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权臣坐轿子

　　将改革与坐轿子凑到一起，有点像杂糅。用改革的权臣坐轿子来说事，就不是杂糅而是读史的杂感了。中国古代有好几位搞改革的权臣，与轿子有关联的，是北宋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

 

　　轿子坐得出奇的是大明首辅张居正。万历六年（1578）他父亲去世，被批准回老家葬父，三月十三离京，行程隆重且出彩。朱东润所著《张居正》记载：“这一次回去，真有些威风。轿子是特制的，前面是起居室，后面是寝室，两廊一边一个书童焚香挥扇。三十二名轿夫抬着一架大轿，赫赫煊煊地从北京南下，一路还有蓟镇总兵戚继光派来的铳手、箭手随同保护，沿途巡抚和巡按御史出疆迎送，府、州、县官跪着迎接，开路办差，忙得不亦乐乎。”

 

　　三十二人抬了22天，至四月初四将张大轿抬到江陵。丧事办完后，五月廿一起程回京，依然三十二人抬着，晴行雨停25天，六月十五到达京郊。

 

　　那顶史上罕见的三十二人大轿，是真定知府钱普投其嗜味进献的,“造步辇如斋阁，可以贮童奴，设屏障，江陵甚喜。”张大官“甚喜”，不只喜那实物轿子，更喜那拍马屁实质的“抬轿子”。张大官的喜外延较广泛：万历元年，湖广巡抚、巡按为他建牌坊和府宅，“营私第以开贿门”；万历六年有人为他创山林；万历八年有人为他建“三诏亭”；万历九年有人为他家重建牌坊和表宅，此类贿门，比三十二抬大轿更实惠、更气派，张大官虽然写了婉谢信，但一切都在进行中，当然更喜，喜得当然。

 

　　从北京回湖北，可乘官船沿大运河而下、至长江而上。可张大官不喜，哪有坐着三十二人抬的大斋阁，旗伞张扬，鸣锣喝道，官员跪迎，酒宴接风，招摇千里威风呢？洪武元年，规定百官可车可轿；景泰四年，规定三品以上可乘轿。弘治七年，规定文官乘轿者，以四人舁之，违例及用八人者，奏闻。张居正身为首辅，万历四年升任左柱国，一品上，可乘轿。但超了八人之规制，达制度规定的四倍。张大官威风大于制度，违例得太离谱，却未闻“奏闻”。

 

　　王安石没有坐轿子。北宋时“百官常朝皆乘马”，二三品的大官礼制乘革辂，外饰皮革的马车，配以四匹红马。民间则自发地坐轿子，工商庶人乘四抬或八抬的“檐子”，被禁止，连妇女出入都要骑马。熙宁九年，宋神宗下令“民庶只令乘犊车”，牛犊拉的车。王安石改革见效后，京城人士、豪右大姓出入都以轿自载，《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一乘两人抬的轿子往桥上走。宋徽宗时京城内暖轿习以为常。到南宋才“诏许百官乘轿”。可见王安石上朝下朝上班下班，不可能乘轿子。

 

　　王安石回家也没坐轿子。他辞去宰相职务离京去江宁（南京），租了条船微服而行，开船前一再嘱咐家人：“吾今挂冠而归，沿途若有人问及姓名官职，切勿告之。”于是沿黄河、大运河而去，没人知道那船上是原宰相王荆公。

 

　　王安石退休后，朝廷按制配给卫兵和仪仗队，他三个月就给退走了，买来一头小毛驴，骑行于半山园与紫金山之间。同僚陈升之罢相后，降职判扬州，奉旨来探望，楼船到南京。王安石拉着小毛驴，带着一乘二人小轿静候在江边。陈升之见状大为触动，老老实实地坐上那个从没坐过的小轿子，去往王安石半山园的家，从此改了讲排场的习气。

 

　　同是搞改革的权臣，一个坐三十二人大轿摆排场显威风，去世后被明神宗清算，抄家搜出黄金万两白银十万余两，改革的成绩被抹杀，荣誉被褫夺。一个在南京半山园无疾善终，宋神宗让苏东坡执笔写圣旨，特赠太傅；南宋黄庭坚崇敬王安石，“尝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改革者的个人品格与道德情怀，带来改革者不同的命运和结局。记得当年苏维埃的理论家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对十六世纪改革有成的名人张居正视而不见，这也是一种评价吧。宋神宗和明神宗，同为皇帝，同称神宗，不同的价值取向，给改革和改革者不同的政策与处理，倒是又一篇杂文的题材了。

 

　　（原载2023年7月21日《义乌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