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了。
本年度，我们关注的重心和焦点，转向近年来备受争议的诗人群体。
在连续四年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名单里，从来没有一位纯粹的诗人上榜。诗人与财富似乎已经成为完全的绝缘体。诗歌被冷落，诗人的存在已经被边缘、被遗忘、甚至被鄙视。用最流行的说法，这是诗人“被寂寞”的年代。
经过大量采访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人对诗人的印象停留在“穷困潦倒、不切实际、邋遢、没有责任感、无聊”，甚至“精神有问题”，而且他们认为，现如今写诗者寥寥无几——事实真是这样吗？深入调查后，在今年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之际，我们公布一种真相：事实上，这些年，诗人就潜伏在你身边！
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你的室友，你的合作伙伴，你的暗恋对象，你刚刚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很有可能就是一位诗人；他们在各行各业活跃着，并且以诗歌的方式获得成功。
据我们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仅在网络上大概有500万人从事诗歌创作，诗歌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我们采访的诗人中，从商者腰缠万贯，参政者仕途似锦；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在全国各地的随机访问中，透露自己有过诗人梦的人数比例高达85%；有鉴于此，我们特地发掘出四位“潜伏”在不同领域的诗人，讲述他们与诗歌不为人知的故事。
富豪作家制造者吴又：写诗让我学会做生意
2009年8月15日，上海。晚上八点多钟，当主办方宣布“北京读客图书公司获得金奖”时，很多人瞪大了眼睛，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
他们的反应不难理解：一家成立才三年的图书公司，凭借一部小说的营销案例，竟然过五关斩六将，力克阿里巴巴、创维电视、荣威汽车、汉庭酒店、星河湾地产、招商银行、香港海港城等强势竞争对手，最终夺得“中国杰出营销奖”总决赛金奖。
“获奖是对读客的一种鼓励，我们要做的事情才刚开始。”3个月后，读客的创始人吴又在寓所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独家专访。他现在很少在媒体前露面，平均每天睡6个小时，“主要是工作太忙了。你想聊什么？”他盘腿坐在沙发上。
1979年11月30日，吴又生于湖北荆州——就是传说中“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所在地。他小时候是个“闷葫芦”，不爱答理人，不过上学后成绩很好，几乎次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到了初中，因受到港台流行文化影响，他“堕落”起来，成天和一群狐朋狗友混迹在大街上：戴墨镜，玩扑克，打台球，穿牛仔裤，叼着烟，招摇过市。成绩也从进校时的全校第一到后来的倒数“前三名”，英语常常只考三五分，物理考七八分，“整个人都废了”。
“那时候不懂事，打起架来像是电影里的黑社会一样。记得有一次打台球，就为了抢一个台球桌，十多人发生混战，台球杆都打断了。”吴又扭过头来，用手指指自己的后脑勺——那里有一道醒目的白线，宛如隶书的“一”字——“这就是那时候留下的伤疤。”他说。
转眼已到初三，在距离期中考试还有三个月的时候，已经对儿子倍感失望的吴父忍无可忍，跟他长谈，问他还打算混多久。这次交流的结果是父子约定，如果期中考试吴又能进入全班前十名，就继续上学，反之就不要念了。“我说这三个月我会用尽全力去学，我老爸不相信我，他说你要先签字，要在纸上写：吴又三个月之后，要考到第几名……”
此后三个月，让吴又至今难忘。他吃住在学校，拒绝一切干扰，和一切狐朋狗友断然联系。每天五点半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半睡觉，有时一天睡四个小时。数学掉课太严重，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不会，就一次次看书，反复做题，各个击破，历届考题，全做一遍。课间十分钟都在教室背诵考点知识点。三个月后，期中考试如期而至。
“成绩单寄到家里的时候，我们正在吃饭，大家沉着脸不说话，一直等到吃完饭才看成绩单。”——当成绩单打开的时候，吴又的父母大吃一惊：三个月的时间，吴又从班上倒数第二名，一跃成为全班第一名，而且“总分比第二名高出38分。除了英语是第三名，其他全部是第一名。”好戏还在后头，吴又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开始发足狂奔，屡次创造全校记录，其中一项就是连续21次数学考试全部是满分，几乎成了“考试机器”。
