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人情）

父亲　　

                           高寒　　

九九年重阳节的傍晚，父亲溘然长逝。　　

晚年的老父一向康健，虽力衰，却没有大毛病。那天正常的喝酒吃饭，怎么就匆匆走了？急急地赶到小哥家中，才知事情的的原委：傍晚，照例的喝过酒，吃了一碗炖得很烂的蜜枣后，父亲说不吃稀饭，专门服侍他的三姐便回家了。十分钟后，小哥下班回家。叫声父亲没有应声，到房间里只见他静静的躺在床上，已经撤手西归。没有征兆，没有摔倒，之前也没有说那里不舒服。看上去老父脸色红润，神态安详和善，似乎还带着微微的笑意；就如睡熟了一般，和他平日的粗暴脾气一点也不相像。医生的推断是突发脑溢血，回天乏术，已成定局；听得耳边哭声四起，我没有悲伤也没有痛苦，感觉木木的。那几天家中忙乱，而我只是发懵。一直到老父的骨灰下地，安葬完毕，亲戚四散，我的心才如空了一般的骤疼起来，泪水再也忍不住的滚下来：我没有父亲了。　　

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父亲五十岁那年我才出生。童年的记忆里，父亲很陌生，我很怕他，也很少和他说话。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长大成人。我从没有试图去接近他、了解他内心真正的想法。致使他故去后，我有心探寻一下他的人生历程，可对他的生活轨迹，竟然形不成一片完整的画面。那大段的空白，是代沟，也是永远的遗憾。　　

从母亲早年的叙述中，在哥姐们的记忆里，我粗略地知道了一些父亲的旧事。这也是一个中国老百姓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生缩影。　　

父亲生于一九一五年，生性木讷、平和，在外面很少与人一争短长。三十岁以前，平正守成，在祖屋里结婚生子。乡村闭塞，听说二十岁时还留着辫子。当然时代的大潮不可避免地要波及到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四八年淮海战役，父亲是支前的担架队长，从老家到徐州，行程数千公里，全凭一双脚板走过来；五二年，苏北灌溉总渠的开挖，父亲又是一方农民河工的领头人，担土挖泥一年有余，工程全部结束才回家。我想父亲一定是怀着欣喜的心情来迎接这时代的变革，不然怎么理解他置家中怀孕的妻子和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不顾，就一走数年数月，甚至也没想起给她们留下足够的口粮？　　

大约是在外面闯过，开拓了眼界，父亲不再满足于祖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五六年父母亲一人一枝扁担，担着他们所有的家当和幼小的儿女，告别祖母，离开老家。五五年参加了里下河地区四大港之一射阳港闸的建造，五六年是新洋港闸，之后就在新洋港定居下来。　　

同样是怀着满腔热诚，公私合营合作化时期的父亲，把家中的现金和所有值钱的私物贡献出来，根本听不进母亲一点点相左的意见。并在供销联社的一个店里（先是商店，后是饭店），一干几十年，一直到六十六岁时才退休。　　

这就是父亲的生平简历。虽然其中有许多细节已经不甚明了。　　

父亲一介平民，一生平淡平凡。儿女的心里，父亲是一家之主，是高不可及的天空；母亲是贤惠守旧的农村妇女，什么苦都自己咽，什么好东西都留给丈夫和孩子。五、六十年代期间，父亲身体一直不好，半是伤半是病，时好时孬，根本不能干重活；二十多元钱的工资还不够医药费，父亲又好烟好酒，那年月的日子真是难熬。可就在最为艰苦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家中常常三餐不继，父亲也没断过烟和酒。应该说是母亲的贤惠，怂恿、骄纵了父亲。　　

他脾气暴躁，在家中说一不二，对子女十分严厉；他一向的主张是“堂前教子，不打不成人。”“棒打出孝子，惯养忤逆儿。” 我的哥姐从小没少挨他的耳光和鞭子；他不喜欢女儿，口口声声说，“泡灰不能泥墙、姑娘不能养娘；”“早晚都是人家的东西，赔钱货”；他识字不多，仅仅念过几个月私塾，却要求儿女遵守二十四孝、女儿经；我出生后，哥姐已相继成家，那“经、孝”被简化成了家规。包括“食不言，寝不语，笑不露齿，站相、坐相、”等等十数条在内的家规，差点让童年的我窒息。　　

