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郑玲：写诗是生命的需要

　　居于广州的诗人郑玲近日被《诗歌月刊》封为“2011年度诗人”，和她一同获奖的还有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借此机会，她的先生、散文家陈善壎协助病中的郑玲接受了本报的独家采访，畅谈人生与创作，也对未来诗歌发展进行了展望。
　　“写诗是生命的需要，其他不值一提”
　　广州日报：“年度诗人奖”的颁奖词说“您始终把个人的哀乐寄寓于丰厚的历史人文背景之下，用生命传递爱与温暖”，但诗歌多与痛苦相生相连，这两者矛盾吗？
　　郑玲：诗歌也与快乐相连，但诗在大悲情怀催生时确实如雷霆闪电，既光亮又震撼。可以肯定的是诗总是与美好、崇高相连，容不得尘襟俗韵。灵魂必须灵明透脱才能出好诗。给我的授奖词过奖了，我做得不够好。不过，尽管诗人使用普通人不怎么习惯的手法，但一个诗人的作品，必定会在某种深度上反映生活。因为生活是在时间中行进的，而这种行进有时候叫做历史。
　　广州日报：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诗歌有自觉的表达？
　　郑玲：也没有所谓“自觉表达”，创作是一个愉悦过程。诗的种子存在于任何人的心中。艺术与科学的最深处都是诗的领地。人是文化的动物，诗歌创作是个别生命的自然选择，有如另外的人选择了数学或天体观察。
　　广州日报：下放农村的日子，您写诗其实是在为自己制造危险，如今想来怕是增添了很多乐趣，您如何看待当时的执著？
　　郑玲：写诗是生命的需要，其他不值一提。
　　“虽然磨难不是风轻云淡，但不要老想着磨难”
　　广州日报：近年来面对疾病的不断困扰，您对于生死有何感悟？
　　郑玲：老与疾病，人生的不同阶段与不同状态而已。年轻与健康时没有特别的感悟，老与疾病时也没有特别的感悟。我只想，做好人生不同阶段与不同状态中应该做的事。把人生的不同阶段与不同状态都“活”好。
　　广州日报：被冤屈20年的经历对于一般人来说会异常沉重，可您总是说得云淡风轻，仿佛没有一点怨尤，这是为什么？
　　郑玲：怎么会“云淡风轻”？希望我们永远拒绝这样的“给养”。不过，不要老想着我们的磨难，要知道正因为磨难才有我们。
　　“不用为诗担心，它死不了”
　　广州日报：您如何看待情感与语言的复杂关系？
　　郑玲：其实我没有认真想过这些事情。当我们被激情驱使手中的笔时，语言会应运而生。所有文字艺术产品都离不开语言，诗歌尤甚。从诗人笔端流出的语言创造了他原要抒发的情感，我们读一首诗同时被这首诗的语言打动。真正的诗歌其实不可翻译。楚辞和唐诗宋词翻译成今天的汉语便不是诗了。我们能从翻译的文字中知道屈原在忧伤或愤怒，但这已经不是《离骚》的语言创造的感情。
　　广州日报：您如何看待严肃文学在中国社会当下的式微？
　　郑玲：“文学式微”？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文坛很热闹。
　　广州日报：若要迎来传统文学的复兴，您认为文学界还需要有什么努力？
　　郑玲：崇高情操的培养，对壮丽与阳刚的追求总是不可或缺的。我相信从事文学的优秀作家、诗人们早已做出了成绩。抛弃小聪明，修养大智慧。一部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长篇可能是小作品，而一篇数千字散文可能是大作品。比如数万字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我就觉得不如几千字的萧伯纳的《贝多芬百年祭》重要。把一首小诗写成大作品，是我们要努力的。
　　广州日报：有人说，诗歌是最贴近内心的，因此您认为诗歌在个人、周围和世界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郑玲：一枝花，鲜艳夺目，不饱肚、不御寒。
　　广州日报：如今忙碌的生活在把每个人推向粗糙的边缘，我们要如何保持诗心与诗意？这还是一个适合作诗的世界和社会吗？
　　郑玲：不用为诗担心，它死不了。纯洁、善良的心灵永存，诗便永存。

　　1931年出生的郑玲从1950年开始发表诗歌，之后被错划成右派20年，1979年得到平反后重新执笔。60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她坚定地坚持了诗的美学立场，难能可贵地从不谄媚任何文化势力，这样的纯净是极其少见的。她的《瞬息流火》、《风暴蝴蝶》、《过自己的独木桥》等作品在诗歌圈中都曾引起巨大反响。台湾诗人王禄松这样说郑玲的诗：“非经大思考、经大灾劫、茹大苦痛者，焉能臻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