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辛犹抱香，俊美谁解意（花开十年圣鹰杯）

　　探春，俊敏端丽如玫瑰，俊美得可敬可爱。

　　“探春处处出头，人谓其能，吾谓其苦”，与黛玉慧极必伤不同，探春大抵是强极则辱。只是，为抱负跋涉的女子最美。不甘雌伏的夙愿，渴慕雄飞的素志；时时刻刻想为女子争一口气，心心念念要使雄才“让余脂粉”。这样的女子，委实是最让人钦佩的女子。探春之俊，俊在其英姿飒爽的巾帼气质。窃以为，最适合成为新时代女性之典范的红楼女儿，非她莫属。

　　大抵探春生来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女子，因了庶出的身份，因了一个不堪的生母和一个不堪的胞弟。可她又是那样一个“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的奇女子，那样一个“才自精明志自高”的杰出人物。比之黛玉、宝钗和湘云，她的诗才稍逊风骚，但大观园的第一个诗社——海棠社的发起人却是她。“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她说出这一番豪言壮语，意欲与男子抗衡。在“辱亲女愚妾争闲气”时，她道出了自己掷地有声的内心独白：“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如此巾帼不让须眉的俊美女子，让人叹为观止。她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与性别，就采取了积极的超越方式，充分利用家族赋予自己的一切自然优势去努力淡化自己与生俱来的悲情。凤姐提及理家才干时，独认为她与黛玉、宝钗三人是佼佼者，只是黛玉是“美人灯儿，风吹吹就坏了”，宝钗是“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唯有她既非黛玉式的纤纤弱质，又无宝钗式的明哲保身。同时，她还不是凤姐那样狠毒的人物，拥有凤姐所缺乏的正直和善良。故，偌大贾府，唯有她能做一个补天的人物。

　　每次读探春，在敬佩她之余，都会觉得她是这样一个让人动容和怜惜的女子：拿一生的抱负和追求，为一世的安全感和幸福买单。作为庶出女儿的她，有着命定的悲辛与无奈，而“才自精明志自高”是她的资本，“立一番事业”是能赋予她一生安全感的抱负，是能给予她一世幸福的追求。她不是黛玉，但求与诗书为伴，与一心人“白首不相离”；她也不是宝钗，惟愿八面玲珑，成为封建道德模范；她更不是湘云，能够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她惧怕的永远是抱负落空，追求不成，以致于失去一生的安全感和幸福。

　　探春曾和宝玉直言她“慕薛林之技”。以探春的才能、抱负和心性，她能如此仰慕宝钗和黛玉，虽足见钗黛之卓越，但亦可见探春之谦逊。但窃以为，探春颇为欣赏宝钗诗歌和为人的沉着，却更爱与才情和性情皆风流灵巧的黛玉玩在一处。她对黛玉的诗才和口才倾慕不已，喜爱有加。黛玉每每爱以其聪明才智和探春开高雅的玩笑，探春亦是每每回得喜不自胜。二人之相处颇具幽情雅趣，大抵是因为她和黛玉身上皆有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的影子。黛玉和李清照同属叛逆型的绝代才女，她和李清照则同属时刻要与男子一较高低的杰出人物。若说黛玉身上氤氲着李清照的清和柔，那么她身上则隐透出李清照的俊和刚；若说黛玉有着李清照“自是花中第一流”的风流别致，那么她则有着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情壮志；若说黛玉是李清照词之魂，那么她则是李清照诗之神。她和宝钗一样沉着，又比宝钗多了女性意识；她和黛玉一样颇具女性意识，又比黛玉多了豪气；她和湘云一样充满豪气，又比湘云多了成熟。因之，唯有她，才是最让人钦佩折服的女子；唯有她，才最适合成为新时代女性的典范。

　　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却“生于末世运偏消”。她与黛玉一样敏锐，对时代怀有深重的沉重感。贾府深层的危机深植于其肌理里，缓缓生长，等待破土而出的时机。唯有时时保持警惕与清醒的人方能察觉。这种机敏来之不易，注定要牺牲欣悦去换取。贾府的须眉男儿大多没有那么敏感，亦不愿活得草木皆兵，情愿灯红酒绿。而作为巾帼女儿的她则不然，她对自己家族时局凋暗、败象已成的悲剧，是怀有机警的远见、特有的敏锐与深重的忧愤的，因之在抄检大观园时，她说出了“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的言之灼灼的预言。她充盈着独冠群芳的女性意识，已能充分思考个人的命运和处境，已能洞悉贾府终将溃败的前景，然她终究逃脱不了她作为女性的局限性。在婚姻不能自主的时代里，她精明之才未能尽施，高远之志未能尽展，便悲壮而惊心动魄地“远嫁海疆”。她委实是一个让人钦佩又让人叹惋的女子。

　　作为一个生活在男性文化统治下的庶出女性，探春这朵俊美玫瑰拥有着与生俱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女性千百年来无法逃脱的悲剧性命运，她的才志与末世撞击出了悲响。纵然才高志远，纵然渴慕像男性一样可以冲出深宅大院，干一番事业，她终究亦只能是男性的附属品，只能在男性的权力下尽女性的责任和义务。叹一声悲愤啊，只恨她时运不济，生不逢时，注定只能“千里东风一梦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