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温度——“圣人”杜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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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杜甫”这两个字跳到脑子里，感觉都是苦哈哈的，就如那副有名的杜甫像一般：紧锁的眉头，褴褛的衣衫，活脱一竿“任尔东西南北风”的经年老竹，清瘦刚劲。但每每面对那副画像，我都觉得缺了点什么，总是觉得若果真的杜子美立在面前，未必就喜欢他被画成这个样子。此外，一提到杜甫的诗，不自觉地先就想到读书时代老师特意强调过的“沉郁顿挫”，这似乎是给予杜甫无上的荣耀，因为，遍数唐诗史，只此一家，再无分号。而且，不论是中学还是大学，只要老师开讲杜甫，一定会先强调杜甫的代表作“三吏”“三别”，这是杜甫作为“圣”或“史”的标签。

　　于是，满眼的都是夜捉人的官吏、逾墙走的老翁，走相送的离人、含冤哭的鬼魂，一片惨淡愁云。于是，让人恨透了蕃边杂种安禄山，和极度荒唐的李隆基，加上一个胖美人杨贵妃，似乎就这三人主导了一段盛衰的历史。然而，生命中只有恨吗?书生本就容易命运多舛，杜甫一生穷愁，加上满目荒凉，满心忿恨，这生命该是多么疲累！所以，我并不喜欢读杜甫的那些代表作，我以为那是属于历史研究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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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笔之前，我问几个久已离开课堂，且都不从事文字工作的朋友“随口说一句杜甫的诗”，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回答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两句诗长久以来被宣传为杜甫对封建社会阶级不平等的控诉，这是我预想中的结果，虽然这个结果我并不喜欢。

　　如果我的这个问题和答案可以代表大多数的话，也许可以理解为现今社会两级分化的现象使得老杜的这两句诗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吧——但吟诵者更在意的是对冻死骨的同情还是对朱门酒肉的艳羡就不得而知了。

　　作为一种政治标识，我们这十几二十几年来总是在被记忆一些历史——或者失之简单，或者面目全非。历史总是人主观的记述而成，本来已经不可避免记写者的情感流露，一如司马迁对项羽的偏爱。如果记写的人本来就预谋了某种结果时，历史往往成为被利用的工具——就如一直以来我们对义和团的理解，直到多年之后，我知道了红卫兵和红灯照，居然有着扯不清的历史关系，才明白教科书上的历史有时并不一定客观真实。就像杜甫，他一定不会去控诉他生活的现实——我们现在看来的历史，除非千年之后他接受了现代的政治逻辑后再魂归大唐！

　　有控诉是必然有反抗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后面如果再加上两句“翻身做主人”之类话语，可能会传达出这个意思，可惜下面的两句是“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如此再看，与其说是控诉，不如说杜甫只是做了一个客观的陈述；这是他行进途中，对已经发生只不过尚未波及长安的安史之乱的那种隐隐的触感，这是老杜的政治敏锐和远见。他必不会去否定他的时代，“圣人筐筐恩”“臣如忽至理”，他或许只是觉得当权的一层做的太过了，忘却了儒家早就倡导的“仁”。“仁”是杜甫追寻的，矢志不忘的。而“仁者爱人”，本身就透露着层级的区分，是已经假定了高人一筹的。

　　作为历史的记忆，我们不一定非要简单区分为两级。安禄山只不过是投向湖心的石子，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实，水底早已经暗涛汹涌。历史，是为了我们今后的路走得更稳妥，不是为了让我们只记得对立与仇恨。不能大写的历史，注定与成长无益，一如每个人的人生路。我想杜甫一定也不喜欢朱门这两句诗成为经典。他希望他的后辈记住的一定不是这种极端的思路和偏狭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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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安史之乱成就了“诗圣”杜甫。可，作为“圣”，就注定要愁苦委顿吗？圣人，两肩担民之道义；将自己的情感消融在对苦难的人际关怀里，以天下为己任，寄黎民以同情；此外，生命中就没有别的色彩了吗？一定不是的。

　　《说文解字》中说，从土，从又，致力于地曰圣。圣者，首先目光是向下的，关注着脚下的一方沃土，圣人所具备的是如大地一般的广博心怀，对生命的无限热爱。圣人在面对自然时，一定有无限的从容，不具备从容的心，一定不成为圣人。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孔子栖栖遑遑终日奔走，还不忘自己宽容的调侃一下自己如丧家之犬。能自我调侃的生命才是充满弹性的，所以，孔子在奔忙的间隙依旧有“申申如，”“夭夭如”的安闲燕居之态。杜甫呢？杜甫一样练历过才悟的人生滋味：会当凌绝顶，豪气满怀的少年；抱小儿于膝，任孩子纠乱他的鬓发的慈父（《北征》问事竟挽须）。能和李白成为挚友，必然是心思敏锐的性情中人，所以杜甫有千年传世的《饮中八仙歌》；能在秋风“卷我屋上三重茅”时唱“天下寒士俱欢颜”，这需要的不仅仅是道德更重要的是内心的热爱，热爱这一方土地。

　　其实，从“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开始，从小学到高中我们学过很多首杜甫的诗歌，有“穷年忧黎元”的热肠，也不乏“春风花草香”的明媚。将圣还原成人，才能近距离的看看杜甫，无需仰视。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