“应试考试，核心就是死记硬背，很低级。”初中毕业，吴又因成绩优异被当地最好的高中的所谓“超常班”录取，然而，很快他又恢复了原形。
“夜场看录像，听摇滚，踢足球，鄙视校报上的才子，开始写诗。”那时诗人汪国真如日中天，读顾城的人寥寥无几，吴又有一次去图书馆借书，突然翻到了一本很破很旧的书，上面全都是“第三代”诗人的诗歌，这让他激动不已，“因为我自己写的诗歌，也是对那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物进行描述。”
高中毕业，吴又到武汉上大学，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主要由运动、泡妞和旷课构成。每逢考试，临时突击总能勉强过关。大学毕业时，家人希望他能去国企工作，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上班族，吴又自作主张，他想走自己的路。“当时同学们都在为前程发愁，我让一个同学代我买一张到上海的火车票，他以为我要到上海去工作。”后来那个同学告诉他，到上海的火车票已经售完，吴又当即回答：“那就买一张到北京的票吧。”
就这样吴又到了北京。不久，他找了一份高薪的IT工作，并很快在北京纠集了一堆文学新青年，其中包括《散装麻雀》的作者张羞，诗人乌青、竖。大家在一起喝酒聊诗，住在北京一个叫“九棵树”的地方，过着一种乌托邦式的生活。“有钱同花，有饭同吃，有酒同喝。租的房子平时总有十几个人住在里面，差不多是当时的北京诗歌青年的圣地。”吴又说，“那个时候朋友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我，因为就我是有工作的。”
耐人寻味的是，年轻的吴又们尽管喜欢写诗，但极少投稿。“写诗的投稿，只有《诗刊》这类刊物。在这种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诗，那时候都觉得挺没劲的。”在北京度过了两年“乌托邦式的诗歌生活”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吴又离开北京，移居石家庄，又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退休式生活”：在石家庄的两年，他什么也不干，绝大多数时候睡到太阳满窗才起床，然后买菜做中午饭，傍晚时分就去散步。“那两年我过的就是无所事事的生活，我家里人对我很绝望，觉得我22岁就开始这么过日子了，不对。但我觉得我没什么不对。”靠之前的少许积蓄，吴又两年啥也没干。“我很少缺钱，但是很多时候不想去挣钱，总是觉得只要有口袋里面的那一点钱够生活就行。”
2004年，吴又重返北京，在成都“非非”诗人杨黎的介绍下，进入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工作。这家先后以《中国可以说不》《历史的拐点》《卡尔·威特的教育》等畅销书掀起市场风波的图书公司，其负责人张小波，上个世纪80年代即以诗歌闻名。吴又坦言，同为诗人的张小波对自己进入出版行业“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2005年，吴又离开共和联动，到广州创业。一边创业，他一边深深震惊于出版行业的落后，“没有品牌、没有营销、没有思想、没有希望”，他觉得大部分做出版的人都已经落后于这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就在广州，又因为诗歌，当时26岁的吴又遇到了31岁的华楠，后者不仅写诗，而且有丰富独到的营销经验，曾全程营销了三精蓝瓶、田七牙膏、晨光笔、黄金搭档等众多国内著名快消品品牌，并在上海拥有一家在营销界名气甚大的咨询公司。吴又和华楠两人相见恨晚，见面不到一周，吴又就从广州再度杀回北京，与华楠共同创立了北京读客图书有限公司。读客成立三年时间里，他们成功推出《流血的仕途》《藏地密码》《黑道风云20年》《我们台湾这些年》等畅销书。其中《藏地密码》以匪夷所思的速度攀上各大书店畅销榜，成为年度最火爆的系列畅销小说，该书作者何马也藉此登上2008年度中国作家富豪榜。
“读客在过去两年所出版的单行本图书，单册平均销量超过20万册，而行业平均水准是6000册。”对外界来说，这一直是个谜：为什么读客总是能让那些从来没有出过书、毫无名气的作者，一夜之间爆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读客成为新畅销书作家的“孵化器”？
吴又斜着身体，向《怀尧访谈录》道出了其中的奥秘，“主要是因为读客的创始人都写诗，写诗让我学会做生意，有利于我们认清世界的本质。读客对每本书的理解，都与我对诗歌的理解一脉相承。”
