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那年夏天

 

 

　　十五六岁时，在三十里铺读初中。学校在铺子西北角。铁栅栏大门的绿漆脱落了许多，斑斑驳驳的，水泥红砖的门柱子也开裂了。门柱上圆圆大大的灯泡似乎是个装饰，黑白都没亮过。一圈矮矮的泥巴墙，好几处都坍塌了。那些抄近道的学生，钻进来钻出去的。教室和办公室都是青砖白灰垒砌，硬山顶的瓦房。盖了几十年了，有点走形的油漆斑驳的木头门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老标语，写在教室的山墙上。老师大都是老的，有的胡子头发都白了。

 

　　最为鲜艳的，就是迎门那一大片泡桐树。粗粗的、挺挺的、高高的。每年三四月桐花绽放，紫红的花朵压得树枝几乎断折。那香气浓得有些过分，蜂蜜一般粘稠，弄得整个校园里的空气都有些滑腻。桐树下摆着一排排的自行车，有铃铛的没铃铛的，大齿轮的小齿轮的，一律都是二八大杠。我骑的那辆是“金鹿”，她骑的那辆是“凤凰”。偶尔，我的旧金鹿会紧挨着她的新凤凰。老柳树上的铃铛“叮叮叮”一响，学生们就从各自的教室里涌出来，潮水一般涌进桐树林，骑上各自的自行车，又潮水一般涌向大门。原本空荡安静的树林，一下子就拥挤而吵闹。惊得枝上的麻雀，轰地一声飞掉。

 

　　我不喜欢拥挤，总是最后几个走出教室去。她也不喜欢拥挤，也总是最后几个走出教室去。过了几分钟，树林复又空荡，只剩十多辆车子倚在老桐树上。我的那辆金鹿不知被谁碰倒了，正好压着她的凤凰。我没说什么，把车子扶起来，看看她的那辆有没有损伤。她也没说什么，蹁上车子出大门去了。刚刚出门，忽又停下来，大腿夹住车轮，两手纠正车把的方向。我极想停下来帮她，可犹豫片刻还是从她身边掠过。掠过，心里又有些忐忑，感觉自己太不懂道理，会不会惹她生气。那不安的情绪，折腾了我足足一星期。

 

　　在女生里，她的个子算比较高的，就坐在中间偏后的课桌。穿一双布鞋白底黑帮，扎一条麻花辫又粗又长。头部摆动时，那根麻花辫子也跟着甩动，柔软而轻灵。那时的女孩子，有好多都剪短了头发。有的齐着耳朵，有的随意在脑后拢着，高高翘翘的。扎头发也不再用红的绿的毛线，而是用皮筋三两圈那么一绾。可她不一样，她扎辫子还喜欢用红头绳，还喜欢系成蝴蝶的翅膀。在班主任调整座次之前，我就坐在她后面。有时会被她的红蝴蝶晃花了眼，看不清写满白字的黑板。有时她也会回头看那么一眼，也许是看我，也许就是随便那么一看。那眼睛是清的，就像白露时节凝结在野菊花上的两颗露珠。那眼睛是亮的，就像初升的阳光斜斜地射在露珠上。我想通过那两颗露珠，透视些什么，可她又倏地扭回头去，什么也没有透露过。

 

　　我家离学校不远，五六里地，迤逦向南。那是一条窄窄的土路，弯弯地穿过穿过庄稼地，穿过小河堤。路边站着挺直的白杨树，夏天里有浓浓的树荫，秋天里有沙沙的落叶。树上有鹊巢，总落着那么三五只喜鹊，或静静立着，或喳喳跳跃。没有汽车，只有自行车，还有一辆毛驴车慢慢腾腾走着。赶车的老人扎着毛巾三道蓝，慢悠悠吸着旱烟。这样的小路极适合一个人漫步，也适合两个人并着肩骑车，随意说些什么，或者什么也不说。她回家的时候也走这条路，只是离家更远，更在偏远的南面。其间要穿过一大片杂树林子，好几里地，荒荒的没有人烟。多的是野草野兔，还有雨后随意生长的蘑菇。那林子深处只有三个村，一个叫“沈庄”，一个叫“黑牢”，一个叫“石门”。起先，我不知道她是哪里的，只是胡乱猜测：“沈庄”这名字太俗了，“黑牢”这名字太怪了，她应该住在“石门”才对的。

 

　　有时候上学时，她从我后面赶上来。有时候放学时，我从她后面赶上去。赶上了也只是擦肩而过，彼此也不说什么，兀自蹬着自己的自行车。最多也只是相互看一眼，让怯怯的目光在安静的空气里轻轻一碰，又随即各奔西东。只有一次，我酝酿了很久终于问她：“你是哪里的？”她说：“石门的。”恰恰印证了我的猜测。我没去过那村子。我想那村子里，一定有披着青丝的的柳树，一定有开着红花的桃树。那里的井水是甜的，恰恰滋润了她甜甜的嗓音。那里的夕阳是柔的，恰恰朦胧了她柔软的腰身。

 

　　起先，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只是胡乱想象，这样的女孩不能随便叫什么什么“青”，叫什么什么“红”，叫什么什么“英”。她的姓名一定很好听，有着花一样的色泽，有着水一样的灵性。我甚至私下里给她起了一个姓名，偷偷唤她“白云”。也许是她的肌肤很白净，也许是她走起路来似白云一般轻盈。

 

