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的沉寂及其功能异化的冷思考

　　少说有20年不读诗了。与我，不读诗基本有两个原因，一是淡化了心境，二是没有了时间。

　　心境跟年龄有关。20年前，正是鸟语花香，追逐阳光的年龄。被爱情淫浸的青春像枝头上的鸟儿，欢快歌唱。那时读诗也写诗，但大多跟青春和爱情有关，尽管肤浅，但非常真挚，非常纯朴，非常的原生态。这种除却了雕琢和刻意润色的诗（也许称不上诗），就像未经污染的一泓清泉，许显孤寂，却异常清澈和甘甜。她是源自心灵的羞涩独白，也是火样青春的肆意张扬。这种抒发少男少女浪漫情怀的青春诗，尽管欠缺诗歌技巧的把握，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对诗歌精神本原的感知和吸纳，是非常真切的。无病呻吟也罢，激情表述也罢，枝蔓并存也罢，这都不很重要。因为，诗歌本身就是个体化的表征。

　　虽然没能对诗歌作深入体验和研究，但我相信，很多诗人创作的原动力无疑源于对爱情的冲动和拥抱。这样的爱情诗不胜枚举，像《诗经.周南.关雎》，乐府民歌的《上邪》，辛弃疾的《青玉案》，刘禹锡的《竹枝》以及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舒婷的《致橡树》，海子的《你的手》，顾城的《远和近》等很多经典情诗至今还广为传唱。古体诗也好，现代诗也罢，自古以来，尤以爱情诗最能植根于人们心灵深处。诗评家王卓华说：“诗歌最显现的特征有两个，一个是音乐性，也就是诗歌在形式上的节奏美和韵律美。二是真性情，也就是思想上的真实性和个体性”。可见，诗歌是吟唱爱情的绝佳工具，是传达美表现美凝炼美的最好信使，千言万语难以表达的情感信息，也许只需几句用心灵弹奏的音符——诗句，就能让人充满遐想，回味久长。事实上，我们并非痴迷于诗歌本身，而是意欲通过诗歌这种工具（或手段）向心爱的恋人倾诉真诚的情感。

　　随着时间推移，爱情随初恋被时光埋葬，心境随年龄被现实平荡。心境不存自然诗也就不写了，更多诗歌爱好者仰或准诗人想必大多如此。这从《星星》等诗歌类刊物在零售市场的消失似见一斑。记得上中学那会，每到月初《星星诗刊》发行时，我就从乡下骑车到距离20公里的县城邮局旁边的一家报亭，买上那本心爱的《星星》如痴如醉地读起来。但现在报亭里，早就停售此类刊物了。原因很简单，现在写诗人少了，读诗人更少了。那么，是谁侵占了诗歌的阵地？诗歌真的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我们的爱情还需要诗歌传唱吗？曾经的诗人今安在？这一系列现实问题，让我无法保持冷静的坐姿，思绪随缕缕烟雾萦绕在指尖，久久无法散去。

　　当我把这几个问题抛给自己的时候，我忽然感觉自己钻进了自制的樊笼：这是一个颇为重大的命题，绝非一个诗歌爱好者所能回答的。然，我又想，既然进去了，我就试图打开这个樊笼，起码做出一个“打开”的姿态也是必要的。

　　说是没有时间，其实仅是借口。写诗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散步，用餐，聚会，阅读，包括打酱油的路上，无处不在都有思考的时间。诗在心中，心随诗动，诗歌产生于灵感的一瞬间。并非一定要端坐桌前，一茶一烟一纸一笔方能作诗。诗歌的创作必须具备原动力，否则，再优雅的环境也非诗歌创作的引药。1990年我曾参加了一次县诗歌协会座谈会，期间结识了一名叫韩山石的诗友，山石兄当初非常活跃，堪称我县诗歌界活跃分子，且屡有作品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前日文友聚会，偶见仁兄，方知其现就职县残联。问起怎不见其作品问世。其答，写诗不能当饭吃。事实上，不仅诗歌，如今，除类似莫言等名家大家外，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人，很难把文学当着吃饭的工具。“难”，但并非不可能。在文学创作同样市场化的境况中，试图靠几篇文章就让读者买“账”或获领取国家俸禄，显然初衷就成问题。文学是一块需长期坚守也不一定就生长果实的贫瘠地，任何心存功利者都将渴死在马拉松的文学长途中，况乎三文不值两文的几首诗歌？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诗人西莫斯·希尼曾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的功效为零。从来没有一首诗能阻挡住坦克……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诗的功效又是无限的。”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诗歌虽然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但诗歌是启迪心灵的一把钥匙，能在“生命的暗夜”中，启开一缕光线，引领人生之路，这难道还不够吗！

