段往事。1973年，他到棉油厂当临时工，填写表格时，一个负责登记的老头问：什么文化程度？他犹豫半天：说小学五年级，也太丢人了；说高中，没这个胆量；就说初一吧，初中一年级。孰料，进厂不久就很快被他的工友揭了“老底”，弄得他脸红脖子粗抬不起头来。1976年，他来到黄县当兵，登记填表时壮了壮胆子，在学历一栏写上了初中二年级。在部队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很多高中毕业的战友，连封家信都不会写，于是在填入团志愿书时又“得寸进尺”，把自己的学历“提升”到了高中一年级，实现了从小学到高中的“跨越”。从此以后，所有的个人档案表格，他都“习以为常”地填高一了。

 

　　一向诚实的莫言，居然先后三次“冒险”拔高自己的学历，这也许是因为他对自己小学肄业的不甘心，也许是有那么一点虚荣心在作遂。但笔者觉得，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简单”。虽然正规学历是小学，而绝非小学文化水平的莫言，曾经在很多场合、很多回忆性文章中，对自己取得本科和硕士学历之前小学肄业的事实“供认不讳”，从未隐瞒。当年，他之所以屡屡在学历上“大做文章”，这里面还隐含着他的一种重要心理特质——自信。正是由于自信，才使他在后来的文学事业中能够坚定自己的创作理念，坚持不懈地走自己的路，不迷信权威，不惧怕艰险，一步步登上世界文学的巅峰。

 

　　莫言18岁“出道”的第一站是位于高密东北乡的棉油厂。在两年多的打工时间里，他除了当司磅员，称重收棉，还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厂办夜校语文老师。尽管连小学都没毕业，教的是初中教材，小小年纪的他，竟能信心满满地走上讲台，侃侃而谈，口若悬河。1976年去黄县当兵时，适逢全军学文化热潮，他再次自信地拿起教鞭，给战士们上课，不仅教语文，还教数学，使用的是高中课本。教中学课程，能够文理“一肩挑”，这即使在专业教育系统里也极为罕见。教学效果如何呢？战友的评价是“教得很棒”。1979年调到保定后，莫言又勇敢地担任起政治教员，教学对象则是高考落榜生，教的是大学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史、中国近代史等。部队领导肖主任旁听过他一节课，课后称赞他“很有水平，前途无量”。

 

　　1984年夏，解放军艺术学院首次设立文学系，招收“黄埔一期”干部学员，7月10日举行考试。别人从5月份就开始复习，等到莫言得知这一消息已是6月下旬，只留给他十天的准备时间。尽管如此，他毫不胆怯，觉得自己考试过关应该没问题。自信的莫言几乎没有复习，就毅然大步流星地迈进考场。考试结果是，政治、语文、史地三门得了216分；专业考试莫言上交的小说《民间音乐》，得了最高分。最终总评，35个参考学员中，他专业课第一，文化课第二，由此顺利进入军艺文学系学习。

 

　　当然，莫言的自信更多的是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在一次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上，一些老作家担忧年轻人无战争经历写不好战争小说，莫言却“口出狂言”：我们没打过仗，但搞过军事演习；我们没杀过人，但杀过鸡！这些经历可以移植到小说中。作家的任务不是总结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事！作家的任务是通过写战争小说，揭示战争环境下人的感情和人性的变异。所以，我们这些没有战争经历的人，同样可以写好战争小说！果然，不久他就证明了自己观点的正确，写出著名的战争题材中篇小说《红高粱》，一炮打响，一鸣惊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传播到中国，作家们眼界大开，看到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法国的新小说派等，都纷纷向西方借鉴学习。莫言自然也置身其中，但当他在阅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时，仅仅看了几行，很快就受到启发，心潮澎湃，灵感萌动。他干脆放下正在看的这部名著，专心写自己的小说，包括《红高粱》在内的一系列作品相继问世。就是这么自信，就是这么“冒进”。如此立竿见影、效果神速的借鉴学习，在文学界、知识界实属罕见。

 

　　莫言语出惊人：“作家抄袭自己比抄袭别人更可耻！”为了“实践”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把“变化”作为对写作的追求，努力使新作不重复旧作。他各个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品，均为不同的题材展现不同的内容与思想内涵，并且找不出有两部作品在文本结构上是相同的。他总是以少有的底气、勇气与自信心，在不断地进行创造性写作，每部作品都有自己新的探索，都会带给读者全新的体验，产生阶段性影响。