“写诗让我和词语之间保持了一种纯粹的关系，让我对‘词语’极度敏感。我知道什么词语能够影响消费者，甚至我知道对于商业而言，‘词语’都是有标价的，‘西藏’的标价，比‘荆州’要高，‘美国’的标价，比‘巴基斯坦’高。做任何生意，都要先选对词语，词语值钱，生意才值钱。”吴又如是说。
纪检委书记车延高：写诗让我懂得为官之道
5月23日晚，古都西安光华璀璨，千年大雁塔之侧高朋满座。第二届中国诗歌节正式拉开帷幕。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台上致辞：“中国是诗的国度，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与诗歌结缘，以诗歌为伴，享受好诗带给我们心灵的欢悦和富足！”
在开幕式现场，云集了海内外众多诗人和三千多名西安市民。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不少政府官员，是以诗人身份出席这次盛会的。
“在诗歌现场，我是一个诗人，而非纪委书记。”数月后，受邀参加过中国诗歌节的湖北省武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车延高在接受《怀尧访谈录》独家专访时如是说。
倘若将目光拓宽，就会发现近年来官员诗人不断涌现：李肇星，前外交部长，曾出版《青春中国》和《李肇星诗选》等诗集，人称“诗人外交家”；吉狄马加，现任青海省副省长，著有多部诗集……官员写诗是不务正业还是文化觉悟？在当今之世，它意味着什么？为此，《怀尧访谈录》专程赴武汉与车延高进行了多次沟通，试图为读者展现出官员诗人的内心世界。
车延高1956年生于山东省莱阳，其父是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八岁时，才上小学二年级的车延高，已经开始阅读繁体字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后来读《欧阳海之歌》和《艳阳天》，我看了起码六七遍。我的一个同学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了一本《世界童话》，我看了也不下五六遍。还有柳青的《创业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冯志的《敌后武工队》，这些书我都看了六七遍。看《欧阳海之歌》，我看一遍就哭一遍。”遗憾的是，爱读书的车延高没有机缘继续“读书”。1966年，他正读到小学三年级，学校就停课了。其后闹腾了几年，到十六岁那年，车延高参加了工作，成为一名喷漆工。
“喷漆是有害的工种，作业时必须全副武装，裹得结结实实。尤其是夏天，油漆挥发快，气味十分呛人，再加上密不透气的工装，一场活下来，常常满身汗水。”车延高回忆道。
在工厂工作了两年，十八岁的车延高成了熟练技术工，已经是“车师傅”了。这时有部队到工厂招兵，想换一个工作环境的车延高应征入伍。“部队在青海西宁，空气中缺氧，我们背着背包跑步，跑上十几步以后就喘不上气；晚上紧急集合，裤子穿反的，背包跑掉的，什么样的都有。”忆起往事，车延高并无怨言或不平，他觉得“那是一种难得的人生历练。”后来部队要选报务员，当时的选拔颇为严格，政治上优秀的车延高被选中担当此任。
“冬天青海冷，那个时候没空调。大教室里面，电报机的上下键之间是用弹簧顶的，可塞进两分的硬币，咚咚往下敲，练手腕的力。敲了不到半天，指甲盖就敲裂了，渗血。到了下午睡完午觉，拿那个电键就不敢动，手指钻心地疼。第二天，手指在电键上揉很久，就不敢敲那一下，最后硬是咬着牙敲下去，敲到最后，键钮上都是湿乎乎的血迹。”报务员抄报要有抗干扰能力，“抄这个信号的时候，别的几个信号在嘟嘟地响，你要始终抓住主信号抄。我记得报务队毕业时，1分钟抄报抄到了160个字。”
异常艰苦的生活，加之常年连蔬菜都难得吃上，很多人开始生病。因为用脑过度，车延高开始胃疼，腹泻，脱发。接连住院，无法上班。在这种情况下，连队安排他去喂猪。
“我喂猪的时候，就想怎么样把猪养好点，每天粉碎猪草，有时工作一上午，整个人脸上都是灰尘，就剩两个眼珠子是黑的。”粉碎猪草的时候，机器里的螺丝松了，有时候会突然脱落，飞出来的时候就从头顶过去，把旁边的铁门打出一个深坑。车延高有三次遇到这种情况，但他命大，未被击中。这期间，他开始利用休息时间尝试文学创作，并不时投稿，“大概写到第37篇稿子的时候，《青海日报》副刊发表了我的诗歌处女作。”说到这里，车延高笑容灿烂。
1981年，车延高从部队复员到地方工作。恢复高考后不久，电大开始首次招生。车延高得到消息时，距离考试还剩两天时间，他借了书躲到公园里看，天黑后就移到路灯底下看，车延高就这样进了中央电大学习。
随着工作角色的变化，为了避免读者对号入座，他由原来的杂文创作转向诗歌。近些年来，他每天凌晨5点10分起床。天光微熹，当大多数人还在梦中，他已经端坐于书桌之前写作，“诗歌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由于白天公务繁忙，创作只能“在时间的缝隙里进行”。
车延高说，“写诗让我懂得为官之道。有了诗歌这只眼睛，可以使我在日常生活时保持一种清醒，眼睛不离泥土和根，不忘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这样写作才会和社会息息相关。”
