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行小记

　　前年，我去太原参加中国小说学会第10届年会，会议期间的所见所闻让我有一些感慨。这里记录了其中几个花絮——

　　          小说大家

　　会议报到那晚，一位老者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正在自助餐厅吃饭，这位老者，也端着盘子过来了。看他盘子里的饭菜，盛得很满，我就有些不以为然，心里说，你就不能少盛一点啊？吃不完就浪费了。再看他的胸前，却挂着中国小说学会第十届年会的代表证，更感到这个老者的好笑来：在这里吃饭是凭饭票的，这又不是在会场，你给谁看呢？再说，挂着这个吃饭，都什么年纪了，不嫌招摇啊？不过又想，这老者的模样就像是八十年代在农村集市上开猪行的，不戴着这个，谁又能想象他是一个文人？不过，见他挂着这个牌子，我倒认为可以与他搭讪一下了，就凑过去问：请问明天早上，什么时候开会呢？会务组也没通知吧？见我问他，他停下脚步，歉意地向我咧嘴一笑，说，我也是刚到，不懂噢。我听出，他有一口浓重的陕西口音。

　　第二天上午，我早早进入会场。发现这个老者，落寞地坐在一边。会议开始后，他蹒跚着走上了主席台，并且坐到那个写着“李星”两字的席卡后面。哦，原来他就是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的评委李星，我还知道，他还曾经多次担任过茅盾文学奖终评委。他当时还有一个在文学评论界的闪光头衔，那就是《小说评论》的主编。我的一篇小说评论，后来据说还是他亲手签发的。但是，他在主席台上说话，却有点罗哩不嗦的。在浓重的西安口音里，他的话语让我们听来都是半懂不懂的。

　　在其后的几天里，其他副会长纷纷离会，只有他，始终呆在会场里。有两回，他把自己在主席台上的席卡，拿到了台下。他似乎更喜欢，与我们大家坐在一起。据传，作为中国小说学会的领导，他还谢绝了会议承办方安排给他的小灶，坚持与大家一起吃自助餐。每次吃完满满一盘，他往往还会起身，再去取第二盘。看来，这还是一个有点贪吃的老头。

　　我的这个观感，也得到了2009年小说排行榜上榜作家叶广苓的证实。在会议期间开的讲座中，叶提到李星，说与她在西安的家是同一个大院的。叶经常请李星吃饭，而李星却从未回请过她。她说，李星真是抠门，太抠门了。她说这个话时，李星就坐在台下。我们都笑起来。

　　不过，正是这个抠门的老头，却具有非常的眼光。陈忠实写完《白鹿原》后，找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李星。在陈忠实《寻找自己的句子》那篇长文中，他这样写道：“------第二天，睡眼惺忪的李星，敲开了我家的门。进了门，他也不吭声，就在屋子里转圈子。最后，他冒出一句：就这样了——我们又有了一部史诗！”该书出版后的第三年，《白鹿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在这次年会上，与会者还认同了这一观点：迄今为止的茅盾文学奖，真正能够立得住的作品，应该只有三部：《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和《秦腔》。而这三部作品，都出自陕西。

　　          文人习气

　　参加中国小说学会第十届年会的三天里，我领教了，什么是文人的习气。

　　这次年会，会议的承办方是《名作欣赏》杂志社，和山西师范大学的文学院。协办的，还有《作文周刊》社。有朋友在我去时和回来时，都曾经预言，会有煤老板对会议进行赞助。但是，会议期间不仅没有出现企业界人士，连当地的政要也没有邀请参加。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的张平来会上拜会李星，也只是在走廊上与李星交谈了几句就离开。参加年会的，大多是全国高校文学院的院长、教授，各个省市的文联主席，资深评论家，比如著名评论家、现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的雷达，还有当年的上榜作家。会议的学术性、专业性和精英化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同时，学院人群的懒散作风，在会议期间也暴露无疑。报到的时候，会务组没有告诉我每次吃饭的时间和地点。会上，也没有印发“会议指南”。每次饭前，也没有让饭店设置客房的电话例行提醒。所以每次，我都要提前打电话到总台去询问：吃饭的时间、地点。这是由于，会场设置在山西饭店，而在山西饭店开会的单位又比较多。会议餐的时间地点，几天来一直在不断地调整中，所以，从没有固定的餐厅。也没有比较确定的吃饭时间。然而时间一长，我也在每次吃饭的3个小时时段中，掌握了浮动的大体规律。