我幼时体弱多病，差点饿死。那时乡镇粮店里供应的定量也是杂粮，山芋干、大麦糁子和玉米粉等。每次去粮店，母亲总要说好话求人多买几斤米；回家用白布缝的袋子，在全杂粮的饭锅里蒸出一袋有米的杂合饭；这高级饭是专门给身体不好的父亲和最小的我吃的。我嘴刁，不吃杂粮，每到吃饭总是挑碗里的米粒吃，父亲训斥我：“天上的雷为什么响？那是专门打不爱惜粮食的人。一个人蚂蚁大，一粒粮食磙子大呢。”吓得儿时的我听到雷声就发颤。　　

他尊敬师长。在臭老九最不吃香的年代里，父亲常说的话也是：“不读书将来有出息也不大。”“天地国亲师，天下最大。”“一日为师，终生是父。”对父母来说，开学是烦心的，假期里就得打柴草卖了筹钱；但学费总是一拖再拖，要到期中甚至期末才能缴清。最困难时，一年里三个孩子相继辍学。但在老师家访时，父亲会留老师吃饭，请他们在功课上抓紧一点。哥姐偶尔能得到他的奖赏，必定是因为成绩好。如今的哥姐早已做了祖父、母，也说着父母当年说过的话。源于父母的教导，已传承到下一代。　　

他生性梗直，对同事中有说人话也说鬼话的投机取巧辈，深恶痛绝；他不擅言谈，不懂交际，没有几个朋友，人际交往减到了最低点；他率真、平生绝无谎言，从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感受：对子女的偏心也明白的写在脸上。他严重的重男轻女，但在小哥生了女儿后，不再提“赔钱货”的老话。但也不喜欢三姐的儿子；二个小孩年龄相当，难免有吵闹变脸时，无论是谁错，挨训的一定是三姐的儿子。为什么？他不是喜欢男孩的吗？后来我才明白：小哥的女儿是自家孙女，三姐的儿子是外姓人，自然有亲疏。然而同样是外姓人，他对我儿子的宠爱远远超过了孙女。三姐、小哥心里不平，父亲理由却很充分：“我就喜欢那个读书种子。”　　

他刻板、固执；无论人们怎么说健康的生活理念，他一概置之不理。“饭后一支烟，快活如神仙；”“一杯酒暖哄哄，一尺布遮那里风？”一辈子好烟好酒的他，雷打不动一天一包烟，一天二餐酒，红烧肉是他的最爱；“不能吃？那还不如死。”晚年他的房间里摆满了一箱箱的洋河普曲，那是一年之中几大节日儿女们的孝敬，他在一日二餐酒之外，积余下来的。想来酒后微熏，目光扫过那一箱箱的老酒时，父亲一定是悠然自得、心满意足。　　

我一直不喜欢父亲。父亲和我之间的代沟，在我十六岁高中毕业（那时是二年制初、高中）时突显出来。高考落榜，待业家中；心烦意躁，发于笔端，也正是这时我开始写稿。父亲看不惯我每日里脑闷愁肠、无所事事，责斥我无病呻吟；我心怀不满，脾气也坏，一时间免不了横目以对。为着自己没有享受过父亲的关爱，心中总是忿忿不平；为了他一辈了老实巴交，没法在外面与别人一争短长，回到家中就对子女发威，惹得子女见了他就如耗子见了老猫似的发慌，心里就有些看不起他。可哥姐却说我是父亲最宠爱的，我是唯一没挨过打的。可是我却没有父亲亲我、抱我、疼我的记忆。　　

一个人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父爱，于我却是一片空白，那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很愤怒。我不喜欢他，还因为他暴躁的脾气和封建家长的权威，压抑了我原本活泼的天性；他的高压政策和对子女的冷漠，致使外向型性格的我，变得孤僻胆小、多愁善感；我不能原谅父亲对母亲的忽视，我以为正是他的自私导致了母亲积劳成疾；如果多一些呵护，母亲不会走得那样早。我想母亲一定讨厌父亲，只是看在子女的份上，一直将就着过。母亲最后对父亲的牵挂，让我很是不理解。　　

我结婚后，多次和父亲发生争吵，总是不欢而散。原因是长期以来，父亲一直是说一不二的家主，父亲的威严不容任何人置疑：他一向是不许儿女们回嘴的。无论是谁和他说话声调高了一些，他就会冷下脸来，怒斥他们；哪怕这个儿女已经做了祖父、母也不例外；他的气性还特别大，气起来几天不消，甚至几年后也忘不了；只有我是个例外。我时常和他吵，但一吵过他也就忘了。母亲去世后，父亲的脾气更为暴戾乖张，稍不如意，他就会大发脾气。和他一起住的小哥甚是为难，赔上笑脸请姑娘们出马，“女儿是老爹贴心的小棉袄，劝劝他吧。”我的姐姐们劝他时，往往被他冷脸训上几句，在老父的积威之下转而闭口不言；只有我没耐心和他细说，说不到几句就吵起来，但效果往往很好；父亲和我吵过之后，回去总能和颜悦色的过一段日子；然后再来新一轮的重复。　　