　　那时我的语文成绩好，作文写得好，于是就成了语文课代表。第一次收集语文作业，走到她的课桌旁，心里还有点莫名的紧张。她把作业本递给我，嘴唇微微抿着，嘴角微微翘着，似乎笑了笑，又似乎没笑。那作业本上端正地写着：三十里铺中学十八级四班——王彩云。那名字也恰恰符合了我的臆想，满足了我的想象。我故意将她的作业本放在最上面，抱着厚厚的一摞，送去老师的办公室。路过那片桐树林时，故意步子放缓，翻看那作业本的里面。她的字写得很端正，写得很秀气，就像她的人一般。纯蓝的墨水洇在洁白的纸面，白与蓝，那颜色最相宜不过了。我甚至嗅到了墨水未干的香气，嗅到了纸张残存的香皂的气息。或许那气息根本不是来自纸笔，那只是桐树开花的味道。三四月的一个春天，桐花正鲜艳，阳光正灿烂。

 

　　破旧的校园，也有很多新鲜的东西。譬如伙房前那几棵高大的垂柳，无论春秋，枝条总是摇曳着，无限温柔。上课下课的铜铃就挂在老柳树上，跛脚的老校工拽动麻绳，铜铃便发出悦耳的响声。譬如伙房后那一大片实验田，种大豆也种玉米，秋天里是金色的，夏天里一片碧绿。那年月的伙房是不炒菜的，也不卖干粮。只有一口大铁锅，几层木笼屉。学生们拿来的干粮，装在各自的网兜里。馍馍也好，窝窝也好，统统放进笼屉里熥一熥，蒸一蒸。中午放学，我们这些离家较远的，就轰隆隆跑向伙房去，像是在哄抢东西。各自找各自的网兜，各自找各自的干粮。拿回教室里，喝白开水，嚼咸菜疙瘩。偶尔也有学生投机倒把，舍了自己的粗面窝窝，拿了别人的细面馍馍。更有甚者，自己是不带干粮的。放学时噔噔噔跑在最前面，提起人家的网兜就蹿。

 

　　有一日，她的干粮就丢了。低着头走进教室里，小嘴微微撅着，坐在板凳上，摆弄她的搪瓷茶缸。那样子让人的心里微微抖动，微微疼痛。教室里很安静，只有咀嚼干粮的吧嗒声，只有咀嚼咸菜的咯嘣声，也有人沙啦沙啦翻动着书本。母亲蒸的馍馍是很大的，我每顿只带两个，没一斤，八两差不多。十五六的年纪，正噌噌噌长个儿。吃完一个，那一个就舍不得吃了。拿起来又放下，放下了又拿起。好一番犹豫，才悄悄走过去。她不肯要，说不饿。我将馍馍放在她的书桌上就出去了，逃跑似的。生怕别人会说些什么，生怕别人会死死地看我。屋外的气氛就轻松多了。白云轻飘飘地走着，麻雀们在屋檐上唱歌。初夏的节气没有蝉鸣，不过青扬树已经长的很茂盛，绿得发亮的叶子，在西南风中沙沙抖动。

 

　　第二天，她拿来两个馍馍还我。我没要。她走近我的时候，微微低着眉，脸颊红红的，白白的手里托着白白的馍馍。我嗅到了麦子的香味，嗅到了红头绳的香味。她第一次离我如此之近，近得能听清她咚咚的心跳声和不均匀的呼吸声。

 

　　之后的日子，似乎如之前一样安静。一辆自行车，两个馍馍或者两个窝窝。上午四节课，下午四节课。只是不知为何，自从吃了我的白面馍馍，她对我似乎疏远了许多。眼神藏藏躲躲，几乎从不回头看我。放学时，我走在前面，她走在后面。我故意把速度放慢，她也故意把速度放慢，那辆凤凰自行车离我原来越远。光阴已走进七月。路边的白杨树似乎长粗了些，似乎长高了些。树叶绿得深沉，在南风中微微抖动。麦子收割了，玉米高过膝盖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绿色。粉色的打碗花在田埂上开着，紫色的乳苣在河坡上开着。蝉声已经升起，暑假渐渐临近。这样的季节，一切都充满生机，野草野花，还有大片的庄稼。河水满涨，苇丛里藏着许多青蛙。前面的我，还有远远落在后面的她。

 

　　有一次车胎没气了，她只好推着，在小路上慢慢地走。我追上来说：“骑我的吧，我离家近，你离家远着呢。”她摇摇头说：“你走吧，别管我了。”我不走，推着车跟在她身后。圆圆的夕阳落在远处的林梢上，玉米叶子闪烁着红红的光。一群麻雀从我们头顶掠过，渐渐消失在远处的村落。她又说：“你走吧，别让人家看见了。”我怔一怔，像一棵白杨树呆呆站着。站了片刻，还是骑上自行车走了。不知为何，我骑得飞快。风从耳边划过，呼呼呼响着。路边的白杨树向后倒退着，一棵又一棵。黄昏的小路是弯曲的，是寂静的。潮气从庄稼地里升起，树林和村庄，渐渐笼在青青的雾霭里。

 

　　之后，我俩再也没有说过话。直到放暑假，直到暑假过后那个开学的夏末。第一天，她的座位上是空的；第二天，她的座位上是空的；第三天，她的座位上是空的······之后，她再也没有来过。再也看不见那辆凤凰自行车了，再也看不见那条麻花辫轻盈地甩动，还有那缠了一圈又一圈的，红艳艳的红头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