　　我并非鄙视诗歌创作者争取市场认同的欲望，能把诗歌推向市场获得大众认可，这是对诗人价值的肯定。但诗人不是菜农，没钱用时就把作品拿到菜市场当菜卖。写诗就像做直销，千万别受几句“一朝致富”的鼓吹就丢下手上的活全职而为，那样只会失败得更惨，兼职方能更长久。

　　心态正，诗才正，艾青说“用手写出来的诗不是好诗，用心写出来的诗才算好诗。”在我所接触的诗人中，沙克当属一个很“正”的诗人。沙克是“新归来诗群”代表性诗人，一级作家，现长居淮安。我是1992年在淮安读书期间认识沙克的。他着一副近视眼镜，时常双眉紧锁，显示出一个诗人应有的思考力和睿智气质。多年来，沙克以一种真诚而淡然的心态，持有所求而又无所求的姿态，游走在诗歌的伊甸园，用心去爱和创作他的诗。对于沙克的诗，著名作家范小青的评价颇为中肯：“对于生命、自由、艺术（美）和爱的追求，对于自由飞翔的无尽探求与实验气质，对于爱的包容宽度的延展，每每触及现实生活的本质，呈现出一种精神的硬度和韧度。”诗人的“正”必将也得到读者和社会的认同，沙克的诗曾获《中国作家》、《诗歌报》、《星星》等权威报刊、机构评选的全国性文学奖项10多次，2005年被《文艺报》等媒体评为“新时期优秀作家”，另有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成为一名颇具影响力的新时代诗人。

　　诗歌是精神的原乡，在任何时代，诗歌的意义或功效从未改变过。试图借助诗歌“买车买房”的努力必将是苦闷和无果。

　　诗歌，兼具哲学思考和美学礼赞两种功能。我乐于倾向后一种功能，因为诗歌首先应该是感知美和传唱美的，将美好的事物通过诗歌的礼赞功能表现出来，以致达成心灵沟通、人物共鸣的美好境界。诗人是传递美的使者，诗如其人，故诗人是值得我们敬重的，包括所有读诗、爱诗、写诗的人。在此，我要提及淮安二院的叶茂林大姐。大姐不是诗人，但她诗人般的品格尤为让人敬仰和尊重。1996年我和大姐有过一次接触。当时我姐姐因急病夜赴淮安（当时叫淮阴）医院，生命垂危，幸得大姐帮助及时手术才得挽救。那时，大姐给我的印象是说话温和，但行事果断。一件令人焦急无助的手术大事，在她有序不紊的处理下，让我们全家人都得到抚慰。因忙于工作，至今未能和她再次见面，但我内心一直感激和默念这位热心的大姐。大姐热忱于诗歌，常以诗抒怀。前阵，我有幸读到了她的几首诗作，在惊叹她超群才气的同时，其诗歌所蕴含的母性的温情，以及对生命不懈求索的坚强，让人非常感慨。她的诗立意鲜明，文笔流畅，韵脚工整，抒情柔美，“诗”和“歌”结合的非常完美，颇具乐感。大姐并非为写诗而写诗，大多是写给自己和身边亲人看的（也有小范围发表的），是用真情写就的，唯如此，这样的诗才有感染力，影响才更深远，更令人肃然起敬。

　　无法否定，在一切以金钱、数量、物质来衡量的泛娱乐化的时代，纯文学的诗歌是无奈的，也是没落的。现在的“诗”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和“歌”隔床而居了，且被“歌”豢养了。譬如，在卡拉OK里被嚎叫的歌，实际上已经成了娱乐氛围的调节剂，没有哪一个唱歌者在高声嚎叫时，还能用心品味诗词本身的蕴意和情感延伸。同事们一起去卡拉，当你和同事的老婆合唱“天仙配”时，你真敢“夫妻双双把家回”吗？保证你少不了一阵暴揍。前几天，我注意到诗人汪国真作为出席嘉宾，参加了深圳卫视《年代秀》节目，这个90年代曾被万人拥戴的抒情歌王，相较其他几位穿着时尚，言谈活络的嘉宾，显得非常拘谨，非常地不合群，在镁光灯的照耀下，目光无措，神情恍惚，再难寻他曾经清丽昂扬的风貌和诗性的灵动了，楚楚地呆坐一边，显得非常地傻逼。