只有一件事父亲是为我才做的。当年我的婚姻，曾有很好的选择，但我嫁了个穷书生。他是千分之四升学率时期的大学生，时称天子骄子。夫家世代务农，好容易出了个大学生，谁知他又鬼使神差的娶了个农村户口的乡下丫头。要知道那是在八十年代，双职工家庭还是世人羡慕的焦点。我公婆心里的不忿、言语间的抱怨，也就没有了场合和分寸。父亲和公婆一起吃了一顿饭后，一言不发的回到家中。几天后他要我的小哥把我们家六十年下放的城镇定量户口“跑”回来，“比大学生高贵十倍的我姑娘也配得起，如今却像个受气的小媳妇！还有二子，”——我的受不了穷困而远嫁他乡的二姐，“孤苦伶仃，满眼看不到一个亲人，有一个城市户口腰杆子也硬一些，不受人欺。”　　

小哥是不揽事的。不是被父亲逼着，户口不可能“跑”回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城镇定量户口，万金不换。有了户口，我才有了一份安逸闲适、收入稳定的工作，才有了家庭内的安定团结。这件事改变了我的命运，令我后半生的生活道路变得平坦起来。这件事也使父亲和我的关系得了改善。　　

晚年的父亲非常孤独，他盼望着儿女回去和他说说话；他总是说当年淮海战役时的光辉史；说陈年古代的老话；说以前的东西质量好还便宜，现在却质次价高；我听了就忍不住驳他，“知道人什么时候开始衰老？就是说今不如昔的时候。”他总是唠叨过日子要节省、要精打细算；宁教有时想无时，不教无时叹有时；一针一线都是人力做出来的，糟蹋不得；我没有耐心坐下来听他说；琐事烦心，也不想说给他听：“又帮不上忙，你听了不添堵？”；只是在他想到念着什么的时候，记得给他买来；在最后几年里，他的内衣外衫都是我添置；每年正月十九生日，我都送个十六寸的蛋糕给他。然而老年人肠胃弱，也没送过几个，他就说吃腻了。　　

父亲在世的最后二年，精神已大不如前。虽然看上去气色不错，饭量还好，只是腿软，不介意间就跌坐到地上。看着他由刚强变罗嗦、火爆变衰弱，我心生怜惜。父亲头脑清醒，没有老年痴呆，却有点无事生非、故意找碴，意在引起大家对他的关注。此前一向帮着兄嫂的我，不再和父亲争执；反而在小哥又一次来告状时，狠狠的训斥了他一顿：“你也四十多了，教教你老婆，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还有几天活头？让她有点耐心！”比我大十岁的小哥张口结舌，此后再也没在我面前说过老父的不是。　　

父亲的衰弱使大家不放心，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开家庭会。为防他再次跌倒，摔出骨折或是半身不遂，决定由三姐专门照顾父亲，大家再补助她一份工资。事实上也只有我出了一份工资给三姐。记得大姐曾笑说：“老爹一辈子不喜欢女儿，现比儿子怎样？玉儿用的钱可比你儿子多多了。”　　

父亲沉默了一会、笑笑，想是记起了自己说过的泡灰不能泥墙的老话。　　

应该说父亲的性格还是保守，谨小慎微。恰恰是他的教育不当，导致了一代人的胆小怕事；他的固执；平生怕受人恩惠，不欠人家一分钱的情，哪怕是一支烟也要给人家一个交待；凡事种种，都被遗传和后天教育或多或少的传到了下一代人身上。那一天目睹了我训斥小哥全过程的我先生后来说，我其实是兄妹中最像父亲的人，从外貌到性格。我不禁愕然：真是这样吗？　　

只有失去时，才会觉得珍贵。父亲去世后，我开始反省自己；每次想起，心中总是很难受。尽管我给他买穿的用的，但我还是自责。我没有给老父的晚年增添什么快乐和安慰。尽管父亲有着这样那样甚至令人难以忍受的缺点，他始终是我最近的亲人；他可能不是最疼爱我的人，但他一定曾是这个世界上最宽容我的人。　　

我没有父亲了。最宽容我的那个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