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上网写字不能叫创作 警惕庸俗化的泛滥(2)

　　读书报：很多人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文坛，但是我注意到，您80年代的作品反而不如后来的《羊的门》更有冲击力。

　　李佩甫：80年代是中国作家的阅读期，所有的作家都张开毛孔吸收西方所有的文学元素和营养，中国作家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的一句“多年之后”打垮了，走不出这个“多年之后”。作家们都在模仿，所谓先锋小说就是仿制好的产品。包括我自己也写过意识流，有的作品也被《新华文摘》等报刊转载，但是不成功。

　　这里有个“化”的问题，仿制很多，完全本土的作品还没有“化”过来。中国作家拿出本民族的文本是一个难题，这是5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困境，也是瓶颈。当年好像我们认为中国作家已经快捉到那只鹿了，鹿就在眼前了，走着走着，前方突然失去了目标，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对于中国作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学在亚洲并不落后，比如印度［裔］的奈保尔、土耳其的帕慕克，日本的大江健三郎，中国一线作家的作品跟这些作家相差无几，但是跟世界上最好的作品相比还是有差距，瓶颈就是文本建设。

　　中国作家失语了

　　读书报：《生命册》在文本上尝试了新的探索。

　　李佩甫：我用树状结构的写法，以一个人的内心独白作为树干，主写一个人的成长背景。树状结构很容易写散，所以书中埋藏了很多隐笔和伏笔，比如说“见字如面”，“给口奶吃”，“汗血石榴”，都是隐笔，是结构上的铺垫，是开启这部长篇的钥匙。有些人物尽量贯穿始终，情绪是完整的，语言走向比较一致。

　　我在文本形式上做了探索和实验，用内心独白写一个人50年的心灵史、成长史，他身后的巨大背景作为树枝的分杈来表现，就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把人当作植物来写。

　　读书报：我想很多作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难道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成功的尝试？

　　李佩甫：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作家写出一批很好的作品。中国改革开放后变得多元了，社会生活丰富了，中国作家失语了。一个民族的文学应该走在时代前面，可是当代生活中，作家思考的时间不够，文学不可能跟生活同步。

　　读书报：当年《羊的门》引发的争议，对您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李佩甫：《羊的门》其实是写土地的，我集中了这块土地最尖锐的问题，更多的是对阶段性的社会生活的反思，更多的是批判意义。文学本身就是对社会的批判和修正。写完后书出了，我觉得这是我要写的。曾经有一个晚上，好象满天空都是飞舞的钞票，但是很快被一阵大风吹得一张不剩。当时我有点沮丧。但是对我的创作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仍然一直想写平原。我清楚我是写平原的，不可能有人超越“我”的平原。

　　读书报：河南作家走出来的特别多，您有没有面临这样的机遇？

　　李佩甫：河南作家基本上埋头创作不饰张扬，我也属于这样的“土著作家”。多年前，作家刘恒曾经问过我，说你愿意来北京吗？我说我是个外省作家，北京太喧闹。我就是写平原，写土地，就是人与土地的对话，写植物与土壤的关系。

　　读书报：年轻一代作家，似乎还没有太有分量或能够被人们记得住并广为流传的作品，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李佩甫：我们完整地经历了社会形态的大变革，我们见识过两种形态的生活带来的不同的好的因素和恶果。很多年轻作家没有这个经历和见识，作品就不一样。

　　读书报：您对自己有怎样的期待？

　　李佩甫：我还会写，不过会有一个充电期。创作不能太功利，首先要把它变成精神的事情，变成产生快乐的事情，虽然创作在某一个阶段是苦的。