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上的“包裹”

　　我们井不干村离圭山煤矿13公里，去那里挑煤炭很辛苦，要走很长弯曲坡陡的山路，一天只能挑一担煤。

　　1957年在县城读中学的我家庭特别困难，尽管学校大搞勤工俭学，蔬菜达到自给自足，每个月只需要三元九角钱的生活费，我们也难于应付。无奈之下，我只有每个星期六放学回家后去圭山挑一挑煤炭，星期天挑到城里卖了做伙食费。挑煤的路上虽有一段较为平坦的公路可走，公路全是白沙石铺成的，我光着双脚走在上面，脚板被石子咯得钻心的疼痛，唯有咬牙坚持。母亲一年只能给我们四个儿女每人做一双布鞋。平时我们总舍不得穿，留着冬天防寒取暖。三年的初中，我就是挑煤进城卖度过来的。

　　我是家中老大，除了挑煤自己解决学费之外，还要担负家庭的一些责任，协助父亲承担家中解决烧煤问题。所以每个假期我都要和村子里的伙伴们去圭山挑多次的煤碳。一年到头，我们吃不着一颗水果糖。对糖的痴迷向往的情感不亚于像期盼过年一样的强烈。

　　一天，我和7、8个伙伴去挑煤，路过新苗村的路边时，身子粗实的桂荣眼尖，发现了一棵清香树上两米左右高的树丫上吊着一包圆筒的短草席。凭经验我们知道那是死了的婴儿。农村有个风俗习惯，死了的婴儿要吊在树上才吉利。再往树的高处看，三四米高的树丫上还挂着一小包用稻草纯绑扎的东西，不知是什么。有的说是衣服，有的说是纸钱，有的说是吃的东西。大家都想知道其中的秘密，一心要弄明白。在我们的怂恿下，胆大的石柱放下挑煤的工具，撸撸袖子往上爬，一会儿就把那包东西拿下来，打开一看，是两层小碗口大的红糖。有的人说，送死娃娃的东西不能吃。但看着那紫红色的两层红糖，个个口水快要流出来，谁也舍不得离开。贫穷和饥饿驱使我们做出大胆的决定，不怕，把它分了。于是我们把红糖劈开，你一块我一块，边吃边走，有说有笑，嘴里甜蜜蜜的，大家都解了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