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口往事之：德三爷

　　大通口位于灌河南岸，废黄河北，古云梯关西北，大概三四百户人家，庄子虽小名气却很大，因为村名源自康熙皇帝御赐。皇帝御赐离我们太遥远，概念比较模糊，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末，让大通口久负盛名的应该是大通集，集市宽二十余米、长一千多米，路面用一式青方砖铺成，周边三四十里的庄户人家皆到此赶集，喧嚣与繁华与当时的响水口齐名。即便是在今日，问那些方圆百里内年过花甲的老人，仍是一问一个准。

　　德三爷是大通口兴集的倡议者和筹建者，正是这一创举让他接任成为大通口单氏最后一个被称为族长的人，在村中极具威信，父辈们尤为敬畏。然而在我的记忆里，德三爷却慈祥得可爱，三爷有三件宝：故事烟袋羊皮袄。我们一帮孩子常常围坐一圈，听三爷讲大通口和铁水牛的故事。每当说起过去，德三爷总是盘起一条残腿，拿出他那根长长的旱烟袋，猛吸上两口，然后眯着眼睛，缓缓吐出一个又一个的烟圈，沉浸入一片美好的回忆，紧跟着又半睁开眼，摇头叹息。

　　清康熙年间，黄河一泻千里，横冲直撞夺淮河而下，来势汹汹将这里冲出一个大口子，致使周边村庄田地尽数淹没，成千上万百姓流离失所或葬身鱼腹，皇帝因此赐名“大通口”，朝廷先后派多名官员前来治水，皆无功而返。一位叫王铁牛的朝廷官员被派来治水，在决口处三天三夜昼夜不息的指挥堵口，但毫无进展，监工听信巫言要用活人祭河，他劝阻不得一怒之下自己纵身跳入决口，说来也怪，一阵电闪雷鸣之后堤岸顿时合垅，合拢处昂首站着一头真的铁牛。村里人为了纪念他，便在边上兴建了一座铁牛庙。

　　三爷口中的铁牛极具灵性，不仅能镇水怪，还保吉祥平安，十里八乡的村民常将孩童带来，在牛背上骑一骑沾点仙气。据老人们说，那时候确是有一头铁水牛同真牛一般大小，虽年代久远，却无半点锈迹。工作后，我曾专门查阅县志，县志中也确乎有关于铁水牛的记载，只是在打日本鬼子时，由于新四军缺少军火，将铁水牛搬去滨海的军工厂造了手榴弹。当时，德三爷领着乡亲们将部队拦住就是不让搬，但最后还是胳膊没拗得过大腿。文革破四旧，又来了一帮红卫兵，要拆除铁牛庙，德三爷带领乡亲们再次阻拦，结果不仅铁牛庙没能保留住，德三爷当初阻拦拉铁牛的事情还被翻了出来，新账旧账一起算，三爷的腿在一次批斗中给活生生打折了，理由是阻扰抗日和搞封建迷信，然而他们却不知道，三爷的独生子顺子是三爷亲自送到滨海县大队参军的，在新四军搬铁牛之前就死在了打小日本鬼子的战场上。

　　三爷没有多少文化，但特别尊重文化人，执掌家族后第一件事便是将单氏祠堂辟出一部分改成学堂，请来一位先生，家族子弟和周边村庄儿童一律免费入塾。解放后，祠堂虽被收归公有，但依然是学校，人们习惯称之单祠堂小学。我的家境比较差，升高中那年，不得不辍学回家。在我抽噎着跟在挑着行李的父亲后面走过德三爷家门口的时候，三爷问清缘由不由得勃然大怒，指着我父亲鼻子大骂，父亲唯唯诺诺，嗫嚅道：“三爷，您老看……，家里、家里是太难……”三爷听了半晌未作声，脸色渐渐暗淡下去。父亲转过头朝我吼道：“兔崽子，哭啥丧？还不快走？”第二天晚上，我们一家正围在桌边吃饭，三爷推开半掩着的门走进来，从怀里摸出一个折得层层叠叠的手帕放到桌上，说道：“这几十块钱，我留着也没什么用，就让娃去读书吧！”父亲哪里肯要，三爷把眼一瞪，吼道：“你眼里还有我吗？”说完就走了。

　　在三爷的资助下，我复学了，后来我才知那钱是三爷卖了他那件视若珍宝的羊皮袄得来的。许是受三爷讲的故事影响，大学我选择了水利院校，毕业后分配到邻县成为了一名职业治水人。工作后不久，三爷专门让人捎话给我，“不要忘记铁牛”。知道三爷嗜烟，每隔不久我便买几条卷烟捎给三爷。直到有一次回乡，我发觉三爷总是把一支支卷烟剥去包装纸，将剥下来的烟丝，仍填到他那根长长的旱烟锅里，从此，我便只寻上好的烟丝买给他。

　　九十年代末的一个初冬，通榆河开挖，三爷大病一场，我得知后在通榆河工地抽空回来看过他，当三爷听说我是从工地回来，甚是不悦，将我赶了回去。在他病重时父亲要通知我，三爷坚持不允，但父亲还是偷偷跑到集口的粮站给我打了电话。当我赶回来时，三爷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他看到我，眼睛里先是一亮，接着面色又冷下来，拍了拍我握住他的那只手背，只说了“铁牛……”便溘然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