2008年1月，车延高的诗集《日子就是江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2008年5月份汶川地震，车延高写的《妈妈，你别哭了》《泪水中站立的微笑》《地球的孩子》等诗，被诸多报纸和网站转载。对于那些对地震诗歌说三道四的声音，车延高有不同的观点：“他们喜欢说自己不屑于写这样的诗。遇上重大的自然灾害，遇上奥运会这样的盛事，他说这带有政治色彩。说实话，这是个别诗人的悲剧。他并不是不屑于写，而是没有这种胸襟。”
今年1月份起，车延高的长篇散文《醉眼看李白》开始在文学期刊《十月》杂志连载，诗仙李白成为其笔下主角。就在本文截稿前不久，《怀尧访谈录》独家获悉，该系列散文即将出版。
地球奖获得者叶榄：写诗让我重新找回自信
“我姓叶，叫叶榄。树叶的叶，橄榄的榄，就是寓意着绿色和平，这也是我一生的追求。”2009年度中国当代徐霞客的获奖者叶榄，在初次与人见面时，通常会如此自我介绍。
如此单刀直入的自我介绍，有人听了会发笑。但是，当他的履历展现时，取而代之的则是敬意：1993年元旦，19岁的叶榄辞去公职，发起了为期4年的“希望工程万里行”活动，骑着自行车为希望工程劝募善款30余万元，修建了两所希望小学，资助失学儿童300余名。1997年起，他投身到环保宣传教育事业，发起“绿色希望行”活动。目前已在国内学校、火车站等场所进行过2000多场次的绿色环保宣传，直接受众人数达130万人次……
从事公益环保事业十六年来，叶榄获得过各种与环保相关的荣誉，其中包括获得中国环保最高奖“地球奖”、参加中国青年群英会和中华慈善大会，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一位诗人。
“从上小学起，我就喜欢艺术，比如绘画和书法。”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叶榄的作业本上的字就曾经挂在教室后边黑板上展览，这无疑也提升了他对文艺方面的兴趣。而他第一次诗作是在小学5年级诞生的。那是1985年，洛杉矶召开了23届奥运会，在那届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取得了鼓舞人心的佳绩。11岁的叶榄斟酌良久，写了一首这样的诗歌：“一轮明月滚碧天，万缕清辉洒人间；今日立志学女排，明日航天飞银河。”这首诗作写好后，叶榄经常念给同学们听，“自然是赢得了好多艳羡之声，大家都说我小小年纪会写诗，了不起！”
上初中二年级时，叶榄担任班级的班长兼团支部书记，每周组织一次班级诗歌朗诵会。“我和其他同学不一样，我朗诵的是自己原创的诗歌。”叶榄记得自己曾满怀深情地朗诵过自己创作的一首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灿烂文化的诗歌，“诗有几十行，当我朗诵完毕，我们的老师激动地对全班同学说：‘叶春东(叶榄的原名)以后会是一个文学家!’”
“以后会是一个文学家”的鼓励和赞扬并没有让叶榄感到振奋，“我那时的理想是当一个诗人，不太喜欢‘文学家’这个称谓，以为不过是搞文字修辞那一套的老学究而已。”
那时候，叶榄对诗歌的迷恋令人惊叹。有一天晚上，他挑灯写诗，夜深犯困，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放在收音机上的蜡烛燃完后，引燃了收音机的塑料外壳，收音机又引燃了窗帘布，一时间火光弥漫。“幸亏我哥哥及时发现，用被子把火扑灭，否则我们俩可能都要葬生火海了。”提及此事，叶榄哈哈大笑，但因为这件事，“我父亲大发雷霆，不许我晚上写诗。”
在写诗过程中，对叶榄影响最大的人，是一位美女音乐老师。叶榄告诉《怀尧访谈录》，直到现在，他还清晰地记得，那位老师叫郭树瑜。“郭老师年轻漂亮，歌唱得很好。她喜爱文学，有很多文学方面的书籍，还借给我看。她的男朋友是个诗人，出过两本诗歌小册子。”
这让叶榄深受启发，他用笔记本做成诗集，抄录自己创作的诗歌作品，并郑重地命名为《叶春东诗集》。这部手抄诗集在同学们手中广泛传阅，“遗憾的是，我的第一本诗集在传阅过程中不慎被人弄丢了，我为此懊恼了很长时间。”1989年，当时县文联举办诗歌赛，叶榄以一首《无毒蛇》的诗歌，荣获三等奖。这让一个喜欢写诗的少年雀跃不已。
天有不测风云。15岁那年，叶榄的父亲因病去世，由于家境困难，已经考上县重点高中的叶榄无奈辍学。在老家务农期间，这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还做着自己旖旎的诗歌梦。
“那段时期我写了大量的诗歌，有时一天能写10多首。”按照当时的政策，不久，叶榄到了父亲生前所在的乡粮管所上班，这是1991年的元旦。“有了工资之后，每次到县城，我都要到书报亭购买《诗歌报》《诗刊》《星星》等诗歌刊物。”阅读诗歌让叶榄的心变得更加柔软。1992年，叶榄无意间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有关希望工程的报道，他埋在心底的失学之痛被深深地触动了。想了一夜，他决定单骑走遍全国，宣传希望工程。