 

　　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在《大家》发表并获得大奖后，受到不公平的非议与责难。有些人甚至超出了文学批评的底线，用文革时期的整人方法对他进行围攻，不惜向上级告状、搞大批判进行人身攻击，使他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纵使如此，他也未能违心屈服，“低头认罪”，而是始终坚信《丰乳肥臀》的艺术价值，坚信迟早会有人肯定它，还它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他对外宣称，如果你要了解我的文学创作，你可以不读别的作品，但你不可不读我的《丰乳肥臀》！果然，后来著名作家汪曾祺、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再复和雷达、著名学者邓晓芒等，都纷纷站出来肯定了《丰乳肥臀》的文学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终于还莫言以公道，也证明了他的坚信是“信之有理”。

 

　　按说，依莫言耿直、谦虚的性格，应该不会说谎，更不会“自吹自擂”，却在填报学历时出现了“偏差”，在文学创作中出人意料地“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一种“自信效应”。而这种自信不是忘乎所以的自诩，更不是目空一切的自负，它是一种“自知之明”，是建立在足够的勇气、底气和内在依据基础上的正常心理反应。

 

　　自信源自良好的遗传天赋。莫言虽出身农民，却是书香世家的后裔。据莫言大哥管谟贤考证，高密管氏远祖可追溯到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历史上管氏家族世代崇文而不尚武，崇文而尚儒术，爱好文学，自古至今名人多为文人，明清时还出过几个进士。确定无疑，莫言颇具文学天赋，是搞文学的“料”。他对文字很敏感，情商很高，感情细腻。其天生具有的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对语言得心应手的驾驭能力，与生俱来，源于祖传。可以说，从事文学创作应有的素质与才能，莫言都先天性具备。

 

　　自信源自厚实的知识基础。从事任何一项工作都离不开扎实的基础知识，搞文学尤其如此。从上小学开始，直至成为著名作家，莫言通过自学和求学，不仅阅读了无数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而且自学了中学课程和文史哲知识，系统地掌握了文学基本理论。在部队担任政治教员期间，他为了教好哲学课，硬是“啃”下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要知道，这些抽象生涩的学术专著，对专业领域人员来说也是难啃的“硬骨头”，非专业领域人员一般是不涉猎的。广泛的阅读，渊博的知识，对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和持久的。

 

　　自信源自丰富的生活积累。不可“复制”的特殊历史背景，决定了莫言特殊的人生轨迹。他生不逢时，刚出世就遇上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化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多岁被迫辍学，沦为牧童，年纪稍大当上人民公社小社员，“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过所有农活。经历了二十多年底层乡农的贫苦生活，忍饥挨饿，饱尝辛酸，受尽歧视与磨难。青年时代的他，似乎有点“时来运转”，到棉油厂做了两年多临时工，境遇有了很大改善。后来，他又历经波折，“逃”出高密东北乡当兵入伍，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他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坎坷、复杂而又漫长的基层生活阅历，使他写起小说来底气十足，素材源源不断，因为这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创作资源。

 

　　自信源自强大的个性特质。成功不但要靠智力因素，还须有良好的非智力因素。如果说一个人的智力是走向成功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其个性特质就是支撑与保证。毋庸置疑，莫言的敏感内心、细腻情感、坚韧顽强、刻苦勤奋以及对文学的“病态”痴恋等等，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这是他不管在何时何地，处在何种境遇，都始终坚信自我的重要“筹码”和资本。

 

　　莫言之所以那么自信，还有一点令他有些“得意”，那就是他“命好”，总是碰到好运气，在人生困境下“助推”他前行。在提干无望心灰意冷时，部队政委亲自到上面去为他说情；在文学创作的初始阶段，他遇到了慧眼识才的恩师徐怀中；在生活与事业遭遇挫折时，高检的领导、同仁们敞开胸怀热情接纳了他。他自己也在一次接受问卷调查时承认：成功除了主观上的努力和素质之外，确实还需要“命定”的机遇和人的友谊。但是，命运和机遇只偏爱有思想准备、有德识才学的人。舍此，自信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只能是一种盲目的乐观和虚幻的狂想。而莫言的自信是“水有源、木有本”，是一种科学的乐观和切实的梦想，运气与机遇则是他文学乐章中一段段“水到渠成”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