　　当然，如过早断言现在已不是文学的时代和诗歌的时代，是不负责任和主观的，莫言的获奖即是无声地回击。诗歌的沉寂固有时代因素的钳制。各种娱乐方式和信息媒介的凸显，一方面说明时代在进步，一方面也说明读者有更广泛的选择空间。如依旧是生产队晒场上放电影的年代，人们对文学（娱乐）载体的选择空间会很小，诸如小说、诗歌、散文等置于书店里的纸质文体一定会进入很多读者视线。问题是，进入读者视线又能怎样？价值平庸的一部作品，读者会掏钱购买吗？事实上，随着网络的发展，现在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发表阵地更为广泛，类似起点中文网、湘潇书院、小说阅读网、晋江原创网、红袖添香、榕树下等文学网站都非常知名。前提是，你的作品必须优良上乘，才能获得鲜花掌声！否则，读者挑剔的评价很快就会让你退避三舍，饱受打击。

　　人文环境在变化，时代在进步，那种妄想凭借一、两首诗就想换来“市场价值”的所谓诗人，对诗歌本身就是一种亵渎和诋毁。这种诗不看也罢。

　　事实上，西莫斯·希尼“诗歌不能阻挡住坦克”的论断，我们需正确理解。作为一种重要文体，诗歌在特定环境下的功效显现是非常明显和无可替代的。譬如，在汶川大地震中，涌现了很多舍己救人的感人场景，当央视主持人在沉闷低回的声乐中，以诗歌的形式，深情并茂地朗诵和叙述那些声声呼唤时，在场的观众谁能无动于衷，谁能不动恻隐？当我们深情朗诵《周总理，你在哪里》这首诗歌时，谁不潸然泪下，无限动情。这些都是诗歌的影响力和震撼力的强力显现。再譬如，观众都觉得史诗性电影好看，有震撼性。但人们在关注宏大场景时，往往忽视其定语---“史诗性”。史诗是反映历史重大事件（问题）的总体艺术感受、哲学观照和历史反思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是关乎描述历史重大事件的长体叙事诗。电影是依据史诗拍摄的，“好看”的不是电影，而首先是史诗。可见，诗歌并不是炒菜用的鸡精，可有可无，不同时代有其不同的功效特征。

　　在和一些诗友聊天中能感觉到，现在很多诗人自命清高，偏离现实创作土壤，太过矫情，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免疫力下降，也是过早遁退诗坛的原因之一。还有，个别诗人反叛意识太强，偏执并困扰于社会和人生的灰暗，最终致困惑和忧郁走向生命极端，当年海子和顾城的自杀尤为让人深思（1993年，顾城在新西兰自杀后，我发表在《淮海晚报》的一篇《终于没有走出黑暗的黑色的眼睛》文章曾就诗人的性格因素尝试诠释）。前一阵，看到报道，说是著名诗人海啸，为了振兴诗歌，正试图将诗歌拍成电影，借助电影的画面感和视觉力让更多人关注诗歌，以期拯救诗歌。在惊叹海啸兄弟创造性的同时，我又想，如此一来，诗歌是否又向电影这个大款寻求豢养，落得甘当“小三”地步了？

　　行文到此，我似乎找到了打开“樊笼”的缺口，那就是：诗人生存的土壤依然存在，只不过“土质”（网络与纸质并存）发生了异变。不是贫瘠，而是更广袤了；曾经的诗人大浪淘沙，像沙克一样的很多诗人依然活跃在诗坛，继续讲述诗歌的故事；读者的口味愈来愈讲究了，他们在享受精致生活的同时，也需要精致的诗歌；诗歌的兴趣也广泛了，乐于被豢养的依然自行其乐，坚守纯洁的依然纯洁如圣女。

　　诗人翟永明的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诗人，每个人都是诗人，只是有的人能将自己的感受用创造性语言表达出来，有的人没有表达出来。作为人，我们都有对生活的感悟，不论你是皇帝，还是乞丐，大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诗歌注定会变得越来越纯粹。”

　　诗歌果真会变得越来越纯粹？我们真诚并小心地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