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年月别样年

　　如今的餐桌，别说过年，就是平时，鸡鸭鱼肉，应有尽有。对比刚刚过去三四十年的票证年月，翻天覆地。

　　那时市场供应全按计划，一切生活必需品包括肉类定人定量，凭票购买，过年过节不过稍稍增加几张票证而已。

　　四十年，弹指挥间，犹如“南柯一梦”般短暂。曾经经历了这段历史的我，特意记下两件过年趣事，感觉它们只能出在那个年代，别有滋味。

　　抓阄分猪肉

　　1976年前后，我在某酒厂上班，全厂一百多号人，作坊式的小企业。生产出的废弃物酒糟由市郊农民收集养猪，过年时则回赠一头大肥猪，让职工们的年饭多点肉类。

　　这种作法在当时并不合法。农民一家可养几头猪是限量的，超过了即视为“走资本主义”，工厂与其合伙肯定不是“光明正大”，只不过大家睁只眼闭只眼罢了。于是，年二十九晚，农民乘着夜色，遮遮掩掩绕过交通岗哨，送来工厂。

　　厂内则安排几个杀猪里手通宵达旦地屠杀、刮毛、开膛、分肉等等，忙忙碌碌一整晚。等天亮大年三十大家上班看到：饭堂兼会场那块地面上，摆满了一条条基本相等的白花猪肉，上面盖着号码，一行挨着一行，整整齐齐，保证一人一份。员工们则凭抓阄领取，绝对公平。这难得的风景，可惜一年只一次。

　　按惯例，这天上午象征性地搞下卫生就放假了。下班铃声一响，人人手提一块免费、免票猪肉，喜笑颜开地回家了。

　　“锯”鸡

　　又一年除夕前，单位特地弄了一批活鸡，一人一只，任职工自己到笼子里随便抓取，同样绝对公平公正。

　　三十这天，按例上午搞卫生，中午放假。我回家看见那只鸡无精打采，不时咳嗽，感觉它快不行了，等五六点钟做团圆饭时才杀怕来不及。否则，过年吃个死鸡，且不说吉利不吉利，味道也差了许多，倒不如马上杀了好。

　　但我从来没杀过鸡，不敢杀。会杀的人又全没下班。“马死落地行”，决定自己动手。不就是杀个鸡吗？大不了将头砍断。于是按杀鸡的程序准备就序，可到提刀摸脖的时候总是下不了手，反复了几次都恨不了心。

　　无奈，提着鸡，拿着刀，找马路对面的老朱帮忙。他二话没说，接过鸡和刀，对准鸡脖来回摸杀。但见皮动血不流，鸡腿乱蹬。他说我的刀不利，进厨房换了他的刀，摸杀了几下依然不见血，不能再怪刀不利了，干脆象锯木头似的来回推拉，可怜那鸡一个劲地蹬腿杆拍翅膀，如此“锯”了好多次，血才流光，鸡也没了动静。回家一看，那鸡脖子就剩一点点皮连着。看来老朱也不会杀鸡，只会“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