“1993年元旦，是我生命中一个最为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我辞去公职，开始投身公益事业。”此后，叶榄的诗歌也随之发生改变，他不再满足于对个人内心世界的描写，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在目睹了太多的失学儿童和他们的生存状态后，在一首叫《希望在脚下延伸》的长诗中，叶榄如此写道：“这里没有鳞鳞广厦/只有野火昏灯破屋烂楹/这里没有鸡鸭鱼肉/只有饥饿的肚皮渴望的眼睛…”
1997年，叶榄结束“希望工程万里行”，开始环保宣传，他觉得，“在中国，往往一个孩子会影响一个家庭。”他把宣传对象锁定在中小学生，并时常到学校义务演讲。叶榄在广州越秀区东风西路小学讲到了氟里昂对环境的种种危害，不料几天后，有位家长在街上认出了叶榄，向他大倒苦水。说自己的孩子听了叶叔叔的课后，哭着闹着不许家里人开空调，说是会产生氟里昂，破坏臭氧层。结果大热的天里，一家老老小小都只好陪着小皇帝捱热，最后实在熬不住了，每人买了一台小风扇。”正是这样的一些小事，让叶榄倍感振奋。
从发起环保行动到今天，叶榄写下了一千多首环保诗歌。“我学历不高，出过几本小书，上不了中国作家富豪榜，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诗歌让我找回信心，它融进我的血液，直入我的灵魂深处。”
新民谣领军人周云蓬：写诗让我有了荣誉感
2006年前后，在位于北京大山子“798”艺术区的废弃厂房里，摇滚明星崔健遇到了一位画家。闲聊中，崔健被画室里播放的音乐打动——他听到的，正是周云蓬的音乐；有赛车手和作家身份的韩寒，曾经在博客发表文章《期待我们往日的灵魂附体》，“我推荐一首歌给大家，周云蓬的《不会说话的爱情》。”该文的标题，即来自这首歌。
在接受《怀尧访谈录》独家专访时，周云蓬一直抱着吉他，手指不停地撩拨琴弦，“隔一阵不练，手就会僵硬了，这种技术性的东西没法偷懒。”那个天气沉闷的午后，他的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及肩的长发遮住了三分之一的脸。在见到我之前，因为感冒，他刚去过医院。采访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他一直一动不动，仿佛一位得道的高僧。
1970年出生于辽宁的周云蓬，整个童年充满了火车、医院、手术室和酒精棉的味道。三四岁的时候，周云蓬患上眼疾，四处求医但收效甚微。“六岁时去义乌一个老中医那儿治眼睛，途中经过杭州。妈妈当时给我买了一本名叫《西湖民间故事》的书，念给我听。六和塔、飞来峰、黄龙洞的传说都令我心驰神往。”九岁完全失明，从此，耳朵便成为他的双眼。
后来他成为沈阳盲校的学生，无事就背唐诗宋词，或读泰戈尔的《飞鸟集》，还学会了弹吉他。“那时我的看书方式是教别人弹琴，教一小时琴，对方帮我念两个小时书。”用这种方式，少年时期的周云蓬听了大量的经典著作，他的内心世界变得越来越广阔。
多年后，周云蓬在和朋友聊天时说，“我一直梦想着写作，当一个大作家。”上世纪80年代，他的偶像是托尔斯泰、泰戈尔。他喜欢去书店，进去就用低沉的嗓音问：“有没有《浮士德》？没有？那《战争与和平》呢？”那时，他读书主要靠去图书馆借阅盲文书籍。
19岁那年，周云蓬考取了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大学期间，他喜爱艺术，喜爱音乐，喜爱电影，喜爱昆德拉的作品，并且开始写诗。“1989年时，我在《辽宁青年》上发表了诗作，一下收到二百封信。那时感觉到有种荣誉感，上学每天必须到收发室去问‘有信吗？’”大学毕业后，周云蓬被分配到一家色拉油厂，“拿着不用做事的工资，像狗一样活着。”1995年，他说服父母，告别“狗活”，背着吉他去北京。
周云蓬的好朋友、作家沙漠舟在接受《怀尧访谈录》采访时透露，2003年，自己曾做过几次周云蓬的“拐杖”——“带他去城里的酒吧唱歌。他每晚可得报酬150元左右，打车回来就要花掉五六十元。他爱喝酒，常常在酒吧豪饮至醉，也常常一个人孤独地在香山的一个路边烧烤小店以羊肉串下酒。有一个深夜，他唱完歌和我打车回来，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好在，周云蓬并没有绝望。有媒体曾经评论：“周云蓬能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这让周云蓬有些不舒服：“这个话的潜台词是我应该死了才好。什么叫我活着就是奇迹啊，任何一个人活着都是奇迹。”随即他解释道，“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来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这种感觉可能一两年内摆脱不了，2004年之后才渐渐肃清了这种流毒。”
