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活不如好死

　　十多年前，远房的姑父得了晚期肝癌，表兄因为家道中落，无力长久的在医院治疗，再说已是晚期，治或者不治，结果也许都是一样的。无奈中，表兄把姑父拉回了家。姑父怕遭儿孙们嫌弃，自己在正屋旁边的什物间搭了一张床作为自己的病榻。

　　我回去看他的时候，姑父卷曲在铺板上，人已枯槁，面若黄表，皮如空囊一般，疼痛的“哎呀”声，沙哑、干涩。邻居见了，伤感地说，“不是伢们不孝顺啊。得了这造孽病，疼的要死，不如吃‘挂面’算了。早死早托生，‘过去’了兴许还能过上安逸日子。”所谓吃“挂面”，就是拿根绳子上吊。

　　过去，农民生大病了，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大都不上医院，一是治不起，二则以为也活足了阳寿，死不足惜了。所以，患病的老人，大多趁人不备时，要么上吊，要么喝农药，一死了之。这样，自己少受一些折磨，也免得给儿女增加负担。在极弱极贫的乡下，农民的生命价值观实诚得令人扼腕、唏嘘。

　　最近这七年里，我的父亲、岳父母先后走了。父亲患的是血液病，外加严重的内出血，浑身布满了紫色的血斑。当时他已经八十二岁的高龄了，上吐下泻的全都是血红的浓液，医治月余都不见好转。我那地方，民风淳朴，在上了年纪的老人面前说“死”，不是忌讳。做院长的同学对我说：“你把老爷子转到武汉同济去。把你的肝给他一块，再把你的肾给他移植一个，再回去把你的房子卖掉，备足后期三十万的治疗费，我保证老爷子再活两年。”

　　院长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与其让老人受折磨，不如让他体面地走。但在至亲的生命问题上，谁能淡定到超然一切的田地？道理谁都懂，但轮到自己的至亲，谁能轻易地作出放弃生命的决定？母亲没有文化，是个爽快人，笃信人有来生、阴阳总是平衡的，早死必定早托生。

　　一日，她把我堂叔、堂兄、我们兄弟姊妹拢到一起：“你们也对得起他了，该吃的吃了，该穿的穿了，死了也能闭眼睛了。看他这样上气不接下气地抽，我们都心疼。你们不要救了，赖活不如好死。过个十年八年，他还不又是一条汉子。”

　　纠结了几日，我向院长讨教，如何减少父亲的痛苦，在保证基本治疗和不痛苦的情况下，父亲的生命还能延续多久......院长刚开口，我的手机响了，妹妹说，父亲不行了......

　　待我回到病房，父亲走了。地下是一滩酱红色的污秽物......

　　前年，我在珠海的一家书城读首都经贸大学程虹教授的译著《心灵的慰藉》，本书说的是临终关怀的事。因为先后失去几位老人，《心灵慰藉》让我心有戚戚，也不免思索起“如何让人有尊严的老去”这个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话题。

　　让自己的父辈活得长，过得好，走得快，这是所有子女的梦想。有此想法的儿女，秉持的是传统的孝道，长辈长寿是幸福，利利落落地走，也是幸福；活得长、过得好，是生存的品质，走得快，是死亡的质量。老人都想长寿，更想“走得快”，黄泉路上充满伤痛、呻吟的磨磨唧唧，与其说是延续生命，不如说是延长和制造痛苦。子欲孝而亲不待，固然是孝子贤孙的遗憾，但对一个周身插满塑料管，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体征，用所谓的孝赢得一时的口碑，这种孝悌文化是否是孝的悖论，是否可以贴上“愚孝”的标签？传统孝道和现代亲情在意蕴上是否对立......这一切关乎道德伦理的价值取向与对生命尊严的尊重是否互相抵牾，既是学人争论不休的医学伦理，也是每一个人或迟或早都要面对的两难选择。

　　也许，我的死亡我做主，还有很长路要走，也许根本走不通。因为围绕生命的或琐屑或恢弘的议题中，既有孝道、伦理的意义，还有更高意义上的法律命题。从生命的尊严看，“安乐死”未必不是生活赐予生命的最后一张奖券，命运多舛的生命临终被“安乐”一回，未尝不是人生的终极享受，但在人性的善意主张和法律的对峙中，法律所考量的是，“安乐死”会不会成为剥夺生命权的主观故意，而这种考量无疑也是对生命的尊重。民众却懒得理会相同话题的自话自说，体面的活着，有尊严地老去，还是人所共期的梦想。梦想之中固然有病不起的医疗保障之殇，但过多的是期望在最后的气若游丝中，有更加人道的选择让亡灵一路走好。

　　好死不如赖活着，当不是为了苟且偷生；赖活不如好死，未必就是看破红尘的消极厌世，两个相反相成的命题，在尊重生命的主张上合二为一，这是人对于生命的认知在哲学范畴同源归一的奇妙之处。在道学看来，快乐生存的线型生命和安乐死亡点型生命，也许只有状态上的差异，但当身体的剧痛海啸样涌来的时候，让生命终止于无痛之中，死，也许也是对生命的尊重。枯燥而虚幻的“入世”和“出世”观，也许能诠释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一个人如何行走江湖的秘笈，但面对摇曳在黄泉路上的生命之灯火，不同的选择只具有学理上的意义，但无法消解“生之难死也难”的死结。

　　所有的生，都是向死而生，但人之生不是为了死而生，一个人在人生最后的驿站以求“苟且”之活，也许是对生活还有爱，还有没有兑现的期许；求体面的老去，以减少生命临终的不堪之痛，这何尝不是人生最后的一杯美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