　　那些专家、学者的懒散，当然还表现在生活起居上。每张可以坐十个人的桌子，一般在自助餐时间，却常常会只坐着一个人。这让山西饭店颇为操心。餐厅经理没法，后来只好把大餐厅用一溜屏风隔开。这才使一些参加会议的人，无奈了坐到一起。但是，我没有听到彼此的交流和对话。这些文人习气强的人们，还极不喜欢扎堆。他们吃饭时，不喜欢坐同一张桌子，勉强坐到一起，大都也总是闷闷的。

　　开会时，我以为，他们简直就是各说各话。倾听的人很少——台上的人在说，台下的人也在说。小组讨论也是如此，会议发言者的声音常常被打断。彼此之间缺乏起码的包容。争吵更是常事。因为，谁也不会服从谁的观点。当然这些，如果在官场，肯定是不会存在的事情。至少有两次，南大和北大的两位教授，为了莫言和刘震云的小说，是不是垃圾而争论不休。南大的翟教授，77年出生，如果不是被旁边的一位女教授拉住，他的拳头肯定就会落到北大的路教授身上。因为路教授，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垃圾。我以为这是一个率性，而没有被世俗彻底污染的人群。

　　我能够想象，他们来自不同的高校、研究所，只有此时，才好不容易走到一起——在世俗者眼里，他们应该彼此好好珍惜，应该客客气气。但是，他们竟在面对面的论争中，丝毫不照顾彼此的情面。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利。”他们虽然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然而也明显，他们在这条道路上走着。后来，我还从会务组得知，这次年会期间几乎所有的与会人员，各自都是单独包房。就是说，那几天里，所有放着两张床的标准房间，都只是一个人在住。除非他们带了夫人、丈夫，或者情人。在这一点上，抠门的他们，却都宁愿多花一倍的钱。

　　          我是谁

　　年会期间，除了学会领导的例行讲话、报告，先后有11位代表作了大会主旨发言。我也是发言者之一。我随身携带的论文是《小说四大家族字数在六十年文学中的演变》。

　　发言那天，中国小说学会和山西作家协会的领导和上榜作家都坐在主席台下面的第一排，发言的11位代表则满满当当地坐在主席台上。因为主席台没有设置发言者的席卡，于是我不好意思与他们抢座位。最后，我被挤坐在边上，离主席台的桌子，有一尺之远。

　　我发现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脱稿发言。对此，我很惊慌。好在，我的发言被排在后面。我在别人发言时，我就在我的书面发言稿背后，临时重新列了个提纲，并且决定也脱稿发言。

　　但是，他们确实对我了解不多。我是2005年加入中国小说学会的，以我在《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文学自由谈》和《读书》等刊物上的几篇小文章作资本。而与参加年会的其他人相比，我肯定是羞愧的。他们在文学理论、文学评论方面大都是著作等身的专家，而我的那些短小的评论作品则真是微不足道。在我发言前，主持人似乎停顿了一下，但一切不容我多加思索，他竟脱口说出——请江苏沭阳商学院的章彦文老师发言------当时我怔了一下，脸也不由红了，但是我发言时，虚荣心作祟——我并没有纠正主持人的话。后来我想，我的单位是一个县的工商局，但是他怎么能够相信一个县级政府机关的人会从事小说评论呢？

　　到了下午的分组讨论时，我还是正确地作了自我介绍。我坦诚地告诉大家：上午的大会主持人把我介绍错了。听了我的话，所有在场的人都很惊诧。小组的召集人、会议承办方的一位女教授，惊讶地看着我，然后在嘴里反复念叨着：真是难得，真是难得！南方某大学的一位女性博士生导师，还利用小组会的中途休息时间，特地绕过来坐到我身边，与我就大会的主旨发言，进行了深入地交流，直到重新开会。这里要补充一下，这次会议有近一半的参加者，是女教授，即便是大会的主旨发言者，女性也占到了一半。

　　会议第四天，会议承办方请与会者去乔家大院和平遥古城。路上，同车的邻座（小组发言时不与我一个组）随口问我，你那所的商学院，是怎么设置文学专业的？我一愣，半天才明白过来，于是，我又再次解释了一番。但是，对方似乎没有听懂似的，因为，她一直困惑地摇着头。

　　接下来的一天时间里，在整个旅途中，曾经听过我自我介绍的人，只要看到我，都会在一边对我指指点点。有的，他们还会主动凑过来，与我聊起小说方面的某个话题，然后盯着我，认真地听我阐述自己的观点。好在那些话题，我的知识范围都有所涉猎，并且，我也能够用文学批评的当下话语与他们对话。不过，看他们的神情，似乎一直是对我抱着疑惑、疑问、不解的那种。

　　唉，这样一来，竟让我本人也有些恍惚了。那几天，我还真是有些不知自己是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