2004年，周云蓬的第一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横空出世，许多音乐爱好者开始相互打听“谁是周云蓬”；2007年4月，他的第二张专辑《中国孩子》问世，其主打歌《中国孩子》使很多听众为之垂泪：“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急了他们会把你吃掉/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2008年秋天，周云蓬凭《中国孩子》获得“第八届华语传媒音乐大奖”颁发的“最佳民谣艺人”、“最佳作词人”两个奖项。
有很多人人听过周云蓬的歌后，说他的歌词“很有诗歌的味道”——他们不知道的是，周云蓬，其实是“潜伏”在音乐界的诗人。“如果需要，我可以把诗歌换成歌词。”他说。
今年春天，周云蓬发起了一个帮助贫困盲童的计划。他给这个项目取名叫“音乐照亮生活”。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出版一张《红色推土机》的民谣专辑，专辑销售的全部收入将作为此计划的启动资金，购买mp3、乐器之类的物品，直接送到盲童手上
周云蓬说：“我无法承诺为某个盲童带来一生的幸福，这个计划只是一声遥远的召唤，就像你不能送一个迷路的盲人回家，但可以找一根干净光滑的盲杖，交到他手中，路边的树、垃圾箱、风吹的方向、狗叫声、晚炊的香气，会引导他一路找回家门。”
采访结束后，我请周云蓬在《中国孩子》的专辑封面上签名——他答应后，小心翼翼地抓住笔，摸索着，奋力而缓慢地、一笔一划地，写下一个歪歪扭扭的“云”字……
中国图书调查报告：畅销书的8个终极秘密
经济危机下的图书阅读呈现出哪些新的改变？2018年，纸质书就要死亡？结合本年度中国作家富豪榜的调查采访，我们推出畅销书启示录，为广大读者揭开谜底。
一 少儿图书销量最好
在采访中《怀尧访谈录》发现，今年国内的主要图书销售城市，如北京、上海、西安、武汉等地，销量最好的图书类别中，位列前三的分别是少儿、文学、生活。其中，少儿图书市场堪称木秀于林，其增长率明显高于图书市场的平均增长率。市场表现最好的两位本土少儿文学作家，分别是郑渊洁和杨红樱。
2006年1月，“童话大王”郑渊洁的作品汇集《皮皮鲁总动员》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截止到2008年12月，这套作品集共销售出1500万本，相当于3年来平均每天卖出13698本。进入2009年，《皮皮鲁总动员》的销量更是大幅上升，仅2009年2月期间，就销售出100多万册。另外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其“杨红樱校园小说系列”“杨红樱童话系列”“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笑猫日记系列”，总销量接近3000万册，相当于10年来平均每天卖出8219本。由于金融危机和甲型H1N1流感的影响，今年少儿图书市场格外风光，暑假期间销量尤佳，不少家长选择给孩子买书，以此减少他们的上网时间和户外活动。
少儿图书销量惊人，原因并不复杂：由于工作忙碌和琐事繁多，家长自己看书的时间越有限，越希望自己的孩子多读书，所以在给孩子购书时，从来都不含糊。正所谓，“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句话的背后，体现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本质上都是“向下”的——父母忙碌一生是为了下一代，爷爷奶奶忙碌一生是为了第三代……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可知，我国2007年全年出生人口是1594万人，2008年全年出生人口1608万人。这种“婴儿潮”必将带来各类消费需求，衣食之外，数以千万计的小家伙日益长大，他们开始接受教育，阅读即为一种学习方式。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少儿图书作为“婴儿潮”经济链上的重要一环，必然会继续发挥其优势，在图书市场大显身手。
二 广告狂人进军书业
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人人均每年阅读图书0.7本，韩国的数字是7本，日本是40本，俄罗斯是55本。这也许是许多人抱怨国人不愿意读书，哀叹行业没落的一个注脚。真是大家不愿意读书了吗？那为什么一张电影票的价格是一本书的数倍，看电影的人却络绎不绝？
对此，北京读客图书有限公司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他们认为，图书在营销上出了问题。
这家成立不过三年的图书公司，所有出品单本销量超过20万册。而与此同时，中国图书平均销量是6000册，也就是说，读客图书是行业平均水平的33倍。原因何在？《怀尧访谈录》调查后发现，这家公司的幕后老板华楠，是广告界顶级精英。他服务的客户有黄金搭档、葵花药业、三精蓝瓶等……华楠说，“大量的好作品没有被阅读，不是因为大家不愿意阅读，而是营销的问题——你没有给读者一个购买图书的理由。”另据《怀尧访谈录》了解到的信息，今年10月，引起诸多娱乐记者关注的著名娱记杨慧子影射名人隐私的系列小说《将爱》，其背后营销操盘手李青，同样是国内知名的广告精英。
广告狂人进军书业，将快消品的营销理念带入书业，无疑构成了对传统模式的一次颠覆。
三 符号作家销量不愁
什么是“符号作家”？就是在作品之外，代表着某种精神气质的作家，比如郭敬明和张爱玲，前者是少男少女的最爱，是青春期明媚和忧伤的代名词；后者是白领小资的偶像，是对物质生活和内心世界有所追求的集大成者。写作者一旦成为符号作家，销量自然不用愁。郭敬明的一段自白，就是最好的注解。
“四爷我出道也有8年了，自己签售也有个百十来场了……但是，就连四爷我，都没有过这种从下午6点签到凌晨1点的壮举啊……太震撼了……当我和文学之星的四个小崽子以及落落七堇年等，到达西单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我们是直接到达的一楼。而队伍是在三楼四楼买书，然后下去地下一层地下二层排队。所以，我们不会直接面对到人群。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不断地问工作人员：‘还有多少人啊？’‘四千’。‘还有多少人啊？’‘四千。’”这是2009年7月17日，郭敬明对自己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售现场的描述，“那天现场卖了一万五千多本。”另外一位符号作家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出版后，同样引起白领的狂热追捧，上架两个月时间，全国销售总量突破60万册。
四 电子阅读正在升温
去年我们在《畅销书启示录》中曾指出：电子阅读正在悄然流行。一年后，这种趋势已经变得愈发明显，为更多人所关注。公众正在逐渐适应阅读电子图书。怀尧访谈录了解到，中国移动推出的手机阅读平台，用户已达200万人。不惟国内如此，国外对电子书的重视也非同一般。
在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据说最抢眼球的不是诺贝尔得主赫塔·米勒，而是近500家厂商带去的电子书阅读器。今年9月期间，德国的一家出版业杂志《书业报道》针对84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出版人进行了一项调查。在调查中，50%以上的人认为，到2018年数字化出版将超越传统的纸书出版，纸质图书将死亡；10月，谷歌数字图书馆因收录数百位中国作家作品的简短预览陷于“侵权门”……纸质图书电子化的趋势，似乎已经很明朗。面对这一现象，内容提供商并没有惊慌失措，著名畅销书策划人闫超的观点颇具代表性，“阅读永远不会消亡，改变的只是阅读的方式和内容的呈现方式。只要有读者存在，就没什么可担心的。现在我们卖的是纸质书，以后真的图书电子化了，我们就卖电子书。”
五 民营书商身份合法
对于全国1万多家民营图书公司或工作室来说，今年4月是福音月，在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民营出版获得肯定。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解读这个政策时公开表示，民营资本将被吸纳参与出版行业融资。
这意味着，长期以来由于只能从简单的书号合作，到项目合作、挂靠出版社，缺少合法身份的民营书商，今后将被允许以合法身份参与出版行业经营。
2009年4月25日，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就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合作，双方共同出资1个亿，成立了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公司，凤凰控股51%。大书商有了新东家，前者解决了身份、出版权问题，后者则可借民营企业的灵活性和新鲜创意，以及对市场的超强运作能力，提升出版社的品牌价值，可谓优势互补。
六 健康养生身心灵火
去年大行其道的健康养生类图书，今年风头不减。《求医不如求己》(该系列书籍的累积销量已突破1000万册)、《不生病的智慧》《从头到脚说健康》、《温度决定生老病死》等畅销书依然势头强劲。“身心灵”类图书因安抚人心也渐成书市热点。这类图书的热销毫无疑问与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质量有关。
七 引进书热输出遇冷
目前，我国图书引进和输出仍然严重失衡。每年引进图书一万本左右，输出才两千多本。引进的图书，大多销量不俗。在当当网2009上半年的小说类畅销榜中，引进版图书占到前十名中的三席，分别是《三杯茶》《追风筝的人》《暮光之城》。相比之下，我们输出图书的海外表现实在令人尴尬。畅销书《狼图腾》在海外水土不服，销量平庸。中国小说到底怎么样能够传播，这是一个问题。
八 跟风书遭读者抵制
2009年1月，一本名为《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教育类图书迅速走红。该书上市不久就登上当当网热卖榜，迄今持续在榜时间超过40周；在卓越网同类热销商品中，同样位居第一。2009年8月，一本名为《好爸爸胜过好老师》的跟风书悄然上市，原本想借风沾光，不料遭到读者恶评。此类的事情在中国图书市场，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前几年是悄悄跟风，取一个和畅销书相近的书名，到现在已经是明目张胆，愈演愈烈。在采访中《怀尧访谈录》还了解到，无论跟风书怎么折腾，其销量都很少能超过原作。
调查手记：让一部分作家先富起来
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引人深思的是，此后一年，中国图书市场却有“逆风飞扬”之势。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1至5月份，文化产业平均增幅达17%；图书产业亦有增长。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版税已经不再是某些作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其收益开始明显多元化，一夜之间变身亿万富翁，不再是天方夜谈。2006年“中国作家富豪榜”榜首作家余秋雨，就是典型代表。他的投资意识，在作家群中堪称先锋。
2000年，余秋雨以作品入股“中文在线”，成为该网站的股东；2004年，投资参与组建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09年10月26日，徐家汇商城上市在即，余秋雨名列十大股东之一，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分析人士表示，“只要徐家汇上市后股价能达到20元，余秋雨的持股市值就会突破亿元大关。”余秋雨是国有资产的攫取者还是投资家？那是另外一个议题。
像余秋雨那样，找准投资机会，无疑是好的选择。此外，一本书的收益，不再简单停留在实体书销售的版税，更大的收益，是衍生产品的开发和数字版权、电影版权、电视剧版权、舞台版权、海外版权的综合收益。我们期待这种模式可以让一部分作家先富起来。
2009年2月28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通过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全球网民进行了在线交流。在两个多小时的在线交流过程中，温家宝总理回答了网民提出的30多个问题，同时也透露了他最近所读的书，以及他对倡导全民阅读的热切期盼。“我非常希望提倡全民读书。我愿意看到人们在坐地铁的时候能够手里拿上一本书。”温家宝说，“我一直认为，知识不仅给人力量，还给人安全，给人幸福。多读书吧，这就是我的希望。”
温家宝的愿望如果成真，中国收入过亿的超级畅销书作家将成批诞生。当作家们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时，我们经常提倡的“文化大国”和“文化软实力”，也就有了最生动的注解。
中国作家富豪榜制作说明
1.首先我们要向通过汉语写作合法致富的作家们致敬，他们是汉语尊严和自由的捍卫者。
2.本年度中国作家富豪榜相关数据调查从8月底即展开，调查地区包括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国内主要图书卖场的最前线；采访得到诸多作家、出版社、图书市场批发商、印刷厂、网上书店的配合和协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3.图书选取时间主要为2008年11月25日至2009年11月25日，期间中国(暂不含港澳台地区)作家的最新作品以及其他主要著作加印的册数，一些影响较小的作品因统计的困难不计入内；个别去年未入榜但作品畅销到一定数量的作家，今年亦榜上有名。
4.因著名和非著名作家的版税不尽相同，今年的版税率我们以10%为基数，根据实际情况和调查结果因人而异，以期最大程度地反映出作家的真实收入。此外加入大陆财经作家的版税收入，需特别说明的是，个别作家的版税足以上榜，因其非大陆居民，暂不录入。
5.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我们无法把作者作品所有版本的印数统计出来。另外，部分作家的作品在影视改编方面获得的利润也很可观，有些远远超过实体书稿费，但这毕竟属商业核心机密，且相关的编剧费用差距玄虚，所以在排名时，我们依然仅以图书版税计算。
6.作家版税总数根据以上几点折算而得。与真实状况存在差距之处，敬请各界理解。（据长江商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